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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光作者简介:刘增光,男,西元一九八四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著有《晚明<孝经>学研究》《<孝经>学发展史》等。 |
五经与中华文明的礼让精神
作者: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六日丙寅
耶稣2024年7月1日
“礼让”是中华文化中渊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观念,以“让”作为核心字的“谦让”“礼让”等词汇至今都为人们所常道及。从思想学理上进行探究可知,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以让为礼的实质与精神,“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今人观念中作为公民道德的文明礼让,也正是几千年来以礼让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的遗留和传承。
“礼让”正是五经所蕴含的核心精神,古人云“六经皆礼”,亦可说六经皆归于礼让。从时间上来看,尤其以《诗经》《尚书》为重要。《尚书》以《尧典》开篇,这意味着《尚书》是以尧舜禅让为开端的历史之书,或者说,禅让是中华早期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趣的是,“文”“明”二字即是出现在《尧典》开首,“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禅让发生于尧、舜、禹之间,让是王天下的美德。难怪近代思想家陈柱直言,《尧典》“一篇大旨,莫非一让字”。在尧舜禅让之后的三代时期,以《诗经》记载的周代礼让传统最为显著。《诗经·大雅·绵》记载太王古公亶父将本国的土地让于狄人,不愿因此而让百姓受到伤害。此事不仅被儒家的孟子所称道,也进入了道家著作《庄子·让王》的视野。《大雅·皇矣》则记载作为长子的泰伯本应得国,但让国于王季,而王季之子文王继之兴起,这是周之所以能够最终取代殷商的重要事件。《论语》中有专门的《泰伯篇》,孔子称赞泰伯“可谓至德”,也体现出了儒家宗师孔子对于周代礼让传统的重视和认同。此外,《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行善”最重要的便是使治下之民能彼此相让,虞、芮之人不再争讼。由此来看,“礼让”是周人自太王古公亶父以来的家风。简言之,后世习称的尧舜三代有着一以贯之的礼让传统。
这一精神传统在记载周代后期政治实践内容的《春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周代礼乐文化的氛围中,周人早期让国的精神被春秋时期的士大夫逐渐转变成了礼让的德行,由此,周王兴让,就不仅是可为典法的周代故事,而且是重要的人人可遵循的美德。从《左传》内容来看,“让”是春秋士大夫讲求的美德,也是行为合礼的重要体现;“让”还是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时的重要准则。而这些都是孔子之前便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的内在精神。《左传》记载贤人叔向之言“卑让,礼之宗也”,晏子言“让,德之主”,又载“君子曰”之语“让,礼之主”。一言以蔽之,礼让是“明德”,“争善”便是“昏德”。而推崇礼让,不仅是《左传》之意,也是《公羊传》之意,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言“让者《春秋》之所贵”,“让者《春秋》之所善”,以“让”为孔子所作《春秋》蕴含的重要价值观念。
与《左传》相表里,《国语·周语》记载叔向所述周初史佚之言:“德莫若让”,也确证了西周悠久的让德传统。《国语·周语》又载“圣人贵让”,认为人性都有陵越他人之上的欲望,这便是人的争心,对此不能压制而应当以礼让的方式来处理,否则只会导致更坏的后果,就国家治理而言便是上下相争不和。以“贵让”为圣人之德,将“让”放在了最高的位置。总之,在周代礼乐文明的背景中,尊礼就意味着必然要贵让,是否能“让”是判断一个人德行之优劣、一个国家是否能有善治的重要标准。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也以让为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如《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谦》一卦,无论卦辞或爻辞,尽属吉利,可见《易》作者之推崇谦让;《周易》以乾坤为易之门,因为天地翕辟产生万物,就此来说,“天地交泰”之象是以上下下,也正是体现了礼让的精神。
这种礼让的精神贯穿于儒道二家传统。而源自印度的佛教主张放下执着,保持“平等心”,以“忍辱”为六度之一。因此,礼让也就构成了儒释道三家精神的内在相融之处,是其共同的要义。就儒家来说,孔子身处周代礼乐文明没落时期,但他浸淫于《诗》《书》礼乐的五经传统之中,使其能够“集大成”式地继承周文传统。一般来说,孔子思想兼括仁、礼二维,“礼让”是其开创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显然,以礼让为国正是对此前周代政治实践之内在精神的继承,礼让而不争,其本质是重义轻利,故儒家所言政治是以礼治国,亦即是以仁义治天下。而孔子作《春秋》,拨乱反正,其旨意便是天下莫不乱于争而治于让。于此,可见《春秋》与五经内在精神之一脉相承。历代思想家都注意到,孔子之崇让大有取于尧舜、周家之事。需说明的是,相对于礼让来说,孔子以仁释礼,“仁”是最高的德目,是总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孟子抑或是荀子都是重仁过于重礼。孔门及其后学的“仁”贵于“礼”,仁高于让,这表现出的是孔门思想家对于周文疲敝、礼崩乐坏的反思。虽然孔子仍重视“以礼让为国”这样的政治涵义,并未脱却西周礼乐文明的贵让传统,但是在他这里,以作为理想政治观念的仁政统摄礼治,对让的理解必须要基于仁义方可。简言之,礼让不是不讲原则、没有立场的让。但即使如此,让的精神仍然贯穿于儒家仁学的内部,不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都显露着鲜明的礼让精神,仁爱和礼让是一体的。
就道家来说,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已经揭示了道家思想中的礼让精神:“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认为老子的贵柔守雌,崇尚不争,继承了尧舜和《周易》谦卦的精神。于此可对儒道之同源有新的领会。《易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而老子则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配天,古之极”,以谦让不争为天道,为德行的极致。实则就儒家而言,礼让也是天道,《左传》以礼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便包含了这一层含义;而孔子说尧“则天”而行,既然如此,尧之禅让本身也是法则天道的体现。总之,以不争、礼让为天道,是儒道二家的通义。二者的差异在于,儒家主要落在人生、社会、政治中说明礼让、不争的价值,而道家对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强烈的批判反思,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进一步从形而上的“道法自然”层面思考礼让、不争的精神。由此,就将“让”视为人生、自然、宇宙中普遍贯穿的法则,依其思路,现实社会中的礼让和不争正是建基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法则,人的生活要以天道为依归,人文世界要以自然世界为基础,呈现出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宇宙观。
合并观之,儒道两家都在继承尧舜三代礼让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前者走向内在,以仁释礼,道就是仁道;后者则超越而上,推天道以明人事,用天道的不争来成就人事的和谐,和谐不争都深植于儒道二家的思想传统中。近代以来,西强东弱,华夏山河破碎,乃至礼乐文明也被置于扫除的境地,然现代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等人都立足世界局势而思考华夏传统的现代意义,一致认为“礼让”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且可以作为国际间交往秩序的共同准则。由今观之,经典之为经典,本就是人类实践的积淀和总结,固为后世所当遵循之常道,所以能被儒道所共遵,二家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追求和平与不争的文化基因,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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