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宋代思想史《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座谈会纪要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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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2024年4月16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刘成国教授的论著《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去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宋代思想史领域引发广泛的回响。

2024年3月28日下午2时，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协办的《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座谈会在华师大闵行校区人文楼4108室如期开始。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主持。

作者刘成国教授首先介绍“增订本”的相关情况。

2006年，同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荆公新学研究》初版（下简称“初版”），来自他的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是不折不扣的“少作”。在他看来，“少作”除了义理阐释不免粗糙、流派研究稍显单薄之外，还有两个不得不作增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新学体系中的道家成分，而是偏重于佛教的影响；新学历史地位的表述受《朱熹的历史世界》影响很大，这是一个以理学为发展终点与价值评判标准的认识。另外，王安石相关研究对“初版”进行的商榷与补充，也刺激和驱动了增订的产生。

经过十八年，其中有《王安石文集》和《年谱长编》的积累，又加之讲授宋代思想史的课程，他自觉对作品的理解更贴近历史语境，对作者的思想内涵、意图指向与书写策略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具体增删改动如下：原作中的第一章《王安石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发展》包括六节，增订为十一节，分为上、下两章。第二章《荆公新学门人与著述考》补充了若干新见材料，修改了原作中一些不准确的叙述。第三章《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和理论特色》原来三节，此次细化拓展为六节。第四章《荆公新学在宋代的盛衰》稍作修订，有加深和细化。第五章《荆公新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之影响》由原来的三节扩展成五节。第六章《王安石的身后评价考述》因与本书主题不甚密切，且自觉难以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外另出新意，全部删除。原书附录的王安石《易解》辑佚部分，颇有失收的条目，文字标点不无讹误。此次重新审订校勘，辨析佚文的真伪重出，一一标明佚文出处。

“增订本”比较显著的特征是文献倍增。其论述的核心是新学作为宋代儒学的一支，有着与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理学偏重心性，新学偏重制度。

对于“增订本”，刘成国教授尚感到有所缺憾：王安石以外，其他新学学者尚未能一一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新学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仍显不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从打破现代学科建制分野，贯通文献与哲学思想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刘成国教授的“增订本”。

他指出，这一著作延续了为王安石“翻案”的传统，对《宋元学案》叙事有颠覆性，同时也是对《朱熹的历史世界》范式的突破，在更高的层面，也可以视作对道学发起挑战，为王安石新学争得地位。

由阅读此书出发，方旭东教授在以下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新的思考：第一是“内圣外王”的理解与阐释，与王安石的研究侧重“外王”不同，二程的政治实践研究较少，基础文献整理亦有舛误。第二是如何在理学和心学外，对“性命之学”的意义予以把握；第三是制度儒学如何在当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他为“增订本”指瑕，认为未编制索引、参考文献的组织尚欠有序，是著作出版环节的欠妥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葛焕礼教授将“增订本”置于“宋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指出：

其选题意义重大，研究难度高——涉及多部儒家经典与佛、老之学，有为数不少的后学，与同时其他思想流派形成互动，又在周边及后世影响深广。

葛焕礼教授认为，论著中的一些考证之处尤其精彩。但“增订本”的论述立场对于王安石或仍有所偏向或回护，如驳论王安石经学学说抄袭刘敞的公案，或有更合理的认识、论证方式。

这本著作引发他对以下几方面的关注：第一，关于王安石经学著作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其学说思想特征可以通过比较得到更为鲜明的呈现，比如王安石经学与《五经正义》的比较，与李觏学说的比较等；第二，佛学与道家老庄的因素，是如何参与王安石的道体论建构的？或许仍有待进一步说明；第三，新学与理学的关系，在余英时提出的新学刺激理学的形成这一说法之外，还有怎样复杂纠葛？比如他指出，在《春秋》及其三传的认识上，朱熹与王安石有其一致性。

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从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从纯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学科交叉领域——说起，称赞刘成国教授的王安石研究既具备一般个案研究的基础文献工作，又有突出的问题意识。

他见证了刘成国教授在会议上分享单篇论文考证具体事实，到组织起宏大而完整的整体性研究，并颇具文艺气息地将其描述为“从一招一式到宗师风范”。认为“增订本”是一次自我提升。

林岩教授觉得，“性命之学”的出发点是什么，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儒学与佛老对话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合理且自然，但随着后起的阵营分野才成为抨击的目标。

从思想史研究来说，“增订本”同样具有示范性——没有完全陷入一人、一家的视野，而是着力还原了当时思想对话场域中的众声喧哗。特别是关于“人性论”诸家论证的考证，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以及同时代观点的对话。因为权力的左右，众声喧哗之后往往只余几家，发生持续的回响，但研究有必要展现当时思想对话场域中的种种对话。由此，他关注到思想与权力的问题，提出新学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对新学“近世性”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成玮教授认为，以系统性、前沿性而论，“增订本”是集大成之作。

他的商榷意见是《王安石的身后评价考述》一章或可保留，侧重思想史评价，与学界侧重政治改革的已有成果相区别。

接续茶歇时朱刚教授提出的，关于王安石学术与变法措施之间关联的讨论，成玮教授说王安石在思想上，对政治运行有从“教化”到“政教”再到“刑政”的三层划分，但具体到设计与实施时，却用较理想化的“政教”标准来要求新法，故而实践比起思想，弹性反而不足。

关于走出理学中心评价与叙事的问题，成玮教授认为侯外庐将理学视作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将王安石视作唯物主义的代表，在这个体系中，对王安石新学评价已经脱出并高于理学。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出理学中心，是不是要接着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来讲？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增订本”书中已有的一个提法——“多元”地理解宋代思想史。

台州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张呈忠总结了21世纪王安石史学研究的趋势，指出：

新法淡出，新学的研究逐渐凸显出来；新学在北宋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逐渐成为共识；思想史的主流是将王安石视作儒家，将新学视为儒学发展的一支。“增订本”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全面吸收了相关研究的成果。

针对葛焕礼教授“回护王安石”的批评，张呈忠教授认为“增订本”的评价比较客观，他举书中新学的解经之弊、法家色彩、尊经卑史甚至禁绝史学，以及对苏轼“一元化”批评的肯定来予以佐证。

他谈及“初版”的启示：王安石关注《周礼》晚于其地方任上的经济改革实践，抑制兼并的思想来自《管子》。也特别注意到“增订本”将蔡京列入荆公门人，开始关注这位新党官僚的学术面相。

从“重审宋代思想史”的座谈会题目出发，他提出了一些列犀利的反思：所谓蜀学庞杂，系统性不如理学的论断，是否也出自理学中心立场的预判？制度儒学与心性儒学的二分能否涵盖北宋儒学的整体面貌？“内圣外王”的提法是否先在地含有拔高倾向？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戎默副编审回顾了认识刘成国教授、社内“增订本”选题构思的细节，并接续先前的论题，就新学与变法的复杂关系、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彭华则分享了催稿、审稿、定名、封面制作等环节的幕后故事。

朱刚教授认为王安石本人晚年看重新学胜过新法，始终修订著作，期待传世。

新学在北宋晚期作为“国是”，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其笼罩下持异见的文人表现出面对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

本书篇幅增倍，却仍定名“荆公新学研究”，或许因为这是最恰当的题目。为“增订本”作序的李华瑞教授称赞刘成国教授的王安石研究“独步学林”，是对这一成果很高的评价。这一“增订”，对宋代思想史研究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古籍所所长、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方笑一教授受邀评价。

他认为“初版”是21世纪最初十年研究王安石思想的著作中最全面的一本，本身有较大的影响。“增订本”深入探讨了新学与道家的关系；对于新学是儒学、道家或者法家的争议，给出了功利儒学方向的有力论证；对王安石思想义理的剖析日益深透。方笑一教授认为，“增订本”关于新学与法家的关系展开尚比较有限。新学作为意识形态本身的学理建设，比之如何下行深入基层，引起他更大的兴趣。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张宜喆老师较关注新学与蜀学的部分，她比较了二苏之间的不同，指出苏辙在很多具体层面，与王安石有更多相似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