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陇珍 隆滟】《孝经》 外译推进中华孝文化国际传播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7-04 23: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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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 外译推进中华孝文化国际传播

作者:袁陇珍 隆滟(系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八日戊辰

          耶稣2024年7月3日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标识之一。《孝经》全面继承和阐发了孔子、曾子、孟子等先贤的孝道思想,贯穿着“孝”是“诸德之本”的立场,弘扬儒学“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重视家庭伦理与道德规范,长期以来被尊为“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儒家经典,构筑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举足轻重。《孝经》思想宏富,覆盖国家治理、道德伦理、教育美育、哲学及宗教诸多领域,持续被东西方学者挖掘研究,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孝经》先后在欧洲及英国和美国译介与传播已逾300年,共有10个重要的国际译本,不仅记录了《孝经》的历时传播轨迹,而且彰显了中华孝文化的国际影响。

 

“以耶释儒”传播阶段

 

18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开始大量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孝经》最早在欧洲落地。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Fransois Noel)的拉丁文《孝经》译本问世,收录在其著作《中国礼仪之争》中,成为迄今最早的国际译本。177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兼汉学家韩国英(Pierre-Martia Gibot)的法译本出版,译本注释详细,扩大了《孝经》的国际阅读范围。随着19世纪汉学研究从欧洲转移至英美,经传教士兼汉学家持续重译复译,产生了《孝经》国际经典译本。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在中国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是向海外报道推介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广泛涉猎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气象、科学等诸多领域。1835年12月,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四卷第八期刊出了英文版《孝经》(Heaou King, or Filial Duty),译文共三章,包括历史背景、参考的底本、宗旨、正文和文化阐释,囿于报纸篇幅所限,译文极为简略,不设注释。裨治文的首个英译本承前启后,既促进了《孝经》在英语世界的广泛阅读,也成为后出的《孝经》英译蓝本。1879年,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应穆勒之约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英译了《孝经》。他的译文参照了韩国英和裨治文的版本,并在其同期翻译的两个译本基础上反复修改后出版。理雅各除了详细阐释文本内容,尤为注重考据、训诂和词章,注解详备,释义贴合原文,措辞精准。全文不足2000个单词,注释多达48处,既忠实再现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含义,也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出版后成为学术性的经典译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裨治文与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译文不可避免打上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烙印,“以耶释儒”的翻译倾向明显,译文存在文化误读与误译现象。

 

“以俗化雅”传播阶段

 

进入20世纪,《孝经》译本呈现“学术化”向“民间化”过渡趋势。1908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翻译官陈贻范(Evan Chen)的《孝经》译本在英国出版。陈贻范时任“中国使馆第一秘书”,在英国居留长达15年。得益于早期在京师翻译馆受过严格的语言培训,又具备离散译者身份,陈贻范对英汉语言驾轻就熟,长于融合汇通英汉文化。他的译文通俗易懂,既偏重读者接受,又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尤其译本后附译了中国的二十四孝故事,折射着中华民族子女孝敬父母的人性光芒,成为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民间译本,百年来持续反复出版。译本于1908年初版后,分别于1909年、1920年、2012年、2015年由达顿出版社(E. P. Duttonard. Co)、约翰·默里出版社、平装出版社(Hardpress Publishing)及福高腾出版公司(Forgotten Book)再次重印。此阶段还有两个面向汉语学习和普通读者的英译本也值得关注。1948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Greel)在其汉语研究著作《汉语言进阶》第一卷中翻译了《孝经》;1961年,美籍匈牙利传教士马克拉(Mary Lelia Makra)的译本出版,译本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面向普通读者及汉语初学者。

 

汉学家还原中国文化的研究性传播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儒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华孝文化日渐进入汉学家的视野,重译本呈现“以译推研”“译研并重”的多维特征。2003年,专攻中国社会历史与古代女性研究的美国知名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研究唐宋时期的《女孝经》时节译了《孝经》,第二、三、十二章未译,以回应《女孝经》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译文被王蓉蓉(Robin R. Wang)编辑的著作《先秦至宋代思想文化中的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al Writing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hrough the Song Dynasty)收录。同年,知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夏威夷读本》(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出版,主要收录了北美知名汉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论文,在第二卷的第十六章“孝道”一节,收录了汉学家金鹏程(Paul R.Goldin)翻译的《孝经》。正如梅维恒在选集前言中所言,选集收录的中国古典文献均出自相关领域专家的最新译本。著作于2017年再版。2007年,旅美华裔学者冯欣明的《孝经》译本问世,2008年经两度修改后在网页发表,旨在正确解读“孝”概念与孝文化,让全世界理解孝文化。最瞩目的是2009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罗斯文(Henry Rosemont, Jr.)与安乐哲(Roger T. Ames)的《孝经》译研专著《生民之本——〈孝经〉哲学阐释与翻译》问世。安乐哲多年深耕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积淀丰厚,儒学与哲学功底扎实。两位译者尽力避免基督文化倾向的影响,从孝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切入文本翻译,以还原儒家思想和孝文化知识体系建构为主旨,从哲学话语别开生面地解读《孝经》,尤其重构了先前《孝经》译本中的术语、文化词汇、概念内涵的误读误译问题。安乐哲的译本一问世,就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密切关注,研究论文与书评不断涌现。

 

《孝经》国际传播特点

 

《孝经》国际传播轨迹表明,传教士学术化传播阶段的译本呈现“以耶释儒”的特色,注重训诂与文化考释,力图再现底本的文化思想内涵,学术性鲜明;民间化传播阶段的译本以传播中华孝文化和汉语学习为主旨,可接受性强,普及率高,拓宽了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还原传播阶段的译本呈现“以研促译”的传播特色,译本再现了汉学家对孝文化内涵的多维深度解读,译本被英美重要的中国文化及典籍思想选集收录,进一步扩大了《孝经》的国际知名度,孝文化研究也上了新台阶。《孝经》及孝文化国际传播对加强国内孝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启示作用。首先,知名汉学家译者大力推介了译本《孝经》的流播范围,为译本的国际传播赋能。纵观《孝经》译本在不同时期反复译介的轨迹,精通英汉语言文化的汉学家是《孝经》外译的生力军,他们以传教、学习中国文化及研究为翻译目的,大力催生了《孝经》及孝文化重译复译现象。其次,国内学界应注重打破学科壁垒,将《孝经》及孝文化研究与对外传播融合,主动向国际展示《孝经》的研究成果。因此,只有培养具备孝文化知识架构的高端翻译人才,才能解决国内《孝经》和孝文化国际传播的薄弱现状。最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发行《孝经》译本是孝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推手。300年来10个《孝经》国际译本的复印重印,有力推进了中华孝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因此,高端翻译人才、出版与翻译机构应互动协同形成合力,主动将原汁原味的《孝经》和中华孝文化外译出去,才能提高中华孝文化的国际影响。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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