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会议纪要（二）：【论坛一】《公羊》学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七日丁巳

          耶稣2024年6月22日

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论坛一 纪要

论坛一

-第一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评议人：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题目：《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作者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则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真理的伟大经典，是一部不朽的义书。

评议：余老师这一篇文章在考据方面十分精审。但有一个疑惑，《春秋》如何能够变成孔子范围天地的经书？如果《春秋》能范围天地，那其他五经的必要性又在何处？

朱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题目：从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

作者认为董仲舒延续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公共致思取向，建构了以“天”“君”“礼”“教”为核心观念的公共性思想。在解决公共性的治乱问题上，教化之道优先于政刑之具，以儒家价值为内容的公共教化是将天道、君意、礼治等精神在民众中推广开来的必由之路。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是儒家公共性思想脉络中的重要关节，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有着标志性作用。

评议：朱老师这篇文章特别的清晰有条理，文章特别重视公共性的话题。但问题在于，这个公共性的问题在当下儒家的这种发展中是如何可能的？

张靖杰（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宽柔与刻削：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两幅面孔”

作者认为《春秋》决狱中，一方面由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多偏宽宥，体现出对于秦政刻削的补偏救弊，以收稳定民心与政局之效；另一方面，由“原心定罪”衍生而来的“君亲无将”成了刘汉王朝翦灭诸侯势力的经义根据，服务于“封建”向“郡县”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宽宥亦或刻削，《春秋》决狱始终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但在后世，董仲舒尚宽柔的《春秋》决狱被“异化”为酷吏舞文之具，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评议：张老师这篇文章视野宏大，讲了经学进入到制度领域体现了宽容和刻削两个方面。但有一个疑问，对《春秋》决狱的这两个方面从亲亲和尊尊角度是不是也能理解？

王磊（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题目：董仲舒仁学的内在逻辑

文章观点是董仲舒仁学的内在逻辑以仁道政治为核心而展开。仁为天心，为仁道政治确立了形而上的天道合法性根基。取仁于天，将天道之仁下贯为王道之仁和人性之仁，从而确保仁道政治的现实展开。仁在爱人，由亲亲推至爱人类、爱万物，为仁道政治的展开提供一种实践路径。礼庶于仁，表明在仁道政治中仁乃礼之本，仁道乃是礼法施行和权变的依据。董仲舒通过对仁学的创新阐发，目的在于建立仁道政治，从而为现实政治提供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

评议：王老师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其哲学素养，带有浓浓的一种宋明理学的色彩。然有两个问题，第一在天为天之仁，在人为人之仁这个说法跟理一分殊是否有区别？第二，普遍人性和政治德性是什么关系？

蒋爽（辽宁大学哲学院讲师）

题目：何以为圣？——《公羊传》中的孔子形象探析

《公羊传》塑造的孔子是和历史相互作用，互相成就的圣人。《公羊传》中的圣人之智体现为对当下周文之弊的把握和据此建立《春秋》新制的洞察前瞻，而圣人之德体现为对同时代人造成的“三月不违”“齐人归田”的服膺认可，乃至跨越时空直至汉代仍在经传诠释中体现出的“素王”“受命”认同。《公羊传》中的圣人孔子形象不是人伦日用之间的个体性存在，而是在政教变革之际推动历史，又被历史承认的整体性符号。

评议：蒋老师这篇文章十分精彩，认为孔子形象在《公羊传》里面不断阐释，但孔子本人没有这样的意识，天命是后置的。那么问题在于，若董仲舒可以后置孔子，我可不可以这样后置孔子？

李洁（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题目：论公羊学中所蕴含的实践意义上的“仁”——兼谈“人我之分”与“书重”的意义

文章对“仁”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认为董仲舒的“仁”是爱人，“义”是爱己。广义而言，仁和义皆属于仁。故而，仁之中有一个人我之分。作者认为在《公羊传》体系中亦存在一个“人我之分”的独特视角，而通过“书重”原则体现。另外，《公羊传》“书重”原则所内含的“讳”又提示“正己”“爱人”都须“自得”。以上诸元素共同组成了一个能够以立体形式呈现的“仁”的实践，是《论语》中有关“仁”的叙述的重要补充。

评议：李老师这篇文章讲了很多问题，特别宏大。但有两个问题，文章认为爱我就是正我，就是贵己，这不仅有仁，还有义。若仅是从广义上说义属于仁，这样解释不是太具有说服力。另外一个，“书重”的书法在体现人我关系上似乎并不明显。

-第二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评议人：张靖杰（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题目：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

对于《春秋》开篇之六字以及《公羊传》的诠释，从汉代开始便被学者们总结为一种“五始”学说，并以之作为《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对“元年春王正月”及《公羊》传文的诠释，最为系统的莫过于东汉何休的《公羊解诂》。不过，早在西汉的董仲舒那里，也有诸多深入的讨论，并成为董仲舒《春秋》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鉴于何休对“五始”学说论述之系统性与完整性，我们不妨以何休说为参照系，并以之对照董仲舒的论述，从而通过比较董、何对“元年春王正月”诠释之异同，以考察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的旨趣与特色。

评议：郭老师认为“元”在董仲舒那里不是元气的含义，但就像郭老师提到过“天”可以有两种含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在董仲舒那里“元”其实也有不同含义？

王江武（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题目：《公羊传》“文王之战”的义理逻辑

《公羊传》对宋襄公的评价与《谷梁传》《左氏传》的评价势如冰炭。其背后的义理脉络值得深思。或以为《公羊传》推崇理想，而《谷梁传》注重现实。实则可以进一步探求，《公羊传》推崇的是什么样的理想，以至于会立足于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经验截然对反的立场。公羊学不否定霸道，所否定、痛恨的是为求自保而致的富国强兵，以及相应的暴政，以及由暴政而致的无穷无尽的兼并与没有底线的征伐屠戮。《公羊传》对宋襄公“文王之战”之定评，毋宁是对王道理想下征伐之道的期许。

评议：王老师的文章是对《公羊》立场非常严正的一个坚守。但何休将宋襄公泓之战和文王伐崇类比，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宋襄公是大败，而文王则是退兵修教化。这两者之间在义理上是否有所不同？

王光辉（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题目：论康有为的“《春秋》改制，即立宪法”说

康有为认为《春秋》“辨名正分”与近代宪法确立的“国家分子对于国家之权利义务”一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提出“《春秋》为宪法”一说，将古老的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观念对接，并把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看作是挽救危亡的重要途经。

评议：王老师的文章探讨了改制和立宪在康有为思想当中的展开。但这里其实对于名有一个问题，就是名有权利和义务两个面向。文章特别提到了限制权利的问题，但是康有为对于正名的讨论有没有偏向于就是我可以去做什么呢？

郜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

题目：“九世异辞”——论廖平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与重构

廖平针对《公羊传》中的“三世异辞”，提出独特的解读与重构，挑战了何休的解释框架。他通过《谷梁传》和《论语》构建新的三世体系，强调从“隐桓”至“定哀”的时间序列，及由远及近的变化，进而发展出“九世异辞”概念。廖平的解读旨在揭示《春秋》中蕴含的“用夏变夷”与“拨乱反正”双重主题，两者交织于《春秋》的立法精神中，旨在展现孔子理想中的“尊让礼乐之天下”，以及对治乱循环的深刻洞察。

评议：关于这篇文章有一个疑问，即是廖平是想用九世去取代公羊家的三世，还是附丽在三世之上？廖平还是用传统的那套话语，应该是有意想附丽在三世之说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又用了这样一套所传闻、所闻和所见的话语，那原来的含义还有吗？

宫志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题目：“经史”与“天人”：康有为三世说的支点

康有为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既把握了现代的特征，又不须准确、如实的把握。以康有为为例，无论经史问题，还是天人问题，他都是在中国的秩序结构和观念体系中把握和消化现代，从而创造出一个从中国文明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他们在开端处的回答是理论性的原型，有待后续历史将其展开。他们深知只有完成古今之变，才能延续中国文明，保持更长时段下的古今一贯。

评议：宫老师的文章特别提到大同，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对象，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于从特殊当中开出普遍，从传统当中去开出现代的这样一个意义。但问题是，从普遍或者现代中开出的，是不是一种比较过于理想的一个状态？

于超艺（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

题目：天人相与之际：董仲舒、何休灾异说之异同

在《公羊》家看来，《春秋》记灾异，并不是对这些天象的简单记录，而是推求其原因、目的指向人事，即所谓“天人相与之际”。董仲舒与何休之论《春秋》，皆十分关注灾异问题，董仲舒、何休对灾异的解读亦有着共同的宗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二者在具体的论述上又颇有分歧。因此，比较董仲舒与何休对灾异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公羊》学之天人关系，以及董仲舒与何休对《公羊》诠释之旨趣，或有所裨益。

评议：这篇文章对于董、何二人的灾异说梳理的是比较细致的。但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去区分《公羊传》和何休的灾异说？二是何休与董仲舒皆是重异不重灾，但是异在他们那里的作用是不是一样？

-第三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评议人：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发言人：

罗军凤（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题目：论晚清扬州学者的公羊学

本文所论晚清扬州学者，以占籍扬州的学者而言。扬州学者肆力于公羊学的研究，以凌曙为开端，以陈立为集大成，其时间在嘉庆至同治年间。扬州籍学者将公羊学当作扬州本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发阐光扬，并以接续《公羊》绝学自任。扬州学者的公羊学，系乾嘉之后，乾嘉学者将汉学方法引申入公羊学研究，保存了经学的传承命脉，并为公羊学开创生机。

评议：罗老师的文章讲了扬州地区的公羊学，这是很受啓发的一个研究。那么想要向罗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三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相互之间的一个交互性？

黄鸣（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题目：《春秋》学与汉武帝时代的战争

本文探讨了汉代儒家学者，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学学者对于汉武帝时代的战争所持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春秋》学观念是否对汉武帝的战争观念具有影响，并由此一隅来观察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者的真实处境，探究传统说法中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历史面貌。

评议：黄鸣老师文章的选题非常有趣，文章落脚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说儒学跟汉武帝之间的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在文章中，关于汉武帝和《春秋》的联系似乎并不密切。

代春敏（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副教授）

题目：从“春秋学”视域再评孔子对“初税亩”的态度——以《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为中心

“初税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田税制度改革，学界大多从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角度给予分析和判断，却很少有学者从“春秋学”视野关注孔子的态度并进行评判。孔子对此的讥贬态度不只是为维护周礼，经深入探究，可知：一方面，“初税亩”是应势而生的一项革新，它的目的不是为保障民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买卖和兼并问题，所以，很难说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孔子“择善而从”的历史观和变革精神，体现了他对信仰的坚守和追求，也是《春秋》欲返王道之根本的垂范和法则。

评议：代老师的文章对《公羊传》“初税亩”这一经文的梳理，是很清晰的。但是关于井田制历来有很多的争议，那么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代老师对井田制1/10的说法如何理解？

陈姿桦（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题目：论孔广森对“孔子制作”的理解

孔广森于乾隆四十八年完成清代第一部公羊学专门著作《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但其《春秋》学常被批评为不守公羊家法。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摈弃“王鲁”说，源于其对“孔子制作”的特殊理解。在孔广森看来，孔子作《春秋》绝非素王改制立法，而是在乱世中保存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以俟后王用之以治世。

评议：这篇文章从总体而言，对孔广森关于孔子制作的理解的梳理是非常到位的。对于西狩获麟，究竟它属于灾异，还是祥瑞，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思路。作者抓住了这一点，就是“麟”和“获麟”之间它本身是有区别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