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五仪解》解读及时代价值

作者：杨富荣（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最近几年，有个词非常热，叫“国考”，即指每年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国家公务员考试，各级的公务员、事业编考试，归根结底，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拔可以治理国家的人才。而如何选人、选用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是每个时代都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对于社会管理人员的选拔，同样是非常重视，《孔子家语·五仪解》篇就是讲在国家治理上如何选人、用人的话题。何谓“五仪”？所谓“五仪”，就是五个标准。本篇所记述的内容，全部都是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因为首章记述的是孔子论述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仪，并详细地讲述了五仪的不同标准，故以“五仪”为篇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关注现实政治、社会治理，提倡仁、礼相结合，主张修身与为政的内在统一。本篇关于治国取士和立身处世之道的论述，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具体阐发，体现了孔子“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想理念。

一、治国之才，志向是方向

《五仪解》的开篇直奔主题，鲁哀公想选拔人才来治理鲁国，于是向孔子请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

“如何取之”换句话讲，要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是治国之才，也就是选拔人才，以什么为标准。这是鲁哀公想要解决的问题。孔子回答哀公取人之法的发问，反映出孔子的人才观。孔子心目中的人才，有什么样的标准？

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因为这两句话，后世很多人对孔子有偏见，认为他太“迂腐”了，跟不上潮流，太过时了、太守旧，孔子真的过失、守旧吗？

(一)厚古薄今，坚守“明王之道”

“志古之道”特别是“服古之服”，只是表面现象。孔子以此想表达的本质，是他所坚持的“厚古薄今”的治世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厚古之“厚”是哪一方面？

在《孔子家语·王言解》中，孔子讲得非常清楚，“厚古”“古之道”，就是“明王之道”，就是内修七教，实现“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淑世情怀，代代传承，他们有志于“明王之道”的推行。

孔子“薄今”，“薄”的又是什么？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诸侯混战，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人人自危，礼坏乐崩，天下无序。在《孔子家语·问礼》篇中，孔子说道：“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意思是说，现今的当权者，违背族众的意愿，侵伐信守道义的国家。只求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为此不择手段；实行暴虐的刑罚诛杀，不按照法度办事。这样的社会乱象，是孔子所“薄”的，换句话说，叫“人心不古”。

如何让人心厚实起来？孔子没有讲大道理，他找了一个点，以人们的日常穿衣、生活方式为突破口，他就讲“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就像今天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而误解孔子一样，他的这个回答也让鲁哀公误会了。于是哀公直接问：“然则章甫履，绅带缙笏者，皆贤人也？”用今天的话来说，看衣服，就知人品了？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就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了？

(二)君子谋道不谋食

如果这样认为，就误解孔子的本意了。孔子说：“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

孔子回答“不必然也”，这样的人心志不在食荤、不在酒肉。换句话说，他们不贪图个人的享受，心里装着的是“大道”与理想。孔子心中的“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的人，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朴实，但是自己的心性非常厚实。他们安守本心，满怀着理想和抱负，坚守人间正道，坚守百姓的利益，心存天下，心念大局。这样的理念，在《论语》中有明确的表述：“君子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不喜欢这样的人。

听到孔子这样说，再回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所颁布的大力整顿吃喝风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一系列的措施，就有很深的意义。有人会以为，不就是吃顿饭嘛，干吗老是抓着吃喝不放？生活情趣决定道德情操。整顿吃喝之风，其实是在整顿心志，在引导为政者要心志不在食荤、不在酒肉。只有这样，为政者才可以真正地将心志放在合适的地方，才有可能潜下心来，向群众了解情况，去深入实践，了解社会现实，真正地为群众、为人民办事，形式主义就会越来越少了。

志之所在，志向是方向，当领导者、为政者明白自己的心志应该在何处，知道为官的责任和使命。方向定了，就可以来谈如何治国、如何寻找治国之才的问题。

二、人之“五仪”，各有表现

如何寻找、发现治国之才，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征？孔子还没说，于是哀公问：先生说得太好了，有这样志向的人，就可以了吗？

接下来，就到了这一篇的关键点，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听到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有人或许接着就会想，五仪就是人可以分为五等？将“五仪”简单地理解为五等人，可能有些片面。《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说：“仪，度也。”度，法度，也就是做人做事的衡量标准、准则、依据，所以，一个人由内而外的一种综合表现，可以称之为“仪”。《墨子》对此的解释为：“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依据仪，人和人之间就有了分别，就像区分黑白一样，当然对人的区别又不是像黑白一样简单。

“五仪”，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有五种表现、五种状态，孔子认为，人大概可以分为“五仪”。接下来，孔子就详细介绍了“五仪”的状态。

(一)庸人：心中无定向，身边无榜样，行动无方向。

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

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这段话中，出现最多、也是最关键的字是“不”，庸人“不存”“不吐”“不择贤”“不力行”“不知所务”“不知其所执”。简单地讲，庸人，心里没有敬畏之心，嘴里说话不靠谱，身边没榜样，也交不到真正的好朋友，做事不遵守大道，小心眼太多，好随波逐流，还分不清好坏。

在庸人的心中，没有底线，没有始终如一、谨慎行事的法度和要求，做事情自然就不可能慎终。眼是心灵的窗户，口是心灵的门户，心中没有底线，没有奉为法度的标准，口中又怎么能讲出可以奉为法度的语言呢？所以“口不吐训格之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庸人自然也不会选择贤人托付其身。没有效法的榜样，心中也就不会有定向。

说到底，庸人是心中无定向，身边无榜样，行动无方向。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孔子说的这个“庸人像”，在生活中要保持觉知，警醒自己。

庸人最大的问题是无所定，士人这个层面，就能够解决“定”的问题。

(二)士人：心中有规矩，说话有依据，做事有分寸。

公曰：“何谓士人？”

“士”泛指我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后来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在上古时期，士是掌管刑狱的官。到了商、西周、春秋时期，士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到了春秋末年，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有些卿大夫为了扩大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招徕一些士来为其出谋划策或壮大声势，于是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为人办丧事，当赞礼；也有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的，孔子就是杰出的代表。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为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简单地讲，士是中国古代社会贵族中的最底层，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孔子详细说明了士的特质。

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和庸人的“不”相比，士的“必”字非常多，“必有率”“必有处”“必审其所知”“必审其所谓”“必审其所由”，所以，对于士这个阶层而言，关键字在于“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在于“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

士，内在心中有志向，有可实行的规划、计划，外在行动中，还能坚守住底线。这样的人有想法，有办法，不仅想干事，还会干事，还能干成事。

士，对于心中的执守，对于大道、正道的执着，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去学习，会以自己的言语来传播正道，还会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正道的存在。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才华，为天下百姓效力，在孔子的心中，这是当权者可以信任的治世之才。

用今天的话来总结一下，士的特点是：心中有规矩，说话有依据，做事有分寸。这样的人，做到了三到：知道，说到，做到。

接着，孔子又讲到了“君子”之仪。一名君子应具备怎样的品质、特质。

(三)君子：坚守正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公曰：“何谓君子？”

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这里孔子所讲的“君子”，已经不单指出身高贵的人，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在孔子眼中，忠信是君子对自己品格的要求，所以并不因自己能够做到而别人做不到，或者没有预期的回报而心生抱怨。也就是说，君子高标准地要求自己，不对他人有过多的期待，只是做好自己，不求回报，不指责，不评判。

仁义是君子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做到仁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会因此而夸耀自己。君子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做人做事，不需要外力的刺激、奖赏，自己就有动力，虽然内在很有力量，但外在看起来却是态度舒缓，自然而然。这也就是今天常被提到的一句话：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忠信是君子的底气。忠信使君子所说所做都守在道上，即便被误解、被无端地伤害了，也会坚信大道，坚守正道。就像《论语》开篇中，孔子对自己的人生坚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使被误解，也不生气，不抱怨，这不就是君子吗？

思虑通明是君子的格局。思虑通明体现出一份智慧，一份格局，一份穿透现象直达本质的豁达与高贵。所谓谦谦君子，是君子对自己的生命有着高度的觉知，有一颗谦卑之心，在通明中感知到自己的不足，没有自以为是的傲慢。

君子坚守正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包容，很慈悲。君子再进一步，就是“贤人”。

(四)贤人：利人利己，和谐统一，世间楷模

公曰：“何谓贤人？”

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贤人具有这样几个特质：法度、规矩、原则。贤人做事，可以做到“事之宜”，就是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在做的过程中，照顾到事情所有相关方的感受，不伤害任何一方。贤人做事，就已经靠近或者是“中庸”的境界了，他们中正平和，坚守正道，他们奉行法度、规矩、原则，既不伤到他人也不伤物，既不伤自身也不伤本性，是一种人与自然、个人与整体、本性与天性浑然一体的状态。贤人的境界，就像“水”一样：水利万物而不争。贤人滋养一切的人、事物，同时又滋养到自己，他们做事，利人利己，爱自己，爱他人，爱百姓，是世间之人学习的楷模。

(五)圣人：与天地同辉，润物细无声

圣人是君子所敬畏的人，圣人有什么特质？

公曰：“何谓圣人？”

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如果说贤人是世间的楷模，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个人，还能给贤人画一个样子，像水一样，能看到、摸到、听到，那么，圣人就是“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的春风，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春光，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春景。圣人就像阳光、空气一样，看似没有存在，又无处不在，看似非常平凡，“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芸芸众生不知道他的德行，他们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普通而真实地环绕在我们身边。

孔子所说的“圣人”的境界，他们与天地合德，统物而又通变，无圆，无方，无可，无不可。

在圣人那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圣人那里，“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成就了每一个可以成就的生命，可是又好像是什么也没做一样。

所以圣人与日月同辉，光耀照人，化行若神，无影无踪。好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最大的德是无为而无不为。

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完整地表述了人的“五仪”，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己，每个人也有了努力的方向。“五仪”不仅是芸芸众生中存在的五种状态，同时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我们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保持生命的觉知，不断地修身、修心。人人都可以为君子，可以为贤人，可以做圣人，正像佛教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佛”，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一样。

三、居安思危，济古维来

鲁哀公知道了“五仪”之分，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来行“五仪”之教？因为他请教孔子，还是想要把国家治理好。哀公说道：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

鲁哀公这段话，好比今天的孩子说，我生活在蜜罐里，没有经历过艰苦和贫乏，怎么能体会到穷苦人的不容易。

孔子很会鼓励人，他说：

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

孔子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现在很多人不会提问题，发现不了问题。然而，发现不了问题，不等于没问题。孔子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开始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时，那么离问题的答案、离进步就非常近了。

(一)循循善诱，济古维来

哀公还是非常谦虚地说，您还是告诉我吧。

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

如何思哀？

孔子曰：“君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

孔子说：“君子进入宗庙，向东走，从东阶而上，抬头看屋顶的椽子，低头看陈设的几案和席子，那些器物都还在，却看不到故去的先祖了。国君从这里想到悲哀，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悲哀了。”

如何思忧？

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

初晓十分就早起，端衣正冠，天刚亮就临朝听政，思虑治国的危难，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国家动乱以至灭亡的端绪。国君从这里忧虑，也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忧虑了。

如何思劳？

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

日出就处理政事，直到太阳西斜，从别国逃亡奔鲁的诸侯子孙做您的宾客，行礼揖让，各种仪节都很谨慎。国君从这里想到劳苦，也就知道什么是劳苦了。

如何思惧？

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怀着忧闷长思的心情走出城门，彷徨四顾，极目远望，所看到的王国故墟一定会有很多。国君从这里去体会恐惧，就会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如何思危？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

国君是舟，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覆没。国君从这里思考危险，就知道什么是危险了。

孔子非常会讲故事，说道理，以鲁哀公一天的工作流程来解释，就把哀、忧、劳、惧、危给讲清楚了，还讲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贴近鲁哀公的生活，此处也足以见得孔子因材施教的高明之处了。

孔子这段话的核心是在告诫鲁哀公，事业需要代代的传承，《中庸》中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为了这份先人传续下来的事业，要知哀、知忧、知劳、知惧、知危。知就是智，智就是知，知道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解人心和人性之所需，是为政的智慧，更是人生的智慧。

孔子研究院有个牌坊，叫济古维来，这是什么意思？济古，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维来，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学习历史是为了过好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杨朝明先生对此有着清晰的表达，他说，历史只有一个指向，就是指向现在和未来。学史使人明智，一个智慧的人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经验，让自己的人生少走弯路，用西方的观点来讲，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孔子就告诉哀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五仪之教”。

(二)历历在目，且行且珍惜

思哀，就是知哀。人不在了，东西还在。说明责任还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思忧，就是知忧。很早就要起来处理朝政，事关百姓的衣食住行，国家安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成为国家危乱的导火线，真的是让人忧虑。

思劳，就是知劳。一早起来直到中午，太阳都偏西了，都没有停歇地处理本国的事务，其他国家的使节、伴着逃亡的诸侯子孙，行礼揖让，非常谨慎，内外都需要操心，真是非常劳苦。

思惧，就是知惧。暂时结束一天的忙碌，走出城门，看到亡国之墟，好比后来《红楼梦》中所写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睹物思人，自己该如何避免这样的境况？以此来警醒自己，就知道什么叫恐惧。

思危，就是知危，防危了。君主是舟，百姓是水，怎么能不对百姓好。以此来反思自己制定的政策，是否能让百姓满意，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就知道什么是危，如何化解危了。

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君主明此五者，再稍微留意于五仪之事，知道自己该如何做，再能够选择贤达的人，政治上还会有什么过失呢。

(三)人才和人品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

哀公又向孔子请教选取人才的原则。

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孔子认为，“事任于官”是非常重要的，用今天的话讲，发挥每个人的长处，知人善任，因材善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孔子还提到几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的：

捷捷，花言巧语的人。那些能说会道、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是有仁德的人，他们之所以这么会说，多半是想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多的利益。

钳钳，妄言乱语、胡说八道、捕风捉影的人。这样的人不踏实，容易混淆是非，换句话说，不靠谱。

啍啍，多言多语的人。俗话说，嘴上得有把门的。这样的人做事多不着边际，不据事实，容易欺诈寡信。

孔子总结说：

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此段话非常明确地显示了儒家所强调的“成才”还是“成人”的问题。早期儒家认为，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当一个人的人品不行时，越有能力，越可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四、王道行天下

解决了识人、选人的问题，鲁哀公回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国君的野心和报复，他关心鲁国的发展，他的目标是国家“小而能守，大则攻”，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要采取什么样的治国之策。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这句话其实不用解释，都能听得懂。弱的时候能防守，强大些的时候能攻打人家。

(一)爱民，养民，国安矣

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仇也，将与谁守？”

简单地说，惠百姓，则天下自然归服。惠百姓，表现在“朝廷有礼，上下相亲”，也包括“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山川河流都是百姓家的花园，可以自由出入；减税、减赋，物质生活有保障，也就是说，让百姓心情愉悦，物质富足，自然会四方归服，这样的国家，无防而防，无攻可攻。

听了孔子的话，鲁哀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这里孔子的回答，还是要行德政、仁政，孔子所引导哀公的方向，是他所坚守和向往的“王道”政治。对于这一点，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有着更详细的阐述，梁惠王也在问孟子，如何实现他的野心，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小了，怕被人打；自己大了，就想打人家。

(二)防微杜渐，知远之近

王天下的理想，是要实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孔子最关心的是百姓是否能够安然地活着，有争斗、有战争，就会带来“生灵涂炭”。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即便是人与人之间需要“相搏”的游戏，孔子认为君子是不会参与的。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

有人会想，下棋有很多的好处，可以锻炼人的思考力、全局力，失败了还会锻炼人的受挫折能力，多好，可是君子为什么不做？

孔子坚持君子“不博”，是因为这是两个人互相争胜的游戏，游戏不为过，争胜也不为过，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取得胜利，可能就会有人想办法。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或许就会有两个人互相侵犯、凌辱的事发生，而这就与圣人“仁者爱人”的价值观相背离了。孔子不参与这样的游戏。

君子不博，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虑和担忧，就是搏斗对民风民俗的影响。在孔子的思维体系中，孔子十分重视风俗的养成。

《论语·八佾》开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温、良、恭、俭、让的孔子大发脾气，且忍无可忍。不就是祭祀用个乐舞吗，为什么发脾气，是在意那些形式吗？不，孔子在意的是人心。人心不能乱，如果人心乱了，其他的乱就不可想象了。孔子在意的是民风和民俗，民风和民俗是由人心组成的，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和民俗。

激发百姓的争斗意识，对于培育和谐的民风、厚实的心性是不利的。要引导人心向善，要把不好的事情，防患于未然，这也是《中庸》上讲的“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好比我们经常对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所以下面哀公补充道：“君之恶恶道至甚也。”君子对邪路是深恶痛绝、嫉恶如仇的。

孔子又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

孔子举了《诗经》中的例子，对善的向往，对君子的一片深情，见不到君子“忧心惙惙”，惙惙，心慌气短的样子，心没有着落的样子；见到之后呢，“我心则悦”。百姓和君上要是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情感，那真是太美好了，王道理想不就实现了吗？

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解决了疑惑的识人、选人的问题，哀公又想起了其他的担忧，就是天命的问题，这是夏商周直到秦汉时期统治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哀公说出自己的疑惑：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

你这样说，难道有实施根据吗？也就是说，鲁哀公还是有点不相信，于是孔子给他举了两个例子。

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榖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榖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这里孔子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得到了王天下的征兆，但最终走向灭亡；一个是得到了国家灭亡的征兆，最终是多国来朝。这一切主要源于为政者的敬德修业，这样的结果与征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孔子认为：“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是用来警戒人主的；各种寤梦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戒人臣的。灾异妖孽胜不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胜不过良好的品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达到天下大治，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实现。”

此处孔子的回答，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高明和智慧之处。孔子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将人的思维来了一个转变，从天命转变到人身上来，肯定了人自己修为的重要性，注重人本身自我价值的现实，途径就是自己修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修养，让自己的行为无限量地靠近规则，靠近王道、天道。这在对占卜和神话还有很深信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孔子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在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启发。对于个人而言，人的存亡祸福，是信天命还是事在人为？

比如，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一手“好牌”，从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父母忽略了对孩子人格品行的培养，结果家产很快被败坏完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很多平凡的人、创业者，他们勤奋学习，踏实、扎实做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断深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道德经》上有句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之间如何转化？孔子告诉我们，靠个人的修为来转化。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五、有始有终，中道行之

讲到这里，《五仪解》基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在结尾，哀公还问了一个问题，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是智者会长寿，还是仁者会长寿？孔子没有直接明确地回答哀公。他讲了三种不能善终、死于非命、咎由自取的情况：

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

第一种情况：生活不规律，生病而亡的。

“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生活起居没有规律，早上不起，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凌晨才睡；饮食没有节制，比如暴饮暴食，天天吃垃圾食品；操劳过度，生活节奏快，生活不能聚焦一件事，关注的点太多，工作压力大。这三种情况是典型的不爱惜身体，是破坏健康的几个关键点。

第二种情况：欲望过度，触犯法律。

“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作为下属，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能尽本分做好，却目无尊长，处处挑领导的毛病，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如何能把工作做好？这种人还表现在贪得无厌，被提拔了还想继续高升，正常渠道不行，就开始想歪门邪道；物质、金钱的贪欲胃口不断增大，不知所止。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人早晚会触犯刑法，得到应有的处罚。

第三种情况：不自量力，惹是生非。

“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有几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类人：不自量力、狂妄自大、情绪狂魔、自控力差等类似的词语，就是说的这样的人，他们最后会被自己招惹来的争斗、兵器所丧命。

《孟子·公孙丑上》有这样一段话：“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长寿也是一样，是自己可以求的，孔子这里提到的三种情况都是“死于非命”咎由自取的结果，是“自作孽，不可活”的结果。

爱惜身体，适可而止，心性平和，是孔子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人这一生是否长寿、得寿、寿终正寝，不在于比较“仁”更长寿一些，还是“智”更长寿一些，关键是要明白一个真正的智士仁人，应该明白的道理，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孔子讲得很明白：

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对于这一段，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六个字：守好位，尊道义。

《孔子家语·五仪解》在结尾处，孔子将人的行为归结为一个“度”字。做事要遵守规则，遵循规律，按照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去做，遵循人、事、物之本性、本然的样子，“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是智者该有的样子，是仁者该有的样子，是自然该有的样子。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长寿？同样的思维，对待每件事，都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哪有做不好的事情？所以，还是要修为自己，要守好位，尊道义。

《五仪解》开篇由为官之志、执古之道开始切入，孔子着重叙述了“人有五仪”，也就是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警醒每个生命可以以此为标准，去反思和衡量自己的人生之路。

又讲治国之道、选人之法。珍惜历史的教训，施行仁政，爱民，养民，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小可守，大可攻”。孔子明确地告诫哀公，昭示后人，“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提升自己的修为，是祸福得失之根本。

最后，《五仪解》将话题终了在人生三种咎由自取、死于非命的情况，从而告诫真正的智士仁人，一定要“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可谓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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