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经集存》新书发布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隆重召开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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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2024年4月17日

2024年4月13日上午，“《蜀石经集存》新书发布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1313会议室隆重召开。

此次新书发布研讨会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所、马一浮书院的负责人，各高校及研究单位的经学、石刻文献及相关专业专家学者，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蜀石经集存》系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石经文献集成”系列成果之一，也是是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编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3年12月出版。

本场会议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真大成教授主持。首先，邀请了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先生、《蜀石经集存》主编虞万里教授及编著者王天然老师分别致辞。

冯国栋教授首先祝贺了《蜀石经集存》的顺利出版，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文学院、马一浮书院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老师们莅临现场“贡献智慧”。蜀石经在内容上承前启后，形制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又有阅读优先的考虑，对阅读史、书籍史的考察均具启发性。此外，冯老师还从蜀石经的话题出发，提到了拓本对石刻形式的反约束。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健社长从出版的角度对《蜀石经集存》进行了详细介绍：“此次在与虞万里、王天然二位先生深度合作下，我社申请获得了上图、国图、重博三家馆藏机构授权，首次对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汇编并影印出版。《集存》采用原大原色，高度还原底本原貌，将珍贵的孤本文献化一为百千，为学界研究提供便利，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极品。……《蜀石经集存》从选题立意、底本选择到编纂编校、排版印制，都贯彻了行业最高标准，最终呈现的是一部高质量、有深度的古籍整理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贯以‘传承中华文化，打造传世精品’为宗旨，面对古籍事业新的发展机遇，我社始终秉持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坚持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方向。把专业内容做得更专业，这是我社的立社之本，也是上海古籍社的优良传统。《蜀石经集存》正是我社对于文化精品不惜加大投入，追求精益求精的体现。”

虞万里教授自述了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从三条途径入手：一是经传注疏的合成，也就是经学文本的形态演变问题；二是经师传经授受方式，亦即汉读和汉注问题；第三就是石经文本问题”。“七朝石经在一千八百年的经典文本流传中，就像是七个标志性的坐标。其中，在经学文本学上最重要的，是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魏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和后蜀的广政石经。熹平隶书一字石经是今文经本；正始三体石经是古文经本；开成楷书石经是结束了六朝以还纷乱的俗字、别字、讹字，融合了部分今古文经本，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文本，俨然成为‘古本之终’和‘今本之祖’；而蜀石经因为承袭唐代大和经注写本，保留了不少写本时代的字体和款式特征，这在南宋时经典写本基本荡尽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能够看到蜀石经残石和宋代的拓本，以之与敦煌写本作比较，可以推想作为官方的大和写本面貌，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这三个方面看上去是训诂校勘、文本学和经学史的不同面向，但其实都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我对石经文本的研究，都是综合考虑这几个面向而做出的探索，提供给大家和学术界参考和批评。”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

王天然老师则发表了题为《蜀石经用字特征管窥》的专题报告，在考察了蜀石经用字情况、把握其用字特征之后，她指出，孟蜀石经经文主体当以唐石经及《五经文字》为依据，在用字规范方面颇有要求，这项考察不仅可为判定孟蜀石经文本性质另辟蹊径，同时亦可为残石残拓的辨伪、断代提供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

接着，冯国栋教授、吕健先生与《蜀石经集存》主编虞万里老师、编著者王天然老师一起，为新近出版的《蜀石经集存》揭彩。

《蜀石经集存》新书揭幕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则是围绕着蜀石经的学术研讨会。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首先发言，他从石刻文献、经学文献、书籍史、阅读史等方面对蜀石经相关的文本进行了分析，揭示《蜀石经集存》的出版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蜀石经的刊刻，正处于自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它的刊刻又历时漫长，跨越230多年，这在中国石刻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原本体量浩大的蜀石经原石，后来却“失踪”了，它们去了何处、还留存多少、有无重新发现的可能等等，存在着诸多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说，正是因为蜀石经昔日的辉煌与后来原石湮没的残缺，拓本只有内府一脉单传，才使得历代藏家更加视若珍宝。

程老师回溯了“石经学”的历史以及近代以来相关整理与研究的出版情况，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并提道：“从《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到《魏三字石经集录》，从《汉石经集存》到《蜀石经集存》，石经学上的一脉相承，至为醒目。星凤汇聚，集其大成，嘉惠学林，积大功德。步武前贤的《蜀石经集存》，无疑是现存蜀石经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它必将为新的石经学开疆拓宇，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外，程老师还从阅读史的角度，提到了《蜀石经集存》中所包含的大量阅读史材料。民国时期的藏书家刘体乾曾广邀名士为其所藏蜀石经残拓进行题跋，这一现象如同开办了一场形式特殊的“读书会”——每一个题跋者均是这套书的读者，都写了“读后感”，甚至有人写了两次、三次，题跋的形式、体裁亦极为多样，一代名家硕儒们的学问火花闪光点俯拾皆是。

因行程冲突而未能莅临现场的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杜泽逊教授和全国高校古委会副秘书长顾永新教授，均发来了视频致辞。其中，杜泽逊教授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蜀石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以此次出版的《蜀石经集存》所收《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年残片，对勘陈宗彝木刻本（此本亦为《蜀石经集存》所收录）的讹误，用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分析，说明了蜀石经宋拓残片的学术价值。顾永新教授则特别指出，蜀石经的拓本和残石深藏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利用不便。这次影印出版，定能极大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集存》一书编得很好，既有图片高清又有明晰释文，非常方便利用。虞老师和王老师积数年之功，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教授提到，作为一部古籍影印整理出版物，《蜀石经集存》可视为几个方面的标杆式作品：第一，是金石碑拓的整理影印的一个范例，且有别于书法艺术类的相似品类；第二，是古籍保护的一个范例，“纸寿千年”，存世至今的古籍终究也将灰飞烟灭，而保护的方法就是传承，此次出版便是对蜀石经存世文本传承与保护的一次极佳的尝试；第三，是古代典籍深度整理的一个范例，二位整理者的研究，对蜀石经的刊刻背景、形制特点、文本特征等诸多方面均予以了揭示，既有深入细节的洞察，又有书籍史上宏观问题的把握；第四，是一个鲜活的金石鉴赏范例。《蜀石经集存》的出版将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如蜀石经在石刻史、书籍史上的地位，蜀刻本刻工与蜀石经刻工的关系，文本校勘之异文问题等等，诸多议题均能逐渐澄清。

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在程章灿教授发言的基础上予以补充，他从经学文献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从“文由石显”到“石由文显”的转变过程。其中，唐石经和蜀石经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更注重传播性，呈现出方便阅读、方便打拓、方便传播的特征。不仅如此，蜀石经的刊刻时代，正处于新儒学建构的时期，十三经补全、《孟子》入经均由此得到体现，故而蜀石经可视为儒家道统建立的一个重要见证，以及中唐以后经学世俗化的印证。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傅杰教授指出，古籍整理资助应该对影印项目的整体设计和质量把控有更高的要求，而非简单的汇编影印。《蜀石经集存》的出版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侯金满老师、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徐炜君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姚文昌老师，分别是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清乾隆石经研究的专家，三位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对蜀石经相关研究的发展提出了看法。其中，姚文昌老师提及了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蜀石经集存》时的感触：“通读虞万里老师的《序言》和王天然老师的《概述》会发现，关于蜀石经的文本来源问题，两位老师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蜀石经的文本来源并没有确切的说法。将两位老师的观点并陈对举，恰恰说明了蜀石经广阔的研究空间，也显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此外，浙江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老师对浙江博物馆所藏历代石经拓本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并介绍了杭州西湖南线南屏山北山腰“小有天园”旁司马光家人卦摩崖刻石的情况，认为此摩崖石刻展现出了南宋初期主持者对石经刊刻的一些想法。南京大学程玉晰博士则关注清代学者对蜀石经的不同看法所折射的学术分歧，以及经学文本在当时的日常影响。

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均围绕着蜀石经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可谓卓见迭出，精彩纷呈。最后，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所长贾海生教授总结发言并感叹“经学无边界”，而本次新书发布研讨会，也在与会嘉宾及到场的老师、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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