【张晓新 邓洪波】2020年书院研究综述

栏目: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24-01-04 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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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书院研究综述

作者:张晓新 邓洪波

来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1,张晓新 邓洪波

 

摘 要:2020年书院研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全年共发表期刊论文302篇,其中学位论文45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文献47篇,出版学术专著30部,这些研究以教育学、历史学、建筑艺术等学科为主流,涉及传统书院和当代书院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传统书院研究与当代书院研究“双峰并峙”的状况还在持续,传统书院研究在已有的研究范式下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当代书院研究则侧重实践型应用,二者共同推动书院研究领域迈向纵深发展,但二者之间的借鉴和交流仍存在不足,需要引起研究者注意。

 

关键词:书院研究;研究综述;传统书院;当代书院

 

2020年书院学领域持续产出许多优秀成果,这些成果包含多种类型,涉及多种学科,本文通过对2020年书院学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和归纳,力图从宏观上呈现书院学研究的全貌。

 

一、成果概况

 

2020年书院研究涌现了相当多的成果,其中期刊论文302篇,学位论文45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44篇) ,会议论文5篇,报纸文献47篇,出版著作30部。

 

从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来看,教育学占整个书院研究的比例最大,超过半数的书院研究论文出自教育学领域;其次为建筑科学和历史学,占比约6%~7%;其他如美术、城乡规划与市政、文学、政治、哲学、考古及图书情报学都有涉及到书院研究领域,占比约3%~4%。学位论文中,以艺术设计与教育学领域为主,分别为12篇和9篇,占比27%和20%左右,中国史学科论文有6篇,占比13%。会议论文5篇,教育学学科论文3篇,占比为60%,其余2篇分属版本学与历史学。

 

2020年书院研究领域出版专著30部,成果颇丰,著述内容包括书院文献资料的整理,如书院志、书院课艺等,这类资料型整理著作有10部,占比33%;学术性研究著作10部,涉及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以教育学为主,占有4部,占全部书院学著作的比重为13%左右。此外,还有10部书院著作属于书院介绍、概述类性质的大众普及性读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某个书院的具体介绍,如文庙书院、上饶书院、严洲书院等,这类著作有6部,分别介绍了6家书院;还有一类是对书院的普及性介绍,如《书院寻踪》[1],收录了57座古代著名书院遗址的寻访札记,《中国古代书院园林》[2]介绍了中国古代书院园林的历史变迁等,此类著作本年度有4部出版。

 

综合来看,2020年书院研究仍然可划分为关于传统书院的研究与当代书院研究两个大的领域,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二、关于传统书院的研究

 

(一)书院文献研究

 

本年度书院文献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包括对书院文献开展的整理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围绕书院文献所开展的学术性研讨。

 

首先,这体现在个体书院的文献整理上。台北成文出版社对陕西省的5所书院文献进行了整理,分别为《陕西省味经书院志》[3]《陕西省华原书院志》[4]《陕西省弘道书院志》[5]《陕西省太华书院会语》[6]《陕西省关中书院语录》[7],均根据明清时期刊本影印,对陕西省的书院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宁波出版社《姚江书院志略》[8],依据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增订本点校,收录有关姚江书院的各类文章三十余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由厦门大学出版的《玉屏书院课艺》[9],采用清光绪七年(881) 玉屏书院刻本,收录120篇玉屏书院历年优秀课卷,附有点评,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其次,书院整体文献的整理也获得了新进展。由邓洪波教授主编的《中国书院文献研究》[10]和《近百年书院研究论著目录》[11],前者收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学者对各类书院文献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章及著作节选,附录了约167种书院文献的书目提要,在介绍传世的书院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呈现了书院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后者收录近百年来有关书院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书院研究领域展现百年来的学术脉络,对于学者迅速了解百年来书院研究的整体概况具有提纲挈领般的指导价值。

 

最后,立足于文献整理工作基础上,聚焦书院文献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突破。贾素慧《书院文献的出版价值——以〈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为例》[12],详细介绍了“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的此项成果,充分肯定了书院专题资料丛书出版的价值,并列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的总目,有助于促进《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的广泛传播和深度利用。刘霞《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及其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13]不仅详细梳理了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的修纂状况,还将其学术价值归纳为记录书院微观发展历史的“档案”、见证地方是人文化生活和理想的历史记录、描绘巴渝山川地理及人文精神的优美诗章三个方面,并认为重庆古代书院记对当代校园文化建设、书院文化遗存和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书院志的编纂并不是单纯地收集文献按类编排,它客观上受时代限制、政治导向、编纂者意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本年度书院文献探讨的核心议题。邓洪波教授《明刊本〈明山书院私志〉考》[14]一文,利用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明山书院私志》,详细考察了明山书院建院修志的历史,指出明山书院的前身乃明山书舍,而非文清书院,《明山书院私志》乃正德间刊本,其流传有序,由天一阁到许厚基,再到黄裳,经由黄裳而藏入上海图书馆,它的撰述者应为汪玉,而非首任山长周广。刘艳伟《朝廷功令、个人意图与书院志编纂——以清代两种〈白鹿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15],对清代廖文英和毛德琦所纂《白鹿书院志》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毛德琦所纂《白鹿书院志》乃是在继承廖文英版本的基础上,为迎合康熙年间推崇程朱理学的“圣意”,进行内容增删、卷次调整的结果。肖红兵的论文[16]再现了《东林书院志》曲折漫长的刊刻历程,作者指出,东林书院曲折的历史内涵与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前后继承编刻《东林书院志》的情愫,而参与撰修《东林书院志》的大部分东林学者生平事迹不详,也反映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人在典籍整理、保存、出版中的艰难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院志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张劲松《档案册:论晚清义宁州的书院志》[17],详细探讨了晚清时期在江西义宁州出现的大范围的书院志编纂现象,这些书院志的内容主要包括捐名档案、院产档案、公文档案、规条章程及译文等,形成一种志书形态的档案册文献,这是我国书院志文献发展出的特殊形态,是值得书院研究界关注的现象。

 

(二)书院与学子士人研究

 

书院并非抽象的存在。读书人作为书院的主体地位,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认识,书院与读书人的关系密切,使得有关书院学子士人的研究构成了书院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变化,体现在对普通学子士人的研究得到了重视,与此同时,著名的、核心的书院学子和士人研究也仍然在延续。

 

2020年度,书院与士人的相关研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李占萍所著《晚清民国时期保定莲池书院学子从业实况研究》[18]。该书围绕保定莲池书院学子的从业历程进行分析,展现了晚清在社会变迁中的莲池书院学子生平及从业概况,其研究方法注重个案分析,对部分莲池书院学子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从业状况进行了详实地考订,在著述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莲池书院学子“以文化教育的传承为己任,在兴事创业中培育了自身的科学理性精神和独立反省意识,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这样的研究深度值得肯定。

 

在书院的发展史上,不乏先贤名宦的身影,研究这些人物与书院发展的互动关系也是传统书院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黄漫远《清末书院生徒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经历——以南菁书院蒋维乔为例的考察》[19]典型的个案研究,作者对南菁书院生徒蒋维乔的职业生涯进行了完整地梳理,以蒋维乔为代表,折射出了书院改制、科举停办、西学冲击浪潮下的近代知识人的职业选择,可视为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知识人社会结构变动的缩影。王胜军《清代云贵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论略》[20]考察了清代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学人与书院发展的密切关系,指出儒家文化在边疆多民族地区传播中,对晚近中国大一统认同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该研究关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相关研究以往较少涉及,拓宽了书院研究视野。

 

此领域较为突出的研究切入点,还有书院与各时代理学大宗师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也是历来书院研究领域重视的研究议题。本年度集中于王阳明与书院关系的探讨,论文《王阳明与中晚明贵州书院精神》[21]与《王阳明的书院讲学活动及影响》[22]对王阳明在贵州创办书院的历史渊源,以及其侧重平民化讲学及新学启迪进行了阐述,并指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推动了古代书院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对吴汝纶与书院教育改革的探讨[23]、陈宝琛在江西学政任内开展的书院教育整顿[24]、严如熤在山南书院开展的教育实践[25]、张鹏展任桂林秀峰书院山长的确切时间考辨[26]等研究,从多个方面对士人在推动书院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充分展示了书院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各类型学子、士人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三)书院与教育关系探讨

 

教学是书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围绕书院教育进行探讨也是传统书院研究领域不可绕开的部分。2020年在书院教育领域,有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概括言之,可分为对传统书院教育精神及价值的探讨,以及对某一历史阶段的书院具体教育实践的阐述。

 

对传统书院教育精神及价值的探讨。张晓婧的研究专著《中国传统书院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7],系统阐释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和鲜明特色,并深入探讨了其时代价值,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李乾明《南宋书院的大学精神研究》[28]是从教育哲学史角度开展研究的教育学专著,其结论认为,南宋书院的大学精神是理学与书院融合表现出来的哲学品质,本质是伦理理性,这样的大学精神对当下的高校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此外,有学者探讨了朱子学功夫论对清代台湾书院教育的影响[29],还有学者对晚清福州致用书院的教育实践进行了详细探讨,指出复古与趋新并存是其主要的教育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致用精神的一体两面。[30]这些研究立足于传统书院教育精神及价值的探讨,目的在于深入挖掘传统教育的内核,实现其当代价值的转换。

 

对某一历史阶段的书院具体教育实践的阐述。这部分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分析为主,邓洪波教授等《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31]在挖掘明代书院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科举史、学术思想史以及地方文化史等多方面史料,全面呈现了明代书院以“五经”、通鉴类和纲目体史书为主的历史教育,并指出明代书院的历史教育有依附于理学的浓厚色彩。朱汉民教授《宋代书院的〈四书〉学教育》[32]认为,由于理学思潮与书院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宋学在书院的传播,南渡之后,理学化的《四书》学教育与书院的关系日益密切,文章详细论述了张栻、朱熹、陆九渊等人在书院教育中对《四书》学的重视,指出宋儒正是希望通过《四书》学的教育,使得士子能够达到“学以成圣”的境界,进而实现宋代士大夫“道治合一”的政治理想。李振《晚明书院教育对文人画审美理念传播的影响》[33]探讨了明代中晚期,受心学影响的书院教育对思想界和艺术界产生了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文人画的审美理念,其研究角度新颖,值得借鉴。

 

(四)书院藏书、刻书研究

 

藏书与刻书是古代书院重要职能之一,对书院藏书刻书活动的研究,是传统书院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度在书院藏书与刻书领域,主要偏重对具体书院的藏书研究,也即个案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陆深与俨山书院刻书研究》[34]在梳理陆深的生平事迹以及与陆深及其俨山书院密切相关的陆氏家族成员活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陆深在史学、目录学上的学术理念与思想,并根据陆深所在上海地区的书院文化背景,考察其创办俨山书院的缘由,挖掘陆深的书院情怀,归纳和总结了俨山书院参与刻书的目录。并以其刻《古今书海》为例,详细考证了俨山书院的书籍编纂与刊刻情况,肯定了陆氏家族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将藏书刻书与家族进行了关联研究。此篇论文主要论及陆深及其家族成员在书院刻书的成就,遗憾的是对书院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关系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汪洋《广雅书院藏书述略》[35]、漆良蕃《白鹿洞书院藏书史探究》[36]、陈明利《唐及五代时期的福建书院及其藏书》[37]分别对广雅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福建地区书院的藏书事业进行了探讨,内容涉及书院藏书来源、类型、管理制度及历史渊源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论文作者都来自图书馆界的研究人员,说明书院藏书所具有的一些与近代图书馆藏书相类似的特征,已受到图书馆界关注,书院藏书研究正向着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发展。

 

(五)书院经费研究

 

书院经费是维持书院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针对书院经费开展专题研究也是书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年度书院经费的相关研究也不乏有深度的作品,其研究角度大体以选取某一时间段开展个案分析为主。

 

陈月圆和龙登高《清代书院的财产属性及其市场化经营》[38],借助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选取清代的书院为研究切入点,讨论清代书院独立于“官产”、“私产”的“公产”属性,揭示了书院作为公益法人的可能性,并指出这是书院创建与长期经营的制度基础。该研究将书院作为我国历史上公益法人制度的代表之一进行探讨,这在书院研究领域尚属首创,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蒋宝麟《晚清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39]一文,系统论及晚清书院改制学堂时期教育经费的转化问题,阐明了传统教育经费逐渐转向学堂并制度化的过程,并认为经费用途的转化对于清廷后期废除科举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篇论文立足于书院改制时期的教育经费转化问题,选题角度新颖,对书院改制的相关研究是极好的补充。

 

其他有关书院经费的研究还有《明清时期大同地区书院及经费来源探究》[40],它考察了明清时期大同地区书院的经费来源,将其分为皇室赏赐、政府拨款及私人捐赠形式,同时指出书院开展的自主经营活动也是其创收的重要来源。而《中国古代书院经费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41]一文,则对当前古代书院经费问题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综合归纳,认为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书院经费筹措、管理、个案研究以及当代启示四个方面,个别朝代、地区以及著名书院存在重复研究等现象,深度的个案性研究也有不足。

 

(六)书院祭祀研究

 

祭祀是书院重要的职能之一。本年度有关祭祀的书院研究论文有4篇,专著1部,虽然数量不多,但各有特点,分类论述如下:

 

传统书院祭祀研究。《古代书院祭祀文化中的中国尊师传统》[42]从祭祀对象的选择、祭祀仪式的举行等方面,探讨了书院祭祀在树立尊师重道观念中的重要作用,属于较为传统的书院祭祀研究范围。杨铮铮的专著《岳麓书院儒家信仰文化研究》[43],在梳理岳麓书院信仰文化的文化源脉与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岳麓书院信仰文化的信仰理论体系、传承教化体系、祭祀崇拜体系,深入探讨了祭祀文化与儒家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也属于传统的书院祭祀范围领域。

 

引入空间场景理论的书院祭祀研究。本年度出现两篇结合空间场景理论来探讨书院祭祀文化的论文,分别是《湘赣地区民间书院祭祀仪式与空间场景研究》[44]与《岳麓书院祭祀空间、仪式及其教化功能》[45],它们将书院祭祀活动的空间场景作为研究对象。前者关注仪式活动本身的媒介效应,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了书院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交流与沟通的场域,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后者考察岳麓书院祭祀空间的变化,指出其祭祀空间、祭祀任务的变化代表着一个时代学术风气的走向,这些研究关注到祭祀与空间场景理论的结合,属于书院研究领域的新拓展,预示着在传统书院的研究领域,已开始注入新方法和新理论。

 

此外,与上述研究不同,《张廷济藏〈元代山谷书院祭器〉拓片小考》[46]通过对元代山谷书院祭器拓片进行详细考证,对铭文信息中涉及的书院位置和器物铸造地点进行了推测,为书院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拓宽传统书院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七)书院与学术发展研究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术流派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得书院和学术研究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本年度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乏佳作。

 

朱汉民教授《宋代书院会讲的两种形态及学术意义》[47]通过对朱张岳麓会讲与朱陆鹅湖会讲的比较研究,指出前者属于“求同”性质的会讲,后者属于“求异”性质的会讲。而两种类型的会讲在客观上都推动了宋代不同学派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术发展,对宋代书院多元化教育流派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从宋代书院的会讲形态出发,仔细阐述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和借鉴有助于学术发展,进一步论证了书院与学术发展互为一体的关系。

 

本年度有关书院与学术的其他研究,集中在对清代书院与学术关系的探讨。郑州大学博士论文《清代中州书院与中州文学研究》[48]是本年度书院研究领域唯一的博士论文,书院是清代中州学术、文教的中心,其培养的人才为地方文教事业乃至中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在对中州书院历史渊源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州书院的文学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指出对课试活动与科举文教育的重视,属于清代中州书院官学化加强的表现。《清季民初北学嬗变述论》[49]以清季民初为时代背景,围绕莲池书院为核心的北学重振思潮,指出在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人的努力下,莲池学派成为清季民初学坛、政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阐述了莲池书院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学术阵地的意义。

 

此外,本年度还有学者关注到书院与传教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学术传教与天主教本土化——以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50]详细考察了司铎书院创立的历史渊源,指出司铎书院秉持的“学术传教”理想,为中国天主教修院储备了师资,最终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考证详实,论证严密,这项研究对于了解近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和路径有极大的意义。而《英华书院在近代中文报刊史上之地位》[51]侧重于教会书院对马六甲、香港乃至中国内地近代中文报刊业兴起的推动作用,从另一角度表明了教会书院与学术发展及社会关系的互动、相互促进作用,这已引起我国书院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

 

(八)地域书院研究

 

作为地方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机构,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向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本年度有关地域书院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除了对湖湘地区等常见的文化地域研究外,还出现了对西南、甘肃、闽台等较少被关注的边疆地区的书院地域文化研究。

 

《湖湘文化兴盛之源——碧泉书院的文化史地位》[52]详细考证了碧泉书院的创建者乃是胡安国父子,碧泉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也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之源。同时,它还是湖湘学派的学术创新之所,胡氏父子及其门人著书立说,是推动湖南地区的文化由楚文化(湘楚文化)向儒家文化(理学文化) 转变的重要力量。柏俊才《湖北书院研究》[53]是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湖北书院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全书分为湖北历代书院考、湖北书院功能研究、湖北书院教学研究三部分。作者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文献,对湖北地区的历代书院进行了全面考证。

 

本年度地域书院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关注边疆或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研究成果。如《过化存神:名贤遗址与明清西南书院的兴起》[54]以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兴起的于名贤遗址上创建书院的事实出发,认为此一时期对名贤遗址的挖掘,代表了儒家文化对地方产生影响的一种意义符号,同时也是西南地方融入王化秩序的一种心理表达,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书院、游学与清代甘肃武威科举之盛》[55]论述地方科举与书院教育、游学之间的关系,认为书院聘请外籍人士做山长以及地方官员的推动,是促成不具备教育内生能力的武威地区科举人才兴盛的重要原因。《从清代台湾书院的发展看闽台历史文化渊源》[56]认为台湾书院的兴盛在带动台湾文化教育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安定,作者详细考察了福建官员和士绅在台湾创办书院的各类事迹,比较闽台两地书院制度,指出台湾书院的规制,多取法福州鳌峰书院,闽台两地自清代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研究关注到当时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以书院为学术阵地,纳入大一统文化圈的努力,值得肯定。

 

(九)书院海外传播研究

 

书院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对东亚儒家文化的传播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本年度针对书院的海外传播研究,主要涉及日本与韩国,刘金、邓洪波《〈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57]介绍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并详细论述了其对日本儒学流派产生的影响。日本现有与《揭示》相关的著述50余种,从中可看到日本各儒学学派如朱子学派、阳明学派、考证学派等对《揭示》的内容解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可看出《揭示》对日本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日本崎门学派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接受与 传承》[58]深入梳理了日本崎门学派针对《揭示》所作的讲解与传承,清晰地展现了《揭示》流传到日本的路径。从崎门学派开创者山崎暗斋开始,崎门学派就特别重视朱子《揭示》的研究,该派学者有关《揭示》的著作,保守估计就有22种,这样的个案研究对考察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书院除了在日本得到发扬外,在韩国也得到了大力的推广,本年度有学者撰文探讨了朱子学在韩国书院中的传播情况[59]、韩国书院申遗后的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化[60]等方面的议题,还有学者利用莱州府东莱吕先生书院的记载,从明末朝鲜文人对吕祖谦学问的接受情况和使行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切入,探讨了朝鲜使臣对以普遍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推崇,以及其自发的中华共同体的认识[61]。

 

三、关于当代书院及其建设的研究

 

与传统书院研究相对应的,是当代书院及其建设的研究。书院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教育文化制度,在当代高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层面持续焕发着生机。本年度有关当代书院研究议题的学术论文有170余篇,数量上有压倒传统书院研究之势,但就比重来看,传统书院与当代书院研究仍维持着“双峰并峙”的局面。[62]当代书院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当代教育中对古代书院的借鉴研究、书院复兴运动研究、书院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等领域。

 

(一)当代教育中对古代书院的借鉴研究

 

对古代书院制度进行深入研讨,将其宝贵的治学精神和人才培养理念运用到现代教育中来,是当代书院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这一部分的研究仍占据主流,约略言之,可分为人才培养模式的仿效、空间场景借鉴以及治学精神的继承等内容。

 

人才培养模式的仿效。我国传统书院培养出许多文化名人和国家栋梁之才,因此在当代书院研究中,尤其注重对古代书院育人模式的探讨,有逐渐将书院制度引入高等院校教育体系的趋势。当前,在国内高校已成立了上百家书院的背景下,对书院育人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一直是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传统书院文化在独立学院文化育人中的现代活力》[63]《新媒体视域下中医类院校书院制育人模式的创新发展》[64]强调依据独立学院和中医类学院的特点,引入书院育人模式,实现文化传承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双赢局面。《高校书院制育人机制探析》[65]《高校书院制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提升》[66]等则将高校书院制看作一项重要的大学变革制度,是高校探索全人教育的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

 

空间场景借鉴。场景理论通常用于城市发展研究,该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城市中各种场景的多元功能组合,可传递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各类场景所展现出的空间也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创造。在当代书院研究领域,对书院整体空间环境和各类教学仪式流程的讨论较为丰富,其核心思想在于尝试移植古代书院的场景和空间功能,将其应用于现代教育场景,以期达到古代书院价值在当代继续传承的目的。谭翀的论文详细剖析了将场景理论应用于书院文化空间分析的三个维度,进而指出改善空间品质来塑造社会生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67]硕士论文《地域文脉背景下的书院空间设计研究——以大同市佛学书院为例》[68]利用地域文脉及其相关概念,阐述了中国传统书院在空间设计中受地域文脉影响的特征,以大同佛学书院为例,展现了佛教文化与书院建筑的完美融合,文章指出,结合地域文脉背景开展书院空间设计,在未来将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其他硕士论文如《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69]《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艺术研究》[70]分别从书院传统仪式和景观设计的角度,阐述了将传统书院的场景借鉴到现代教育环节的价值和意义。

 

治学精神的继承。在当代书院研究中,较多涉及到大学教育改革及针对大学教育精神的探讨,针对古代书院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71]、近代大学对传统书院大学精神的继承[72]、乃至书院学规对当代研究生治学精神的启示[73]等方面,都有文章论及,体现了当代大学精神对传统书院治学精神多层次继承。

 

(二)当代书院复兴运动研究

 

书院复兴是当前书院建设的重要内容,将书院复兴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是书院复兴的主要建设方向。本年度书院复兴的相关研究,强调对书院文化价值的挖掘和继承、开发书院文化产业、采用新兴技术及新理论开展书院实践等,这都属于热门的议题。

 

对书院文化价值的挖掘和继承。刘秀峰所著《书院的复活》[74]聚焦民国时期四川省境内的书院复活现象,以四川存古学堂的创办为起点,将民国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复性书院、勉仁书院、龟山书院等以专题形式呈现于读者眼前,并结合各书院创办者、讲学者的交往、游学等事迹,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四川书院复兴的面貌,极具学术价值。书中对马一浮等学者的教育思想的分析,体现了民国时期学者对于教育改革的反思,以及这些学者试图重新挖掘书院文化价值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刘明《明国时期“书院”概念重塑的历史考察》[75]分析民国时期“书院热”的社会背景,认为我国传统书院史传统和西方道尔顿制、导师制的教育理论的传入,二者共同形塑了新的书院概念,这个新的书院概念暂时弥合了其与书院历史实践之间的割裂,成为中国教育史及教育理论中的重要典范,其影响持续至今。

 

开发书院文化产业。济南大学硕士论文《书院的文化价值与产业化开发研究》[76]对书院产业化开发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在充分研究书院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书院产业化开发应重视书院品牌文化建设、线上精品课程打造、“书院+古城”开发模式等方面。《书院复兴与关学传承》[77]一文针对复兴之后的横渠书院、关中书院和芸阁书院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科研活动做详细介绍,具体论述了这三所书院与关学的传承关系,为传统书院文化在现代的重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朱清则围绕福建考亭书院的重建,论述了当下“书院复兴何处去”的现实命题,指出书院复兴最为重要的是获得党政部门的大力扶持[78]。可见,书院复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应寻求官方支持,推动书院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新兴技术及新理论背景下的当代书院建设。熊野川的论文以白鹿洞书院为例,认为将白鹿洞书院进行数字化保存和传播是实现其文化传承的有力手段,利用先进的UE4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用户沉浸式地体验数字化的书院文化氛围,进而达到促进白鹿洞书院文化现代传承的目的[79]。高楚等人提出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开展当代高校书院制人才培养实践,由于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会互相影响和制约,现代高校书院制的顺利实施需要管理者做到依靠核心利益凝聚其他行动者[80]。这些研究对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实践运用,预示着书院复兴的大趋势。

 

(三)书院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

 

书院建筑研究。书院建筑研究是当代书院研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多数书院建筑研究属于建筑学与艺术设计类学科。本年度有建筑学专业的硕士论文,从建筑学的角度论述了书院特有的文化传承,讨论了高校住宿式书院建筑设计的策略[81]。学术论文涉及仿古建筑的夜景照明[82]、以传统书院为例讨论利用三维建模技术进行仿古建筑的施工方案[83]、对书院建筑“纵向天井”与光照环境的研究[84]等方面。也有艺术设计类的硕士论文,研究书院环境影响下的中小学校园景观设计[85-86]、乡村书院文化空间的设计[87-88]、传统书院园林对文化意蕴的传承[89]等,这些研究从建筑学或艺术学的角度,围绕书院建筑设计的核心主题,探讨了当代书院建设中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从另一个层面凸显了当代书院建设方兴未艾的局面。

 

书院与图书馆学科的交叉研究。近年来,书院与图书馆的交错研究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图书馆+书院”的建设模式是许多图书馆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开展的新尝试。李西宁所编《中国书院与阅读推广》[90]收集了结合中国书院文化以推广经典文献阅读的实践案例,从书院的沿革发展、规制形态、典籍教化、现代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经典阅读推广不断发展的过程,富有启发意义。有学者撰文认为宋代藏书文化对当代大学图书馆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如可借鉴开展导师制阅读群、个性化阅读、情境化阅读等形式,帮助促进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91]关于书院与阅读关系的深度探讨,本年度有管仲乐对晚清书院“公共阅读空间”的探索[92],以及邹桂香围绕书院学规所进行的考察[93],前者将厦门博闻书院“公共阅读”的特色概括为院藏书籍多样化、书院设置现代化、书院管理制度化、书院功能立体化等。后者则对朱子读书法、《读书分年日程》在指导书院学子阅读方面的历史进程做了详细剖析,指出晚清书院曾对朱子读书法有所调适,其鼓励在阅读过程中对经典文献开展质疑问难的精神,对当代阅读推广工作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这二者虽然都以探讨传统书院的阅读环境与读书法为主体,但其研究目的乃在于为现代图书馆寻求提升阅读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参照系,本质上从属于当代书院研究领域。据此,将其作为书院与图书馆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一并论及。

 

四、总结

 

综上所述,2020年书院研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历史学、教育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都有研究佳作出现,就整体而言,各学科领域虽然不乏有力度的研究,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却还较为少见。特别是在传统书院和当代书院研究中,界限感较为明显,传统书院研究基本延续以往的研究范式,在书院文献、书院士人、区域文化、书院藏书方面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取得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而当代书院研究偏重于实践应用型研究,侧重点在于为当代高校书院制、书院产业文化、书院的现代复兴寻求可行的实践路径。除此之外,本年度书院的大众普及性著作呈现爆发性的增长,出版了十来部介绍各种书院历史渊源、园林建筑、文化名人的书院专著。这从侧面反映出书院正在逐步进入大众文化视野,我们期待未来的书院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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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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