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会议纪要（三）：【论坛二】《左传》学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24年6月23日

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论坛二 纪要

论坛二

-第一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罗军凤

（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议人：黄圣松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

发言人：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题目：试论《左传》节制观念与审美发展

郭教授从三个层面对于《左传》的节制观念进行了研究。第一，郭教授对《左传》中的节制现象进行了简单梳理，指出“节制”是《左传》作者所倡导的生活观念，主要表现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各种方面。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国家振兴提供基础保障；不加克制，外物与身份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于己于国皆有害。第二，节制观念的形成与特征，节制的生活观念与历史的鉴戒和时代需求密不可分。第三，《左传》节制观念为孔子推扬，发展出“克己复礼为仁”“美善合一”“文质彬彬”“礼乐中和”等诸多美学命题，奠定了后世儒家美学的原则。

评议：此文运用了丰富的材料，对春秋时代体现的节制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运用了很多事例，指出在春秋时代，节制的观念是贯通的，因此节约的风尚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相反，奢侈铺张则会一些负面的影响。此文对于节制观念进行了完整的整理。

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题目：《左传》手文“鲁夫人”新解

苏教授聚焦于《左传》开篇仲子手文“鲁夫人”：“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苏教授注意到了古文字形当中“鲁”“虞”二字的相似性。金文之“虞”字，如西周晚期散氏盘作“”、虞寇壶作“”。“鲁”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多从“鱼”从“口”，如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鲁内小臣生鼎作“”，春秋早期的鲁姬鬲作“”，而“夫人”又可作合文，那么“鲁夫人”与“虞”很可能古文字字形相近，“爲”字当非手文无疑。考察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夫人”用作合文之例罕有，而到了战国文献中，“夫人”合文较爲常见。参考《史记》的记载，进而蠡测“鲁夫人”之说，或是战国时人结合叔虞手文字形的附会与追述。

评议：此文非常有趣，手纹问题关乎我们日常生活。文章材料中的手文和我们的四条手纹有密切关系，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复杂的结构能否在掌纹上显现出来？

吴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题目：《春秋左传》故训条辨

吴教授在仔细考辨故训的基础上分别对《左传》中的“舆人”和“收介特”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吴教授指出“舆人”应指贱隶，而非泛指众人。而“收”为聚合之意，“介特”，指谓男无妻室、女无夫家也。“收介特”，意为合男女以成夫妇，并非如故训所谓转移收聚、收养之也。

评议：此文以“舆人”为贱隶，或可商榷。黄教授区分了国人、舆人、役人。在国人中，处于服役的年龄段的男子被称为役人。役人的工作是做大型公共建设或跟随着军队。役人分成两个工作群：舆人和城者。舆人的主要工作和车子有关；而城者或者筑者的主要工作是大型工程建设。舆人不会是那种身份太卑贱的人，他的身份是国人，国人在具有役人的身份而被调动去做徭役的时候才被称为舆人。

田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

题目：刘师培《春秋》《左传》之义例理论再探讨

田教授从三个方面阐发了刘师培的义例理论。首先，田教授明晰了刘氏对《春秋》《左传》二书的性质及关系的定位，即《春秋》是经而非史，而《左传》如《公》《谷》一般是蕴含着褒贬的解经之书。其次，田教授围绕刘氏所述的义例观，解析其对二书义例系统的构建；指出刘氏从时月日例、从外事和内事、礼仪、人名和地名（暨国名）、用词、错文和变文等多个角度入手，试图建立《春秋》《左传》的书法和义例系统。最后，田教授概括了刘氏对杜预的批判。

评议：此文探讨了义例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黄教授补充了一些比较新奇看法，他发现《春秋》中“伐”“战”“盟”等事件有多种句式结构。通过对这些句式结构的对比总结，黄教授发现其中有一些句式是通用的，出现在多个国君的叙事中；一些只出现在某个国君的叙事中，一些句式则间隔出现。黄教授推论：或许每个国君即位后会任命一个新的史官家族，每个史官家族有其惯用的笔法，因此产生了鲁史句式的不同。

李佩圜（台湾正修科技大学通教中心助理教授）

题目：从《左传》至《列女传》中定姜人物形象之塑造

李老师以《左传》与《列女传》中对于定姜的不同形象塑造为研究对象，指出关于定姜的叙事书写，《左传》与《列女传》各有侧重。《左传》侧重于定姜之政治气度，无论是治理国事抑或对应战事，定姜皆展现出敏锐的政治手腕与高度。而《列女传》则先以定姜挥泪送妇归国一事，将定姜定调为充满慈爱光辉之国母形象，不与史实切合。通过二书对比，李教授认为刘向基于一定的立场对《列女传》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列女传》实为“戒天子”之诫书，其教化意义更甚于史事之真实性，刘向许是出于《鲁诗》之承袭，许是出于因应儒家思想之教化需求，将《诗经·燕燕》列为定姜送子妇归国之作，为定姜树立起“慈姑”之人设。

评议：相关内容私下同李老师细致探究。

冉雪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题目：杜预“经承赴告”说探源

作者对“经承赴告”说进行了详细地稽考，指出“经承赴告”非杜预首创，实有更久远的渊源。一方面，《春秋》三传皆明确据“赴告”说解经文，其说能与传世及出土先秦文献相印证；另一方面，两汉《左传》学者、《公羊》学者及礼学家亦有各具特色的“赴告”学说，其中贾逵、服虔等《左传》学者的“赴告”学说更是杜预的直接源头。杜预“经承赴告”说是继承前说，并自觉加以系统化、专门化的结果。

评议：“经承赴告”说，其实也涉及《春秋》的义例问题，我的具体想法，可以前述评价田老师的内容，作为参考。

-第二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朱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评议人：田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发言人：

彭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题目：“蜃炭”详解——兼及《左传》“书法”与商周文化之异

彭教授对于《左传·成公二年》中的“蜃炭”进行了详细地考辨。一方面，彭教授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生活阅历考察，指出“蜃炭”指的是两种物质，即“蜃”（蚌壳、蜃灰）与“炭”（木炭）。另一方面，彭教授依据考古资料显示，认为墓葬之用蜃炭，产生于西周中期，流行于东周以降，而商人与殷遗墓葬则不见使用蜃炭的葬俗。由此，彭教授得出结论，《左传》关于“蜃炭”的记载，实则具有“微言大义”。

评议：该文对前人关于蜃和炭的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蜃和炭进行了比较宏观的考证与辨析。文章的考证使用了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个人生活经验等三重证据。基于王国维先生的双重证据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使得论证更为全面，结论令人信服。然而，《左传》在记录历史事实时天然所具有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能否理解为微言大义呢？

刘伟（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

题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引文补正三则

刘教授主要对于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的隐公元年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探析，认为杨先生的引文有三处可供商榷。第一处，杨注引《孟子》作为周代五等爵制度的最早记录，然《左传》《国语》《逸周书》等更早文献中有不少可以互相参证的内容要早于《孟子》。第二处，杨注从顾栋高文章中转引了方苞的著作，但把《春秋通论》误作《春秋直解》。第三处，杨注对邾国和姑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邾与姑蔑曾迁徙的观点可能更接近历史实际。

评议：该文细致地指出了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引文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将《春秋通论》误作《春秋直解》。此外，文中还探讨了五等爵的问题。在《国语》《逸周书》等更早的资料中也出现了爵的记载，但并未明确指出这些爵是五等爵。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公”的通称为例，每一个诸侯国内部可能会尊称自己的国君为“公”，即使他的爵位不高，这种称呼与五等爵制度上的“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可探讨的空间非常广阔。

刘光（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题目：杨伯峻的生平、学术渊源与《春秋左传注》成书稽考

刘教授对杨伯峻的生平和学术渊源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探讨。刘教授指出这不仅有益于研究杨氏生平、治学及《春秋左传注》之价值与特色，更对二十世纪《左传》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评议：该文细致地梳理了杨伯峻先生的生平，清晰地呈现了《春秋左传注》的写作背景。杨伯峻先生治学具有深厚的旧学渊源，先进行长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为其后的注解与注疏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与当今受西方影响的学术方法有显著不同。

潘伟利（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题目：《左传》“黍丘”位置小考——兼谈古今“下邑”之辨

潘老师对于《左传》“黍丘”的位置进行了考证。杜预以“黍丘”的位置在“梁国下邑县西南”，后世学者沿袭杜说，以“梁国下邑县”为今河南省夏邑县，潘老师指出此说有三点需要澄清。其一，黍丘当在曹郊，而今夏邑时处宋国腹地，其西南则更在宋都之南；其二，杜预所注“梁国下邑县”当为今安徽省砀山县，时下邑县治在今砀山县东毛李庄（下邑故城）；其三，今河南省夏邑县约从北魏开始方名“下邑”，秦称栗县，西汉为栗侯国，属沛郡，不属梁国，魏晋时国废，其地分属谯、梁，非完整区划。杜预之“梁国下邑县”为今砀山县，而非今夏邑县。

评议：杜预所述的“梁国下邑县”所在地的具体位置，是一项重要的地理考证学问题。杨伯峻先生等近代学者已经对黍丘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评述。或许杜预本人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后人在解读杜预注解时可能产生了偏差。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梁国下邑县”实际位置，并在第三部分进一步澄清了从“下邑县”到“夏邑县”这一误解的产生过程。

陆骏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

题目：《左传》服、杜文本别异钩沉

陆老师通过考察服虔、杜预的《左传注》，发现了至少40处可以考实的异文。陆老师对这些异文进行了详尽的疏证与分析，比较并揭示了服虔和杜预二注在文本特色和年代特征上的差异。此外，陆老师还对注疏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这些异文的存亡兴替置于经学史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初步揭示了《左传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变，从而深化了今人对服、杜二注在微观层面的理解。

评议：此文将服虔注和杜预注的差别做了更深入更精准的分析。在经学史上，南方学者尊重杜预注，而北方学者则尊重服虔注，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文详细对比了两者在文字和解释倾向上的差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不仅涉及到不同文字版本的对比，还涉及到了服虔注为何被淘汰而杜预注占据主导地位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组-

主持人与评议人：

主持人：徐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郜喆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

发言人：

李建明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题目：《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

李教授指出《春秋左传》从隐公元年写起，不仅仅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更是一种“罪郑”的叙事意图，即把郑庄公看成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左传》细致地记载了他多次违背周礼的行为，甚至记载了他几个儿子的争权，郑国从此衰落，这是郑庄公种下的恶果。《左传》这样写是对他违礼的谴责。

评议：本文全面梳理了《左传》中关于郑庄公的叙事情节，深入展现了庄公的性格特点。特别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在义理上郑庄公实际上是《左传》的一个起点，这与通常所认为的隐公元年是春秋历史的起点有所不同。通过对《左传》原文的考察，确实可以看出这一部分文本在排列和呈现上具有特殊性。汪基称赞《左传》：“左氏真得素王心法，不愧称为功臣。”从现代角度来看，此文对《左传》特色的描述与传统理解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作者的新思考最终为《左传》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形式上的活力。

李守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题目：《周易》大壮卦与《左传》相关筮例

李教授注意到《大象传》的观象风格与《彖传》《小象传》迥然有异；《大象传》的前身《连山易》卦辞，周公着《易象》时仍然沿袭使用，其理路是自上卦而下卦，只观其基本卦象。而《彖传》的风格是以卦德、主爻、卦主审视卦体，按自下卦而上卦的理路解析卦辞；《小象传》则是以《彖传》为依据对六爻的每一爻，展开爻体、爻际关系的解构，从而判定该爻的吉凶性情。此外，李教授以大壮卦《大象传》与《左传》相关筮例为例，指出《左传》大壮卦相关筮例，与《周易》大壮卦的《大象传》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可能都源于《连山易》古义。

评议：此文体现了李老师对《易》学研究的一贯高水平，通过对史墨论大壮卦《大象传》《小象传》《彖传》等材料的分析，提出史墨论大壮卦是旧的《连山易》的内容，而孔子或者儒家对《连山易》进行了改进。焦循也曾对史墨论大象传进行了一些评论，可备参考：“何爲邪说？曰：季平子逐君，史墨对赵简子，称君臣无常位，而引大壮雷乘干，爲天之道。意以震指臣，干指君，爲臣可乘君之证。当时假经义以文其邪说如此。……故凡《左传》诸说《易》，皆不得漫引以爲《易》义，而《连山》《归藏》可知矣。”

张德恒（山东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题目：安井息轩的《春秋》学——以《左传辑释》为中心

德川日本幕末名儒安井息轩研治《春秋》《左传》，勠力发掘其中蕴含的礼学内容，力图以中国先秦古礼解决彼时日本“礼俗异宜、治乱殊途”的现实问题，为“现代日本”在文化上奠立基础。在《左传辑释》中，安井息轩认同传统《春秋》经传观念，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左丘明为孔子门人，《左传》为释解《春秋》之书。职是之故，息轩注重依据经传“属辞比事”之记事特征发明经传深意，而贯穿该书始终的则是对杜注的驳斥、补正，息轩驳斥、补正杜注多引中国学人之作，独出心裁，屡有创获，解决了经传部分疑难问题。

评议：该文探讨了日本学者安井息轩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认为安井息轩对于《左传》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文本的解释，而是基于一定的现实考量，即试图从经典中发掘先秦礼学内容，以此解决日本当时的现实问题。另外，安井息轩兼具朱子学和左传学背景，二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关系为何？

肖潇（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题目：杜预“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析论

肖老师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肖老师的结论是“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并非实证性的描述，而是杜预的经学学说，对《春秋经传集解》的成立与展开起到基础的支撑作用。其后，肖老师分别从提出、功用以及维护等三个层面对结论进行说明。

评议：自《左传》被刘歆用来解经以来，《左传》经传不和谐问题一直是学者争议的主要问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是杜预提出的补足性说法，主要用以说明《左氏》经传内容差异之合理性。此文对杜预的“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进行了重新解释。我们今天习惯性地以一种文献叙事的方式来看待这句话，将之理解为杜预对当时历史现实的推测。此文呈现出来的一个样貌是，杜预对于“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的讨论，并非实证性的描述，具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属于杜预的经学学说。

吴居峥（福建医科大学文理艺术学院讲师）

题目：《于埜左氏录》与清代文章鉴赏论的突破

吴老师从三个层面探究了盛谟的《于埜左氏录》。首先，盛谟《于埜左氏录》阐述《左传》生成是左氏神行其中而成，是左氏之笔遇《春秋》之事，无营而文自生，故而《左传》具有善藏与通造化的神秘之妙。其次，盛谟将左氏之文视为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突破清代文章鉴赏批评论仅将文视为文的鉴赏路径，提出“以神遇神”的审美鉴赏论，要求认为鉴赏主体要“洗净”精神。最后，盛谟侧重调动读者自身的身体感知，主张在“以神遇神”的过程中，进入“忘我”的生命状态之中。

评议：此文在古典文学评论的意义上对《左传》相关的内容进行了研究。盛谟在《左氏录》中采用了一种类似于文学汇编的形式，并结合一些评论将《左传》重新组织排列，从而将其从春秋学的义理体系中解构出来。盛谟以一种神遇神的方式解读《左传》文本，此种方法较为类似于阳明后学的风格。是否可以将之理解为，清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或阳明后学在学术风格上发生了转变，从关注传统经典的思想及其注疏，转向社会领域和文学作品的探索？

惠文东（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题目：论西周春秋时期宗族的政治参与——以国野制度为线索

惠老师以国野制度为线索切入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族参与国政的问题。惠老师认为从国野制度来看，当时参与政治的人群主要是国人，而野人则无预政事，只是力于农穑而已，作为贵族的国人的义务就是为他们提供保护。国人的主要力量，其实是与先王或先君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野人则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西周春秋间的政权其实是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国是由家组成的。

评议：此文以国野制度为切入点，对当时的诸侯国的政治进行了鸟瞰式的描绘。然而或许还需思考一个蒙文通式问题，即这段材料是作为历史问题还是作为经学问题；作为历史问题研究时，视域或许需要一定的转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