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之德与天下意义

作者：徐大明

来源：作者赐稿

提要：文王之德和文王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在诸多经典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中都有体现；文王之德主要有敬老、克己、勤政、尊贤、亲民、礼让、中道、帅型祖考之德等；文王之德是不王而王的典范、德行天下的典范、开放发展的典范、把中国事办好的典范、修身为本的典范、“三不朽”的典范，对于中国融入天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多方面文化价值。

关键词；文王之德 主要方面 特征与意义

一、文王之德的历史传承

从周天下建立到先秦时期八百多年，周文王为历代君王、先哲所敬仰；他们对周文王敬畏之心和敬仰之情，体现在诸多经典或历史文献中；对文王的敬仰，主要是文王高山仰止的德行及其德化天下的历史影响，还有对周文王德化天下的自信和传承。一个古老的邦国之君，在他逝世后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他的德行仍然为他的子孙和后人所敬仰和传承，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恐怕是第一人。

（一）经典和圣贤的肯定

1、《史记 ·周本纪》概括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武王伐纣，载着文王“木主”，使用文王选拔的原班人马执政，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表示继嗣文王“受命”的基业。

2、《尚书·周书》30章，其中22章都有周文王德行、受天命和遗志传承的记述。其中《大告》《立政》出现8次，《君奭》出现7次，《康告》出现6次。如《周书·泰誓下》，就有武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人们都知道周公辅佐周武王、摄政周成王、制礼作乐，但周公文诰或其他文本，大多数都提及到周文王的事迹或教诲。如《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君奭》“‘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惟文王德丕承”“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康浩》“速由文王作罚”“惟文王之敬忌”“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天乃大命文王”，等等。

3、《逸周书》。根据《书序》，《逸周书》75章，有25章为文王所作或直接涉及对文王的记载，还有12章是周武王、周公旦、周成王、祭公谋父等围绕文王德行的对话，共37章，占《逸周书》全书的一半。这在《逸周书·周书序》有符合时间逻辑的具体介绍。如“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文儆》则告诫武王，要尊重和服从百姓的利益但自己不能过于自私。《文传解》载，文王受命第九年的暮春三月，在镐京告诫太子姬发：“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围绕文王德行的对话如，武王建立西周当年的第一月，就告诉周公旦，文王普遍推行的五戎（维在王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①]。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要想到先父文王勤恳谨慎的样子，想到他敬重什么、爱好什么、厌恶什么。周公则在武王二月来访时告诉他，要想到先父文王勤恳谨慎的样子，想到他敬重什么、爱好什么、厌恶什么（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②]。还告诉武王：“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③]成王命大正正刑书说，“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④]《逸周书·谥法解》概括文德的特征：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这些文德特征，只有文王的德行几乎全部具备。文王的谥号名副其实。

4、《诗经》

《诗经》“风·雅·颂”305篇，起码21篇有对文王德行的赞颂或怀念。《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大雅·灵台》描述百姓受文王德行感召，自愿为西周灵台建设效劳的积极行动。《大雅·皇矣》“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大雅·思齐》，《毛诗序》认为是写“文王所以圣”，朱熹说是“歌文王之德”《诗经·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说参与祭祀的官吏，都能秉持文王的德行。《尚书大传》称“古者帝王升歌《清庙》……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苟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焉。”《周颂·维天之命》称“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清》赞文王“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同，文王康之”是周文王对古公亶父伟业，对周邦人民安康的发展和贡献。《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意即于效法文王的德行典范，四方就会安靖。

5、《左传》《僖公·僖公十九年》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言于卫侯曰：“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公羊传》则有，“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的记述。[⑤]

6、《墨子·兼爱下》称：“《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荀子·解蔽》称，“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韩非子也承认，“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尽管他认为文王的经验有历史局限性。[⑥]

7、《郭店楚墓竹简·五行》《吕氏春秋·开春论 》《韩诗外传·卷五》都有对周文王德行的记载。《韩诗外传·卷五》称周文王为大儒：“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用百里之地，则千里国不与之争胜矣；棰笞暴国，一齐天下，莫之能倾，是大儒之勋。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检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法先王，依礼义，以浅持博，以一行万；苟有仁义之类，虽鸟兽若别黑白；奇物变？所未尝闻见，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以应之，无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二）考古资料说明文王之德的影响

如西周早期《何尊》有“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西周早期大盂鼎记载“王若曰：孟！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關厥匿，匍有四方……今我唯即井（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铭文中，成王表示型效、秉持文王正德。

西周中期史墙盘谓：日古文王，初整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粤，匍有上下。铭文意谓文王开始做到了政事和谐，上帝降懿德大定，普有天下。同类铭文还有西周中期痹钟“曰古文王，初整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粤，匍有四方，匌受万邦”，是说在很古远的时代，上帝赋予文王以“德”，文王遂广有四方，汇合万邦。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称颂光明伟大的文王、武王，上天长足其德，当受大命，谓“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铭文中的“懿德”，学者们多根据传世文献，从古注释家之说，将其理解为文王美德。[⑦]

（三）对文王德行最有信心的是孔子和孟子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被困于匡国时，有一段很有自信和担当的慷慨陈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孟子则说“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还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⑧]

（四）学者研究说明文王之德的历史贡献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而周自大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⑨]

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例举，日本小南一郎特引西周前期《史墙盘》铭文言“上帝降懿德”于文王，使他“匐有上下，合受万邦”。[⑩]

台湾学者杨儒宾先生认为，在周初的文献中，文王形象相当清晰，他不断地被朗诵、被征引、被视为圣王的化身，他的影响无远弗届……文王在周代历史以及儒家传统中应当居有特殊的地位。西周文献时常追溯先王创业的艰难，但没有一位先王比得上文王受到那么深忱的怀念。文王不管在政治意义上，或是文化意义上，都是周王朝的奠基者”。[11]

赵法生研究得出结论，周代诸王中，对于西周立国贡献最大的是文王。文王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品德，给周公等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构成西周思想核心的德，不是指这种无价值规定性的德，而是另一种德：文王之德。[12]

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一书中概括中国历史经验提到的三项原则之一，是“根据德（通常被译为“德性”或“力量”）来建构历史。德是秩序的神性实质，能通过杰出祖先的功绩而在一个家族中累积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个家族便适合行使社会统治者的功能。”[13]这很符合符合周文王那个时期的发展特点，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备这一特征的时期。

二、文王之德的主要方面

文王可说是历史记载的全德之人，摘其要者，文王之德可概括为八个方面：

（一）敬天

多位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天”是周人的发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天”之观念，是周人的创造。据现有文献，周人在文王的时代，已视天为在上神明，经过武王、周公时期的发展，周人“天”的观念在西周早期臻至成熟。[14]周文王主要是对天的敬畏和天道的遵循，以德配天的德行，得到天的信任器重，这在历史文献多处可见。如《君奭》：“在昔上帝割（曷）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文侯之命》“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墙盘》“曰古文王，初和於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䢔受萬邦”。《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 ·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雅·皇矣》“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由原始农业文明所决定，周文王敬天，首先是对以天象为主的自然规律的敬畏，但也有顺天而为的智慧参与，据北京大学在周原的考古发现和陕西省水利博物馆展示，在周原和西周的丰京，都有人工的水利设施。二是虔诚向天祈祷。周文王建筑灵台，可以说是周文王感知和祈祷上天的圣台。很多人认为这是迷信，但笔者2017年在终南山下听香港理工大学原校长潘宗光演讲，潘宗光通过论证肯定的说，法神取雨是科学。他的道理好像是，取雨是人间的取雨意识与天上雨个意识对接后的结果，我浅薄理解，类似于量子纠缠。三是从自然出现的异象中，反思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过失，然后下决心改过。这应该是周文王做的最好的。如周文王在“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中反思到“夫天之道见妖，是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罚我也。”[15]以后的董仲舒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天人感应”，用以告诫汉武帝，但那是近1000年以后的事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西周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涉及“天”的文诰或其他表达，用“天命靡常”说明武王伐商、建立周朝的合法性，说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更有对后辈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告诫。“傅斯年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检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傅斯年，1952:Vol.III，92-99)。”[16]但这些都是周文王以后出现的。

（二）敬老

敬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要和坚守最好的美德，这个美德的自觉坚守和扩大，是从周文王开始的。

周文王的敬老首先是孝敬父母。《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腹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这些无微不至的孝敬行为，似乎有点过于谨小慎微，但说明了文王孝敬之心的真诚。

周文王的敬老，更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怀。孟子评价文王，“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尚书大传疏证》春子曰：“昔者卫闻之乐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乡，七十者杖于朝，见君揖杖。八十者杖于朝，见君揖杖。君曰：趣见客，毋俟朝。以朝乘车端轮，御为仆，送至于家，而孝弟之义达于诸侯。九十杖而朝，见君建杖。君曰：趣见，毋俟朝。以朝车送之舍。……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义，盍反文王之治岐？”[17]

周文王养老，借鉴了前朝几代经验，又有结合国情的发展，《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文王时期的“西伯善养老”，为西周赢得了“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的凝聚力。孟子举例，“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18]

（三）克己

克己的表现首先是勤政。《周书·大诰》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共。”《楚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左史倚相曰：“《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犹不敢骄。”

克己的重要表现是担当。《韩诗外传·卷三》载：昔者周文王之时，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见妖，是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遂谨其礼节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有功。遂与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这种“我必有罪”的反思和改正，历代君王绝对很少，弥足珍贵。

善于纳谏。文王曾说，“惟仁人能受正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19]。又有记载，有人告诉老百姓怨恨咒骂文王时，文王则更加敬慎自己的行为；有人举出过错则自觉承认，而不是恼羞成怒。[20]（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孔子曾称赞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21]

文王善于总结汲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尚书·酒诰》中周文王自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四）亲民

1、文王亲民得民心。孟子有句名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22]哲学家赵汀阳则论证：对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证明来说，“民心”比“民主”更为正确。或者说，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 ……民心问题与民主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民心是制度合法性的真正理由和根据，而民主只是企图反映民心的一个技术手段（还可以有其他的手段）。[23]文王是古老社会得民心的最成功实践者。

“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文王曾告诫他身边的要员：“余体民，无小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无不省。[24]孟子称“文王视民如伤”。[25]《容城氏》称“文王时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墝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使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纣也，如是状也。”墨子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26]

为人民免受纣王炮烙之刑 。《吕氏春秋·顺民》载：“文王处歧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史记·周本纪》也有同样内容的记述。《韩非子·难二》载：文王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大戴礼记·保傅》有：“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臣。得民心者民从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

《墨子·二十八非命上》称：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通“疲”)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韩诗外传·卷一》称文王“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2、与民同乐。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27]《说苑·君道》称：“修文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孔丛子·嘉言》，“曰文王之兴，附者六州，六州之众，各以子道来，故区区之台，未及期日而巳成矣。”

齐宣王问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28]孟子对梁惠王谈话时强调“与民同好”“与民同乐”，都是以文王的德行为例的。

3、关怀弱势群体。墨子·兼爱中》说：“昔者文王治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

《孟子·梁惠王下》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吕氏春秋．孟冬纪》记载了文王泽及髊骨感天下的事：“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 ！’”晚出的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也有记载。唐代白行简作《文王葬枯骨赋》以表其事感其德。据说到两千多年后的明朝，当地人们为纪念文王这一大爱精神，表达对亡灵的敬仰，在棺葬髊骨的地方堆起土冢，（当地人称“枯骨冢”）还建有庙宇，门匾为枯骨冢，并有冢碑。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村里人每年都有祭拜。

4、重视发展经济。文王在继位治岐期间，对内行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蓄，以刺激劳动兴趣。[29]后迁于程，又自程迁于丰，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程发生旱灾。丰国位于终南山下，沣河沿岸，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有利于农业生产，至今仍是高产粮田。成熟于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当时调动和保护农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五）为国以礼

为国以礼，[30]是孔子说给弟子的。孔子的为国以礼也许是来自对周文王治国经验的启发。

《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杨宽先生认为“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是说两国结好的书契终于制成，因此文王的行动感动了贵族，许多人都来归附，归来了许多捍卫国家之臣。[31]善待邻国，是周文王为国以礼对外的体现。《诗经·大雅·绵》描述文王秉其仁德，以礼事夷，虽然周人在开疆辟土的过程中无法平息混夷的怒气，但文王仍不失风度地以礼恤问混夷，最后混夷终于臣服于周。孟子在回答齐宣王“交邻国有道乎？”时，曾例举文王事昆夷（包括汤事葛）说明，“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32]《帝王世纪》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诗经·大雅·皇矣》称：“帝迁明德，串夷载路”。郑笺认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路应也，天意去殷之恶，就周之德，文王则侵伐混夷以应之。”《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

文王也曾兴师动众，但属正义之师。《诗经·大雅·皇矣》中有“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卫国北宫文子说：“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国子鱼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召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顾颉刚认为，周文王晚年虽多征伐，但仍然将修德渗透在用兵之中。诸如伐密之战，其时文王大可借密须攻阮、共两国待两相削弱之际将三国一齐取下，但他选择除强助弱，以此宣示自己并非逞勇好杀之辈，反而向诸侯展示了今后周家取天下能带来的强不欺弱、大不凌小的和平前景，这与穷兵黩武的商纣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3]

（六）中道

中道后发展为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古老智慧，这一智慧的最早开启者是周文王。

1、中道首先体现在《易经》八卦中。在《周易》记述中，只有处于“执中”位，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从而促进阴阳之“气交”，“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中和”之境界。从诠释六十四卦卦辞的《彖传》可以看出，六十四卦含有丰富的中道智慧或思想，其中有明确“中”表述的40卦，含有中意思的12卦，合计52卦。在中的表述中，大多是对处于刚位的评价、分析、告诫和规范，如“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亨行时中”“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刚来而得中”“刚中而应”“刚中而志行”“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大中而上下应之”“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中正以观天下”“得中而应乎刚”“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刚中而应，故聚也”等；含有明确中意思（多用当位、止、正、节表述）的如，“坤厚载物”“卑而不可逾”“巽而止”“文明以止”“能止健，大正也”“顺而丽乎大明”“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大者正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刚柔正而位当也”。中的特征可以从多个方面开出，如地理意义的中间，如“何尊”中的“宅之中国”。方东美先生在“专论“皇极大中””，认为 “极”之一字，其具体原义但指某建筑物之“主栋”或“屋极之中”，或某房屋之“屋脊”，进而逐渐引伸出诸如“中”、“中央”、“中心”等七个方面抽象义。[34]

2、《帛书<衷>篇断裂缺行问题考论》[35]，认为《衷》篇名之“衷”，当读为“中”。孔子认为易学的核心思想，是刚与柔、文与武、动与静的均衡适中，显然是“中道”思想。

3、文王《保训》的核心思想是“中”。周文王在位五十年时候患重病，预感到将要离开人世，于是在戊子这一天召来太子发，讲了守中的历史智慧：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需要指出的是，文王的中道，有地理空间意义，但更是心灵意义和道德意义，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之皆中节谓之和”。

（七）尊贤

聚贤尊贤，不拘一格网络天下人才，是周文王实现西周强大的关键措施。

《史记·周本纪》说：“太颠、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文王用人不拘一格，没有种族的偏见。周公评价“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36]杨宽分析文王重用的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和南宫括等五位大臣，其中只有虢叔是周族的人，其余四人都是别族投奔来的。[37]“文王也还接受和重用了一批前来投奔的殷的贵族知识分子。”“从文王开始，周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政权机构比较健全了。同时对开拓的领土也很注意治理。”[38]

在《诗经·大雅》中，多处可见对文王举贤授能、擢育英才的赞颂。《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棫朴》赞美周文王善于举贤授能、培育人才。《思齐》第五章歌颂文王勤而无倦地培养人，大人、小孩都有所成就且享有美誉。墨子赞“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西土服”。[39]根据孟子记述，文王还启用了纣王臣子胶鬲。[40]《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费仲说纣曰：“西伯昌贤，百姓悦之，诸候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

周文王开始的分封制，也为贤人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八）“帅型祖考之德”

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之处就是道德精神。[41] “帅型祖考之德”，是对先祖高尚道德的坚守与遵循，体现了早期中国自觉的历史道德精神的重要来源。[42]罗新慧在《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 》一书中，对西周“帅型祖考之德”的行为有具体分析和评价：“周人赋予祖先以德的内涵，祖先是为有德者。正是依靠“帅型祖考之德”，即效法祖先之德，周人开创出了最早的成德路径，找到了如何拥有德行的方法。周人通过祖先崇拜的形式，将更广阔的人群纳入到修“德”的范围之中，为此后儒家发明德之自修、德之内修奠定了基础。”周人以继承祖先之德自励，此成为家法，盛行于西周社会。[43]

对“帅型祖考之德”的传承，周文王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巨大贡献，周文王首先继承了先祖的美德，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明确写道，“王季历死后，其子文王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虽然没有更详细的记载或考古资料证明，应该是有根据的。古公亶父在“太任生昌，有圣瑞”后曾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44]周文王起码从古公亶父那里听说了很多有关祖先德行的生动感人故事，更有爷爷古公亶父与父亲王季的言传身教，这些对文王德德行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基础影响。周文王的后辈，如周武王、周公旦、周成王、周康王、周平王等，又很好的继承周文王的道德精神，使西周顽强的生存近300年。西周的青铜铭文中，正如于省吾先生所说“昭其德业光烈，传诸子若孙，以享以祀，世守而永宝之。冀其拊循遗泽，奋发濯磨，趾美前徽而不坠也”，铭文中的“懿德”，学者们多根据传世文献，从古注释家之说，将其理解为文王美德。祖先之德需要子孙效法祖先、模仿祖先，就是周人自矢的“肇帅型祖考之德”，意谓子孙敬敏地以伟大的祖考为效法对象，遵循祖考之行。周人通过遵循、效法祖考，就有可能获“德”，成为秉“德”之人，这是西周时期人所发明的“修”德的重要途径。[45]

三、文王之德特征与天下意义

习近平2013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传统天下智慧的现代表达，但怎么样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样发挥作用，文王之德可以提供诸多有益参考。如沃格林所说，“尽管这些洞见来自具体事件，出现在具体个人的意识中，但对所有人均为有效。”[46]

（一）不王而王的典范

文王不是当时的天下共主，在不居于权力中心的情况下，依靠德行和德行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形成强大的无形道德精神凝聚力，收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影响，成为事实上的天下道德中心，仁爱中心，责任中心 ，善良中心，正义中心（而不是权力中心，武力中心，更不是邪恶中心），实在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伟大创举。王者，往也。如芮、虞两国为地权纠纷慕名而来西周，看到西周不同人们礼让行为后的感动和惭愧，说明“惟德动天,无远弗届”[47]也如孔子所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48]各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西周，是西周的德政带来的良善和有序，是诸侯国在与殷纣王恶政比较中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周文王说了多少动听的漂亮语言。孟子评价周文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9]

蒋庆认为，“周在文王时，因施仁政天下三分之二归往，……周当时就很小，只是做事仁道公义，天下归心，所有分散的力量都归拢他，他才慢慢强大起来，古人言“文武以丰镐兴”就是这个意思。”[50]

沃格林也发现：“王是天下的统治者。在原则上，他是通过文化之德而统治的。”他比较归纳了两套截然不同发展路径，“有两套符号发展出来，与天下、文、德、王”这个系列相对应的，是“国、武、力、霸”这个系列。”[51]沃格林还写到“在中国的所有历史记忆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同属于‘百姓’这一礼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自身理解为天下，而一个成为王的首领则是该共同体在礼仪上的首脑。”[52]这虽然不符合中国的全部历史，但符合西周先期不短时期的历史，符合先秦儒家追求的理想状态或发展目标。

中国要融入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要借鉴文王“不王而王”的德行和智慧，发挥道德文化的无形影响力，形成文化凝聚力。

（二）德行天下的典范

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基本精神在于“化”，并且关键是要以己化他而达到化他为己。[53]但“化”的根本条件是这个化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能够为其他民族、地区或国家所认同，而不是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假如没有普遍性，那就没有人类，有的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的成员集合体；那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就像没有猫类的历史或马类的历史一样。” [54]

“个体之德有别于集体之德。个体之德是一些个人所拥有的，他们或是身为‘祖先’，对家族的增长有贡献，或是身为‘有德性的’统治者，在一段时间恢复了王朝的好运；集体之德是一个家族所拥有的，这个家族通过累积下的增长而走向王位。接下来，德已获得必要增长的家族如果获得上天的敕令或任命（亦即‘命’），便会上升到统治天下的地位，一个有着卓越功绩的家族由于命而成为一个王朝。”[55]盛洪说：“中国的天下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体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天下体系的核心我觉得是它不仅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关键在于这个权威是道德最高尚的 ”[56]

前辈许倬云在他的《西周史》中写道：“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57]周文王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抟铸和华夏世界延续，打下了很好道德基础。文王靠德化天下，或德文化化天下。

周文王的德文化具有普世意义，完全可以超越西周，为任何一个文化区域接受；当然也可以接受任何一个区域的普遍性文化内容，只是由于西周后期的当权者的文化背叛和衰落，人们不再提起。这也才有了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感慨。

但从历史看，以天子的身份推行或推广一种文化，往往会因为天子道德、思想分歧或手段缺陷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从而弱化了文化效果；即使扩散，也多局限在官僚各层次或在官僚层次被大打折扣，人为阻隔了文以化人的普遍性效果。在当代，还有如何发挥社会力量的问题。

西周以至于后来的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纵向构成官与民两个层次，以此形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代表统治者的官处于教化的地位，民处于被教化的地位。国家的道德建设主要由以国君为首的官来承担。现代社会，则有一个参与广泛、分布很广、组织活跃、力量强大、影响很大、成长很快的社会组织及其他民间力量；尊重、发挥好非官方组织的教化作用，效果可能会更好。但目前官方在思想认识和调动方式上都很不够。除非伦理规范带有强制约束性外，道德教育要坚持以化为主，坚持多样性，尊重人们的信仰选择，避免把道德育变成道德绑架或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灌输。

中国在参与德化天下的世界行动中，目前存在问题可能更多。中国是一个文化自信的古老民族。文化自信内涵丰富，涉及艺术、宗教、制度、民俗等诸多方面，但首先的，恐怕是以德性和德行为主的道德文化自信。这种自信首先和主要的则是个人始终如一的坚守和践行，用身体力行的德行给别人做出样子，然后潜移默化的推而广之，文化更大范围的更多人们，乃至为更多国家所认同，成为世界德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此，中国在看到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看到历史文化传统自身的缺陷（如专权、势利、奴性、封闭等）及其带来的国民性格、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等多方面的问题。

（三）开放发展的典范

文王之德具有开放性。周人虽居西部，起初还是撮尔小邦，但后期能够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与文王开放的胸怀和手段无不关系。周文王应该是这样一种胸怀：只要以人民福祉为目的，持开放态度，对一切外来文化都会接受，都会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输入而实现不断的发展。周文王坚守和继承了农业文明的优点，但同时吸收了游牧民族和殷商文化的特点。有前辈学者研究指出，“周人自身既有古老的农业文化传统，当然也容易同他们携手相处，经营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由周的氏族组织‘维新’而来的国家政权并不绝对排斥外族，相反，还要吸收其驯顺而富有才干者，让他们担任一定的公职。”[58]根据周文王的境界和胸怀，可以肯定的说，周文王虽然会坚守农业文明的优点，但对给人民带来福祉和社会发展的海洋文明进入，一定会持欢迎合作的态度；如果周文王了解同个时代古希腊等文化的发展，一定会开放接纳甚至主动学习……如赵汀阳所言：“在古代中国，人们所感觉到的或实际上知道的“世界”非常有限，但天下概念本身却事先就意味着至大无边的世界，并不依赖着关于实际世界的经验知识。”[59] 文王和西周是开放的，先秦国家在治理上基本上也都是开放的。

但秦始皇实行帝制以后的两千多年，由于皇权的天朝心态，盲目自信和担心恐惧心理，客观上限制了朝政的视野，某些时期甚至用病态心理拒绝世界文明进入，有些至今仍顽固存在，成为中国开放的心理障碍和阻力。

在地球村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村里落的一个成员国，更要学习文王谦恭的开放心态，自觉学习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汲取现代文明的成果，弥补自己的短处，丰富和完善国家的治理理念和制度；遵守地球村规则，成为地球村里善的形象；再用善的智慧和方式，为地球村善化与和谐做出贡献。文化的过程是平等的、善意的、柔性的、随缘、对话式的；而不是盲目自信，指手画脚；更不是叫花子式的死乞赖脸，不能惹人反感，更不能别有用心借机搞势力扩张，攻城略地。

（四）“把自己事办好”的典范

这里的“把自己的事办好”，源自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次讲话。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2022年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又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天下”文化的现代传承，符合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四书》之一的《大学》，就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的历史智慧。习近平把国家的事办好，应理解为首先把人民的事办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使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要文化天下，首先要文化中国。

周文王发展西周的经验，为当下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参考：通过个人修德和德化，形成了一个亲民勤政的官僚服务系统或社会治理系统，使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关爱老人和弱势群体抚恤，使人民热爱他的国家，拥戴周文王的领导；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使西周不断强大；通过国家良好风气和国力不断强大的形象，为其他邦国所向往。

盛洪在与蒋庆对话中提到，王道的重要方面，是对内的王道，轻徭薄赋，施行仁政，使内部老百姓有激励从事生产，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孟子讲“百里可王”，就是施行仁政，四方百姓归附于我。如果实施王道和仁政的话，其实会使这个社会更为强大。蒋庆谈到，“讲王道首先要发展生产，要解决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要使老百姓有恒产。同时还要在政治上实行礼治，要教化百姓，要得到国人人心的认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明确产权，让人民有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有体面的物质生活和基本生活保障；让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有健康的宗教生活；治国要遵循圣人之道，要选贤举能尊重士大夫，统治者自己也要修身。”“我们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文化，又怎么让别国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国内还没有实现王道的内政理想，又怎么向美国讲王道？王道的起点是在国内以仁义治天下，我们做到没有？按照儒家的王道标准，我们的经济是否富了？富中是否有义了？富后是否教了？我们的政治是否公正了？是否公开了？是否合理了？是否清明了？是否廉洁了？是否符合圣人之道了？”[60]这些都可以从周文王的德行上找到借鉴。文王德行及其不懈勤努力，都是为了人民利益，最终也确实发展了人民利益，使西周走向民富国强。

今天的中国，首先要用周文王超常智慧和高尚道德，让人民首先富裕起来，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让其他国家刮目相看，翘首以待产生向往。

对中国目前的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它的存在，检讨它的表现、危害和根源，积极寻找对策。例如，如何用周文王勤政为民的担当，解决目前仍普遍严重存在的领导和公共服务机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特别是一把手权力任性、横行霸道，劳民伤财，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如何用“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智慧，纠正和避免决策和管理上的折腾问题，避免好大喜功（或别有用心）的大拆大建和其他造势工程、形象工程。如何把“西伯善养老”“人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怀用于国家今天的养老保险，解决至今在公职人员、工人和农民退休待遇不公平问题，特别是农民被另眼相待的问题。如何用“和而不同”“和生万物，同则不继”的理念，解决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信仰、不同地域人们的自由选择和表达问题，尊重不同人们的表达权力和合理诉求。如何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胸怀，给人民充分有效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真诚回答人民的关切，及时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老百姓权益的问题。

目前的现状是，我们对正面做法和成绩的阐释十分及时，近乎陶醉，但对传统型的存在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却认识分析不够，或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或人为掩饰有意回避，甚至视糟粕为精华，视丑为美，误恶为善，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也让其他国家感到害怕和担心，为自己走进天下、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为设置了障碍。

（五）修身为本的典范

《大学》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经典名言。中国传统智慧的路径是，国君通过修身，承担起齐家和治国的责任和具备齐家治国的能力，完成齐家治国的任务，再把自己融入天下的大世界，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成为天下的一员，为天下大同，天下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吕氏春秋》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孟月和《礼记·月令》中，都对天子在不同季节的不同自然状态和天体运行下，坐什么车、住在哪里，穿什么衣、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以及不能做的，有近乎刻板的规定，并有做不到或违反规矩可能引发后果的警告。这可以说是对天子部分行为的强制规定。尽管实际做的是另一回事，但毕竟有章可循。至于曾经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是有人民对西周晚期最后一个昏王（周幽王，公元前795年——公元前771年）不公平劳役不满的无奈表达和发泄，而不是心悦诚服的接纳或拥护；也不是那一个天下共主的自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能是后来某天子的野心或陶醉，但从来就不是历史事实（五服的统治方式，可以说明当时的“王朝”与不同距离势力范围的关系处理原则）。沃格林也看到，“在古代，天下优先于统治者；如今的秩序则颠倒过来……”[61]

周文王可以说是从我做起，身先士卒修身的历史典范。西周的强大，首先得益于文王近乎全德的德行以及以他为主的朝廷官员道德行为。以上文王之德的八个方面具体内容，就能说明问题。阅读历史文献，看不到周文王对权力的贪欲，看不到耀武扬威，看不到横行霸道或历史上其他君王常年的恶习。

文王的德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他不是天子，没有对天下发号施令的权力 ；也不是卿大夫，不能向国王或天子谏言；他主要是依靠言传身教，感动身边的重要人物，由这些人物口耳相传，代代相承，再德化更多的人们。文王之后，由于德将不德，不仁不义的行为在统治阶层普遍出现，才出现周公制礼作乐，以此约束和规范君王和官僚体系人们的行为。如老子所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62]

但也要看到，当时的周文王还是有很多局限的，如周文王有很多特权，黎民则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缺乏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甚至生存得不到保障，这种君王有特权，人民无保障的现象，至今顽固存在，构成今天官僚主义特权的思想根源。

从2014年开始十多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不少地方领导人也有类似的重要讲话。目前体制下下，主要领导人的德行，对这个地方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特别是公共服务机关人员的德行和地方的社会风气，具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目前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体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差距明显很大。其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不少领导在重要讲话后，身体力行很差，起了相反的带头作用，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这些领导，应该继承西周“帅型祖考之德”的传统，以周文王（包括其他德才兼备，勤政为民的领导人）为榜样，修正自己的德行，让“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合和、求大同”自觉体现在自己的言谈举止上，进而在家庭、乡里、邦国、天下的道德建设中发挥化导作用。如《老子》所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63]，

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看，由于天赋、教育、经验、环境等原因，前任君王的德行很难被他以后的继承者遵循，隔不长时间（几代或一代），君王中就会出现一个懈怠堕落，追求享受，专权霸道、争权夺利或昏庸无能、无所事事的“败家子”，导致朝政衰败，人民受苦，最后被改朝换代。商朝之所以被推翻，除与包括纣王在内的四朝帝王或王室腐败无能有直接关系。文王之德也并没有为以后的每个周王持续继承。西周虽有“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也有周穆王的开疆扩土和周宣王的中兴之举，但实际从周昭王（公元前995——977年在位））南征遇难开始的200多年，就进入动荡时期，出现周厉王被逐出客死他乡，平民暴动，周幽王被杀死，周平王无奈东迁洛阳后大权旁落等败象。

为此，要寻找一套办法，把周文王等明君身上具有超时空普遍意义的德行，转换为对拥有国君权力的每个领导人的强制规定，转化成一种具有硬约束性质的职业伦理规范，并由公民和相应权利机关进行监督，对行为恶劣或不以为然的领导人进行相应查处，使任何地方、任何级别的领导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做和不得不做，而不是由领导人凭个人意愿，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赵汀阳曾写到，“天下体系的最基本责任就是以制度权力去限制人类无法承担后果的逆天行为，特别是后果不可控制的技术冒险或政治冒险，这是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安全。”这对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修身，很有针对性。[64]不仅要查处腐败分子，更要把预防和防止腐败作为根本任务，加强教育，警钟长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避免和挽救更多的领导人成为被查处的“老虎”。中国的所有文化人，都要有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仗义执言的精神，承担起为民请命，捍卫公平正义的义务，敢于挺身而出，犯颜直谏，给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文王”与现代文明违背的特权要全面彻底取消，而现代公民的享有的权利则应得到充分尊重。参照现代文明国家的成熟做法：国王由为民做主的主人转化为人民服务公仆；国家大事由国王个人说了算到人民说了算；权力结构由以朝廷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国家围绕人民的发展需要做好服务工作。这个转变带有颠覆性，但“文王”别无选择，必须这样做。依法治国主要是依法规范政府行为，首先是依法治君，把“文王”置于法律的严格约束之下。“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65]“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66]“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67]

（六）“三不朽”的典范

“三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叔孙豹与晋国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讨论中，叔孙豹的经典表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以后的不少道德理想教育或人生追求，都把“三不朽”作为人生目标。

过去人们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三不朽人物，多提到孔子、王阳明与曾国藩。以上三位确实构成历史上三不朽的风范，但实际上应该远不至于以上三位，而周文王无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三不朽”的第一人。

立德，文王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君王中，德行最自觉、践行最认真，道德形象最好，道德影响最大的圣者，他敬老、克己、亲民、中道、尊贤、礼让等德行，永远值得今天和以后的大小领导乃至每个人学习。

立功，文王从西部的蕞尔小邦起家，凭借自己的德行和智慧赢得民心，赢得诸侯国归附，最后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宗主。这一历史创举，恐怕世界历史上也难有其二。

立言，文王的立言，除散见于《尚书》《逸周书》《国语》等传世文献记载外，最大贡献是推演六十四卦及其蕴涵丰富智慧的《易经》。《易经》历来被尊为群经之首，给以后的智者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启示和想象空间，给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近乎神秘的智慧指导。

需要申明的事，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文化至今十分浓厚且无所不在的社会，文王首先之德对领导人特别是处于权力高层的领导人，有对号入座的道德启发意义，甚至可以构成人们评价领导德行历史标准。但文王德行的内容，同样可以用于每一个人的德行遵循。钱穆先生曾对人生三不朽做过分析，认为立功立言受到权力、知识、环境等条件限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立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自主选择。“事业要看机会，哪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大事业的呢？哪能每个人都著书立说成大学者的呢？所以中国观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为首，‘功’‘言’次之。”“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欢的。”“不朽的生命，不单是大圣大贤可以获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最高的人生，谁都可得。”“道德精神是无条件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挥。”[68]全中国每个人都学习文王之德，都有发自德性的自觉德行及其德行带来的身心健康和精神气象，就都有可能成为有德行的“文王”；进而善化人际关系，启发和带动更多身边人行善；中国就可能成为人人有“文王德行”的天下道德王国，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以强大的国力，很高的国民素质，良好的道德形象，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一定会引来全世界的刮目相看，乃至尊重向往或积极主动合作。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长安人文研究所所长，长安西周文化研究会顾问
 
电子邮箱：xudaming1953@163.com
 
[①] 《逸周书·柔武解》
 
[②] 《逸周书·大开武解》）
 
[③]《逸周书·小开武解》
 
[④]《逸周书·五权解第》
 
[⑤]《公羊传·文公九年》
 
[⑥]《韩非子·五蠹第》
 
[⑦] 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第218页
 
[⑧]《孟子·离娄上》《滕文公·章句上》
 
[⑨]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⑩]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85页
 
[11] 杨儒宾，《殷周之际的纣王与文王—新天命观的解读》，《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2] 赵法生，《殷周之际的宗教变革与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第3期
 
[13]（美）埃里克·沃格林，译者叶颖，《天下时代》译林出版社，2018年4月，第377页
 
[14] 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第24、30页
 
[15]《韩诗外传·卷三》
 
[16]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9月，第123页
 
[17]《尚书大传疏证》(清) 皮锡瑞 撰 / 吴仰湘 点校，中华书局， 2022年4月，第319页
 
[18] 《孟子·尽心章句上》
 
[19] 《六韬·文幍》
 
[20] 《尚书·无逸》
 
[21] 《韩诗外传·七十九）
 
[22] 《孟子·离娄章句上》
 
[2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第 20页
 
[24] 《尚书·无逸》
 
[25] 《孟子·离娄下》
 
[26] 《墨子·兼爱》
 
[27] 《孟子·梁惠王上》
 
[28] 《孟子·梁惠王下》
 
[29] 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2015年7月第1次印刷，第73页
 
[30] 《论语·先进》
 
[31]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328页
 
[32]《孟子•梁惠王下》
 
[33] 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第84页
 
[34]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1版，第53页
 
[35] 刘彬，《帛书<衷》>篇断裂缺行问题考论 》《周易研究》 2018年5期
 
[36]《尚书·君奭》。
 
[37] 杨宽，《西周史》第398 页
 
[38] 杨宽，《西周史》 第89页
 
[39]《墨子·尚贤上》
 
[40]《孟子·告子下》
 
[4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第6、8、9、121页
 
[42] 刘源，《试论西周金文“帅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9月15日
 
[43] 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 》第149、224、183页
 
[44]《史记·周本纪》
 
[45] 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 》第183、213、217页
 
[46] [美]埃里克·沃格林，译者叶颖，《天下时代》第 50页
 
[47]《尚书·大禹谟》
 
[48]《孟子·公孙丑上》
 
[49]《孟子·公孙丑上》
 
[50] 蒋庆、盛洪，《以善致善》，上海三联书店 ， 2004年9月第139页
 
[51][美]埃里克·沃格林，译者叶颖，《天下时代》第395页
 
[52] 同上，第43页
 
[5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10页
 
[54] [美]埃里克·沃格林，译者叶颖，《天下时代》，第411页
 
[55] [美]埃里克·沃格林，译者叶颖，《天下时代》，第400页
 
[56] 蒋庆、盛洪，《以善致善》，上海三联书店 ， 2004年9月，第133页
 
[57] 许倬云，《西周史》第125、317、327页
 
[58]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第69页
 
[59]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40页
 
[60] 蒋庆、盛洪，《以善致善》，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9月，第144页
 
[61] 沃格林，《天下时代》，第411页
 
[62] 《老子·三十八章经》
 
[63] 《老子·第十七章》
 
[64] （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6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年11月16 日
 
[66] 习近平，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的讲话》，新华网
 
[67]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9年2月28 日
 
[68]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第130、132、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