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及其刊定
作者:杜志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5日
《礼器碑》在汉代碑刻当中十分特殊。此碑石面规整、形制有度,与他碑无异。如若走近细看,就会发现碑石四面全部刻满文字,碑阳、碑阴、碑侧内容安插紧凑,简直密不透风。这样敬惜片石,在中国历代石刻中都堪为“节俭刻石”的榜样。
《礼器碑》本事
《礼器碑》无额无题首,称谓甚夥,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韩明府修孔庙碑》《韩勑礼器碑》《韩勑碑》之说,此碑四面皆刻,隶书,高173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碑阳十六行,满行三十六字;碑阴上下分为三列,各十七行;左侧上三列,各四行;右侧四列,各四行。此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东庑,后移入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
《礼器碑》碑文主要讲述东汉桓帝永寿年间,鲁相韩勑继承鲁国尊孔传统,免除孔子母亲颜氏、妻子并官氏在鲁国后裔的徭役赋税,修饰孔庙,增置礼器车舆。吏民百姓感念其功,捐资刻石。韩勑追述因孔子之母颜徵养育孔子之功,免除居住在鲁亲里的颜氏、安乐里的孔子妻子并官氏族人后裔的徭役赋税,以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之心。韩勑尊孔推及其亲的举措,笔者并未见到之前的文献记载,仅见孔子嫡系每代封一人为褒成侯的记录(详见《乙瑛碑》)。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乙瑛碑》)153年,桓帝下令在鲁国孔庙设立百石卒史,管理礼器。人员设置好了,接下来就该查漏补缺、整理孔庙内务了。“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到156年,鲁相韩勑完成了对孔庙建筑的修葺整刷、礼器的增补、车舆的添置。从制度(设褒成侯、百石卒史,免颜氏、并官氏后裔繇发)到具体礼器都已完备,全面构建了尊孔的氛围。另外,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书请求设置百石卒史的是鲁相乙瑛,等153年3月皇帝诏命下来,接旨的成了鲁相平。156年刻的《礼器碑》里歌颂的鲁相又变成了韩勑。鲁相作为孔庙的直接领导,其贡献孔庙皆刊石记录。但三四年间出现了三位鲁相,相继为管理人民之官,此职人员流转过于频繁,说明鲁国政局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关于韩勑的记载,除《礼器碑》外,或还有一碑。洪适的《隶释》言此碑立于威宗永寿三年(157),此碑阴与《礼器碑》碑阴列数不同,可以肯定是两块碑。并且,从洪适把碑阳、碑阴分别著录于《隶释》《隶续》来看,他看到的不是原石,而应该是先后得到的拓本。后来朱彝尊在《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里也提到这块碑,所言没有超出洪适记录,大概转录而已。
《礼器碑》的刊定
据笔者所见汉碑拓本,《礼器碑》将捐款者姓名及捐资数额等信息镌于碑上,在存世汉碑中当属首见,或许这是吏民“众筹”刻碑的开端。并且此碑确立了碑阳刻正文,碑阴及碑侧刊捐款人信息的通例(关于《礼器碑》碑阳亦刊捐款者信息的问题,下文解释说明)。影响所至,如其后出现的《曹全碑》《张迁碑》比比皆是。《礼器碑》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或许正由于此举,才引起了此后汉碑刊刻数量的激增。《礼器碑》刊捐款人的动因不外乎鼓励大家资助,作为回报,名随石存。这种新颖的留名方式得到了吏民的积极响应,也就不难理解《礼器碑》题名呈现出的满满当当、见缝插针的样子了,这种爆发式题名也是绝无仅有的。
通观《礼器碑》整拓,不管是碑阳,还是碑阴、碑侧,给人的感觉就是密不通风。碑面绝少留白,显得紧紧巴巴。矗立在孔庙、记载严肃之事的碑,怎么会刻成这个样子?细观《礼器碑》可发现一些缘由。《礼器碑》碑阳文字体匀称,疏朗有致。末尾捐款人信息部分,与碑文不同,字大小有变化,因其在最末两行半,对碑阳整体影响不大;碑阴上下分为三列,字体情况大体与碑阳相似;碑左侧未见界格,但字体安排从容如碑阳、碑阴,上下三列,因未有界格规范,行与行之间出现参差错落,字之大小稍有别;碑右侧亦未见界格,上下分为四列,字体虽仍沉稳,但明显较碑阳、碑阴及左侧为小。看完这四部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书丹者的书写顺序应是碑阳、碑阴、左侧、右侧。
说到这里,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我们细观四幅拓本,竟然发现了“闯入者”存在!所谓“闯入者”是指那些打破碑面正常行款设计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碑阳、碑阴及两侧皆有存在。碑阳最后两行半所刊为捐款者信息,行款很乱,既不是碑阴的上下三列,也非碑侧的三列或四列。并且,突破碑面上预设的界格,出现了两格刻三字的情况。很明显这是界格文字刊刻完毕,利用空白再行刊刻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碑阳本来没有刊刻捐款人信息的计划,碑阳只刊正文,碑阴刊资助者信息。现在呈现的结果只能说明碑阴及两侧不能容纳这些信息,才使得它们跑到碑阳与正文并列。由此,我们大体可以还原《礼器碑》当时写刻的情景:书丹者先写碑阳正文和碑阴界格内部分,书写至此,洒脱自然,字体大小一致。然后是碑的左侧,接下来是右侧。这两部分越写越紧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像碑阳、碑阴那样疏朗,写不开了,只能挤一挤。即使写手刻工尽力节约空间,但字体法度仍存。等把碑两侧也写满了,才发现还有捐款者名字没有写上,没办法,只能到碑阴寻找空间,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碑阴第一行“辽西阳乐张普䦿坚二百”、第十四行“故薛令河内温朱熊伯珎五百”、第十五行“故豫州从事蕃加进子高”等“闯入”的小字。等把碑阴塞满了,仍旧还没刻完,只能把碑阳正文剩余的两行半空间用上了。至此,《礼器碑》刻完了,所呈现出来的写刻顺序不像上面推测那么简单,全程应该是:碑阳→碑阴→左侧→右侧→碑阴(补入)→碑阳(补入)。这种事出现在打有界格碑石上,看上去过于“离谱”,若把鼓励吏民捐款刻碑的背景考虑进来,就容易理解了。资助者的捐款行为是一个陆陆续续的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刊碑结束也未可知。应该说《礼器碑》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事前计划(因刊刻字数打界格)与因时变化(刻碑过程中不断有资助者捐款)的完美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见的《礼器碑》影印本多为剪裱本,前后顺序是碑阳、碑阴、右侧、左侧,与原碑刊刻的顺序应该是不同的。
(师徒访碑)
《礼器碑》比《乙瑛碑》在时间上晚了三年,虽然在记录内容上有连贯性,但在隶书书法上却呈现出不同面貌,《礼器碑》要精进很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汉隶第一”“隶书极则”。正如杨守敬所言:“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礼器碑》的书写者隶书功力很深,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写刻背景,书写者在界格内、碑两侧、插空处的不同考虑就呈现出此碑风貌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有极大的可能暗示着《礼器碑》出自不同书家的手笔,或者最后“闯入”的捐助者名字,干脆就是刻工铁笔所为。
《礼器碑》刻成之后,历代著录颇多。郦道元《水经注》最早言及此碑,宋代以来金石书籍莫不著录。但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最早《礼器碑》拓本为明初拓本,实际上,观摩临习此碑,最好能以剪裱本为基础,参以整纸拓本。剪裱本方便展观,究察细部,整纸拓本表现整体气象,传达书写者、刊刻者在不同情况下的书写刊刻面貌。二者相参,方能深入理解此碑。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古代石刻刻工考录”(19BF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杜志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关注领域为先秦两汉文学、古典目录学、石刻文献。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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