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的渊源及影响

作者：何楷儒

来源：渌水人家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初八日辛巳

          耶稣2024年1月18日

渌江书院坐落于醴陵市城之西的西山半山腰，三面环山面向渌江，环境十分幽静，真是“文星朗耀，名教乐地”(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记》)。院旁有著名的红拂墓、始建于唐代的靖兴寺、纪念宋朝醴陵籍名人的宋名臣祠及千年古樟和能“消暑除疾”的洗心泉等名胜古迹。古人有不少诗歌咏渌江书院及其四周风光，如山长罗汝怀在道光庚子年(1804)作的题为《渌江留别》的诗中写道:

阇黎胜境俯江边，精舍新开近十年。

磊呵石高都拔地，轮囷树老欲参天。

只疑幽壑蛟为宅，肯食灵文蠹亦仙。

清绝点尘无处着，松间长涌洗心泉。

陂陀乌路出峰腰，纵乏亭台景自饶。

细草春深红拂墓，长虹晴偃渌江桥。

青山入户云先到，凉月窥林暑易消。

一带江干好风味，惜无人种柳千条。

诗不仅描绘了西山的如画风景，而且使人想见坐领群英藏修息游之乐。

本文拟就渌江书院兴办的渊源、变迁情况及其特色与影响,从阅谈有限的资料所得，作一点肤浅的介绍和论述。

渊  源

自南宋至清代，醴陵相继办过七所书院，其余六所分别是：宋吕东莱讲学之地的莱山书院【明正德二年(1507)改为东莱书院】、建于宋淳祐年间的西山书院、宋代醴陵贡生黎贵臣讲学的昭文书院(昭文即黎的字)、祀王阳明(王守仁)的文成书院(明代初建时叫超然书院)、纪念朱熹和吕祖谦而设的近思书院(朱、吕同著《近思录》)，还有江东书院等。渌江书院是其中的佼佼者，存在的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远，授课内容由先以考课为主到清初变为习经史训诂词章，这也是醴陵其他书院所不及的。

筑书院兴讲学之风，在古代醴陵县是颇为盛行。在清初明文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的政策下，稍后醴陵还是创建和重修了五所书院。为什么书院在醴陵这样兴盛呢?除政治、经济的需求之外，据史料所载，主要是理学的发展及其在醴陵的广泛传播，直接影响是“东南三贤”及元明学者在醴陵的讲学。除此之外，与岳麓书院甚密的人事交往也有关系。

南宋学者张栻、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醴陵学者、进士吴猎与他们交往甚密。吴猎先从学张栻，后拜师朱熹，曾任过岳麓书院的堂长。朱熹任潭州知州时，聘他的学生、醴陵黎贵臣掌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存在为醴陵树立了一个榜样，使“醴人士望风景从”，兴办书院。

朱熹曾两次到醴陵，在学宫讲过学。醴陵人士为朱熹绘有画像，朱熹自题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嘉庆版《醴陵县志》卷十八)像与诗镌于碑石，至今存在。朱子没后，醴陵建有朱子亭，后像存而亭废。乾隆甲午年(1774)，渌江书院之东重建朱子亭以祀奉朱子(长沙太史余延灿:《建朱子祠记》)，说明朱子深受醴陵人士的崇拜。吕东莱曾侨寓醴陵，在莱山授徒讲学。朱子称吕子其学“足以范俗而垂世”。对这些理学名臣，当时醴陵人士“争相亲炙”。现在渌江书院头门还保留着“恩承北阙，道接东莱”的对联，可见其影响之大。

明代教育家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而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二年，他行经醴陵，寓西城泗洲寺，并在泗洲寺、靖兴寺讲学，留有《过靖兴寺》(见《明史》和民国版《醴陵县志》)诗:

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磐来。

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

洞天藏日月，潭窟隐风雷。

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又:

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渊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王守仁所谓“良知”之学，其信奉者“衍其绪”，“设立书院以张之”。以上说明:醴陵书院的兴起不是无源之水。渌江书院虽到清代才立，但它渊源于上述影响，也是“振兴文教，培植英才”发展的必然。

变 迁

渌江书院是以宋、元、明的学宫故址为基础，于乾隆十八年(1753)创建的。在醴陵城东即现在的醴陵一中操场左前方朱子祠右侧，知县管乐倡建，其前建考棚。经乾隆十九年、三十一年才完工。乾隆五十二年(1787)加以修茸，规模可观。书院办在城内，市声喧嚣，红尘纷扰，不便清静讲习，考试也难关防。道光五年(1825)，撤旧院作考棚，迁书院到西山。经县令陈心炳倡捐，道光九年(1829)，在西山书院遗址新建了渌江书院。首头门，次讲堂，又次为内厅，东斋三个:主敬、正谊、明道;西斋也有三个:存诚，道德、居业。东三斋建在靖兴寺及唐李卫公祠原址而移祠寺于左阜。后来因为书院肄业的人增多，六个斋舍容纳不了，就在靖兴寺增设一斋，叫“日新斋”。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寺旁建宋名臣祠。在祠内又设一斋，叫“又新斋”，就像岳麓的道乡祠、城南的妙高峰寺同为藏修之所一样，规模益增宏敞。

清末废科举。光绪三十年(1904)，渌江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书院历史至此结束，但校舍继续办新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渌江小学堂改为渌江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渌江中学并人省会长郡中学。民国二年(1913)，改办甲种实业学校，分农、商等两科，一年后复为渌江中学。民国八年(1919)，更名为县立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春，山洪暴发，西边校舍倒塌一空，中学移至状元洲。民国十六年(1927)，中学停办。民国十七年(1928)下学期，中学残存校舍开办小学教师训练班。新建校舍(即现在书院右侧的教学楼)落成后，于民国十八年(1929)春开办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招录男、女生各两个班，女子从此开始在本市接受中等教育。次年，兼办初中班。民国二十四年(1935)，更名为醴陵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修业期三年改为四年。初中班停办。1948年，开始办中师班，校名更改为醴陵县立师范学校。1951年，醴陵县立师范学校与原湘东中学、遵道中学合并为醴陵县第一中学，其址现在为醴陵市教师进修学校所在地。1982年，书院建筑做了全面修葺，头门、讲堂、内厅及左侧的考棚、斋舍、日新斋、又新斋保存着原貌。

影  响

渌江书院作为县级书院，规模不算小，肄业的原定额为八十名：每年于起馆前，考取生监二十名（正、附各取十名），童生六十名（正、附各取三十名）。另外，还有旁听生。每年取录额满之后,“尚有未预甄别而愿住院肄业者”，等到馆后坐列有余，也可入斋诵习。到光绪末叶增至二百人，可谓多矣。

渌江书院如同其他古代书院一样，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渌江书院有什么特色和影响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名流掌教

书院的教学和研究都处于当时的高水平上，这使书院自然成为有威望的教育活动中心，对本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渌江书院从创建到改为学堂，共有五十一位任全院监督兼讲授的山长(院长)，他们都是名流。其中，进士十二人，举人三十三人，拔贡、副贡、副榜等共三人，做过京官、地方官然后来当山长的也不乏其人。攸县陈梦元，湘潭张九钺，湘阴周锡溥，湘潭罗汝怀、罗正钧，益阳肖大猷等均有著作问世。左宗棠不仅文作有名，而且武为名将。他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主讲渌江书院，起了开创性作用。至今，在醴陵还流传他的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两江总督陶澍阅边至萍乡，请假回安化省墓，道经醴陵，官绅设行馆于育婴堂内，请左宗棠写了门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一看，十分欣赏，即驱车去书院见左宗棠。左回拜时与陶通宵长谈。陶澍把左宗棠“目为奇才”(民国版《醴陵县志》)，后与左成了儿女亲家，醴陵成为左宗棠的发迹地。当时的渌江书院对学者、文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清代有一个名叫许标的写过一首《渌江书院题壁》诗(同治版《醴陵县志》)反映了这一点。诗文如下:

南国艺林大规模，首推鹿洞与鹅湖。

有宋作人称极盛，维楚有材集醇儒。

醴泉山水最清淑，士习彬彬尚真朴。

名贤流寓于其乡，先后讲学宏教育。

紫阳朱子知潭州，吴黎二公相从游。

羽翼经传有人在，仪容亲炙瓣香留。

学宗关洛又吕氏，南轩更得论仁旨。

同时岳麓相往来，渌江人文曾蔚起。

养士绰有洙泗风，弦诵鼓歌于其中。

粪墙几席渊源接，群材荟萃斯道隆。

我家彭泽鄱湖口，陶公好饮黄花酒。

不为五斗轻折腰，艺苑得名曰五柳。

敢言桃李在公门，也曾樽酒细论文。

大息频年遭蹂躏，千年广厦经兵焚。

睹此堂开渌水曲，平安月倚潇湘竹。

安得全家移此间，靖兴山旁筑茅屋。

许标何许人，无资料可考。从诗的内容看，诗人是一位游学先生，诗不算写得好，但写出了诗人来渌江书院后的宽慰心情，歌颂了醴陵办书院讲学的盛况。渌江书院的发展盛况，为以后文化教育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作用。

二、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仍有启发作用。

所有的学生必须“居斋诵习，月课以文”。《书院膏火规条》规定:“住院生童月课，无论官课、馆课，每课甄别超、特、一、三等发榜昭示。设立课簿，挨次登记”，“岁终综核分给膏火一年”;“每月馆课、官课原有定期，日出领题，日人投卷，不许迟延”;生童“毋得朝夕应酬，闲过白日，甚至群饮博弈”，“如有来去无常、闲谈嬉笑，因而荒废功课荡检逾闲者”,“山长以犯规扰斋各加惩治”,“生童各立功课簿一本，每日清晨、午间、灯下功课，逐一注簿。如理经史何书于何起止，理古文时，文某篇、诗某首，学书临某帖，据实登填，候山长不时抽阅叩问，总期切实用功，毋庸虚假。如有捏填者，自欺欺人，甘心暴弃，以犯规呵出。”(《渌江书院志》卷首)每日只闭门读书，当然不合时势，但提倡严守纪律、抓紧时间、自觉用功，无疑对今后都是必要的。左宗棠主讲书院时，依朱子《小学》为学规八则，严格教育学生。他在给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者)的信中写道:“宗棠初来，凡诸生进谒，各给日记一本，令其功课随时注载。日入头门下钥，即查阅功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着两次，将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念先儒云: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因于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迩来俱知勉强学问，不谓苦也。”(《醴陵县志·大事纪》)从这封“上书”中，我们能看出几个重要问题。(1)左宗棠是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为教育指导思想的。(2)所订学规措施严厉，如“将膏火除去”，这是经济制裁，“扑责”是罚以教刑，“斥逐”就是开除了。但其目的明确，促使学生潜心攻读，是他的“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左文襄公家书》上册)思想的体现。(3)教学方法是强调自学:教师只每月朔望日“会订功课日记”，起“引掖”“督勉”的作用。由于书院严于治教,“以故子弟勤敏者，居院数年，多克自树立，课士专以制艺”(民国版《醴陵县志》)。晚清以来，醴陵英才蔚起，与这种影响不是毫无关系的。

虽然书院主讲席的名家对学生的要求严格，但是师生感情比较融洽。再以左宗棠为例。他不但在院内讲课，而且经常带学生出游，周览山川形势。他喜谈兵战，常常指点某地可守某地可战，某地可设伏，津津乐道。咸丰十年(1861)，左宗棠率军出江西援祁门，途经醴陵时，文武官吏匍匐郊迎，他只颌首，但见到学生来时，便下车与学生握手，偕行十余里，谈笑风生。后来，左宗棠总督陕甘时还函招诸生佐治，可见其师生之情相当深厚。

三、敢于冲破封建禁锢，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更是渌江书院的可贵传统

罗正钧于光绪十七年(1891)主讲渌江书院。他为人刚毅尚气节，学生受其熏陶，都克自振拔。有一次，他读王船山的《噩梦黄书》，油然生反清之情。《醴陵县志》评述说:“清季排满革命之士，吾醴独多，实造端于此。”这并非不实之词。民主革命先烈刘揆一、宁调元(太一)，同盟会驻醴陵通讯员潘坊，与蔡锷起义遥相呼应的袁家普、萧昌炽、曾继梧等都在渌江书院就读或执教过。光绪三十年(1904)，书院改为学堂，刘揆一被聘为学监，“专事鼓吹革命”，被清政府发觉，行将被捕时，恰好是暑假，躲过一劫。这年冬天，在日本留学的宁太一回到醴陵，以办中学为名宣传革命学说。现在，渌江书院内还保留着于右任撰书的纪念宁太一的珍贵石碑。书院由小学堂改为中学堂，后又办师范，一直都是革命人士活跃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张翼鹏，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宋时轮、陈明仁等早年都在渌江书院上过学。这里的革命传统真是源远流长。

渌江书院门口至今竖有一块古老的花岗岩华表，上镌“西山正学要传人”。这个“正学”原指程朱理学，现在我们要赋予其新意。书院制度早不存在了，但书院的办学经验和影响不会消失。我们打算进一步研究书院这个古代教育史上的遗产，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之。

说明：本文写于1989年，收录于湖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渌江书院志》。作者何楷儒，醴陵沈潭人氏，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毕生从教，舌耕之余，笔耕不辍。长期在醴陵教师进修学校（前身为渌江书院）工作，后任校长。教学之余，研究渌江书院历史，且有文章行世，为醴陵研究渌江书院第一人。其人已殁，其文尚存，可谓“斯文不坠”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