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结集

作者：郭沂（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何以反本开新》

让我们先来看《论语》是如何成书的。

关于《论语》是如何成书的这个问题，两汉学者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  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论衡·正说篇》) 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  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 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所有这一切，怎能一笔抹掉?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这一点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门  弟子被称为“子”可得到印证。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可见，孔子弟子确有做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将所记孔子言行集结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那么,《论语》的具体编者是谁呢?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  游、子夏等”,《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可以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到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 子弟子之为之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 上有子弟子，以为“《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 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论语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 同的线索，宋永亨据《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定《论语》出于闵氏(《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读《论语》便可 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 一定包括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 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 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冉伯牛也先于孔子而去：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所以他们两位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的编纂。其余二位，即仲 弓和闵子骞，都曾被学者们认定为《论语》的编者。至于曾子和有子，亦以德行而闻名。人所共知，不必具论。

然而，子游、子夏乃文学科高才生，并不长于德行，为什么也参与了《论语》的编纂呢?这不难理解。所谓文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文献。《论语》的结集，其实是一项文献编纂工作，所以需要子游、子夏相助。

再者，子夏和曾子的私人关系很好，孔子去世后，他俩仍过从甚密。《礼记·檀弓上》和《论衡·祸虚篇》中都记载了孔子去世后，“子夏丧其子而丧 其明。曾子吊之”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九也载有子夏探望曾子并请教“三乐”“三费”之事。所以，说德行、文学两科弟子共同参与编纂《论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论语》中的原始数据虽然记录于孔子的直系弟子，但其结集者当包括再 传弟子，甚至主要是再传弟子。其一，《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当时弟子各 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已明确地将《论语》的记录者——孔 子弟子和结集者——孔子门人区分开来。其二，《论语》对孔子的某些弟子称“子”,当是孔子再传弟子对孔子直传弟子的称呼。其三，《论语》载有曾子之死，说明曾子未及参加《论语》的结集。而曾子为孔子晚年弟子且得寿 终，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已所剩不多了，是以知《论语》的结集者当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这样一来，《论语》中宾主称谓的混乱，也可得到合理解释。一方面，由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身份不同，所以在孔子弟子的原始记录中，宾主称谓本来就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所以他们可能在整理原始记录时根据自己的身份对其中的宾主称谓进行了润 色改动。因此，以“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来推断《论语》晚出，是毫无根据的。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 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间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包括《礼记·坊记》: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前所述，《礼记·坊记》中的部分文字又见于郭店竹简《大常》(《成之闻之》)篇，可推知这篇文献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据笔者新考，子思享年92岁，卒年的下限为公元前403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 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前403年 这33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 子。

除这条“《论语》曰”之外，《坊记》等篇所记孔子言论皆称“子云”“子 曰”“子言之”,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称为“《论语》曰”呢?今查《坊记》所载孔子语，只有此条与今本《论语》上的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子思所辑孔子言论，原则上只录《论语》所未载者，其所载者，毋庸重录。但《坊记》此章， 均为孔子有关孝道的论述。大概子思认为《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十分重要，便破例引用，并特标“《论语》曰”,以示非敢掠美。

《坊记》既已提到《论语》其名，说明《论语》在成书时就已经命名。然 而，这一名称并未广泛流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论语》还因其性质 被称为《传》《记》《语》等。如《史记·封禅书》载：“《传》曰：‘三年不为  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引文见《论语·阳货》)《法言·孝  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引文见《论语·季氏》)。《后汉  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赵咨》:“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引文见《论语·八佾》)《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  传·邳彤》:“《语》曰：‘一言可以兴邦’”(引文见《论语·子路》),等等。

王充更明确指出，宣帝时仍“名之曰《传》”(《论衡·正说篇》)。

《论语》之名没有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基本上为孔子的言论集，所以引用此书称“子曰”要比称“《论语》曰”更加直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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