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番外篇：试论《春秋》人物称谓及排序问题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七日戊戌

          耶稣2024年6月3日

传统认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和诸侯国，存在“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之分，且《春秋》里的称谓和排序也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当然，这个观点现在也越来越多人提出质疑。但我后面谈到的一些看法，前提基础都是假设这个观点成立。所以先简单说一下五等爵位制，再讨论一下五等爵位制前提下，《春秋》人物称谓和排序问题——相关问题很多学者之前已经有过深入研究，我因种种原因看到的专业资源有限，所以说的只是学习过程中我的一点梳理总结，未必正确。

按传统观点，认为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的爵位是五等，即公、侯、伯、子、男。第一等爵位为公的典型代表是宋国。宋国之所以地位尊贵，原因在于宋国是被周推翻的商朝的后裔，出于对前朝的尊重，周王室名义上以客之礼待宋，因此宋国的地位是最高一等的“公”，宋国的国君谥号的都是“宋某公”。除了宋国，据说还有分封黄帝后裔的祝国、炎帝后裔的焦国、尧帝后裔的蓟国、舜帝后裔的陈国、夏禹后裔的杞国也都是公爵——这些都属于上古圣王的后裔。另外周文王的弟弟、周武王的叔叔虢仲分封在了虢国，据说也是公爵。周文王伯父的后裔封在虞国，有说也是公爵——之所以虞国地位这么高，据说是因为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有好几个儿子，其中包括吴太伯、太伯的弟弟仲雍以及季历。本来轮不到季历继承父亲之位，但季历很贤能，且其子姬昌也很贤德，所以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太伯和仲雍察觉到父亲的想法，二人为了成全季历出奔到吴越一带，并且“文身断发”以示不能继承父亲之位。后来季历继承了父亲的位子史称周王季，其子姬昌就是周文王。再后来姬昌传位给儿子姬发，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灭商后为了感激吴太伯、仲雍的这段恩情，把仲雍的后人虞仲封在虞国，等级也是最高的公。

第二等是侯爵。这种封国要么是宗亲，如鲁、晋，要么有大功于周王室，如齐国就是周朝开国第一功臣姜尚的封国。这类国家的国君，按照正常礼制，谥号应该是“鲁某侯”、“晋某侯”、“齐某侯”才对——但实际上称呼往往是“鲁某公”、“晋某公”、“齐某公”。之所以这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惯例诸侯去世以后都称为“公”。另一种是国君在世时史书就如此称呼。我猜测剔除特殊出身的宋国外，这类诸侯国才是实打实的一等封爵，所以这些诸侯国内部称呼自己国君的时候，都会抬高一个档次——但后来楚、齐、秦等称王，在当时则属于严重僭越。

第三等是伯。典型代表如郑国、秦国。

第四等是子和男。楚国是子爵典型代表，许国则是男爵代表。

《春秋》出现的人物，按等级大致可以分四类：最高等级是周天子；次一级是王室的大夫及各国的诸侯；再次一级是诸侯的大夫；在此之下统一属于第四等级。

对于周天子，《春秋》的称谓有三种。第一种是“天子”。三传公认这样称呼的记录只有一条：

（鲁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

另外有一条记录，三传在引述《春秋》时说法不一，在鲁隐公九年。《左传》是：

春，天子使南季来聘。

《榖梁传》和《公羊传》是：

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第二种称谓是“王”。这样的记录有三条：

（鲁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鲁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鲁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注：《榖梁传》作“毛伯”）来会葬。

第三种称谓是“天王”。这种最多，除前面提到鲁隐公九年那条三传存在差异的记录外，其余尚有二十余处。略举两例：

（鲁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

（鲁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虽然《春秋》对周王的称谓有所不同，但一般都认为这三种称谓可以通用，且无任何褒贬之意。

对诸侯的称谓，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按照“封国+爵位等级”的标准称呼来记录。如宋国国君一般都记作“宋公”，齐国国君一般都是“齐侯”，郑国的国君一般都是“郑伯”，楚国的则是“楚子”。诸侯在世时，正常情况下都是如此，若不是，则意味着有特殊情况，即隐藏着夫子的褒贬之意，尤其是如果称呼了诸侯的名，则是明显贬斥之意。因为按照《礼记·曲礼下》的观点，有“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的说法，诸侯活着时被史书直称名，意味着要么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要么做了极大的恶事。正常的称谓《春秋》中比比皆是，不再举例。此处举几个反常例子。

《春秋》中，宋国国君正常应该称“宋公”，但有一次被称为“宋子”的记录，这条记录发生在鲁僖公九年，内容如下：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此处之所以“宋公”变成了“宋子”，三传解读各不相同。《左传》认为因当时宋国的先君宋桓公尚未安葬、宋襄公还未正式即位，故称其为“宋子”，且解释说“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传》未解读，应该认为是符合礼制的。但《榖梁传》则认为这里隐含着夫子的讽刺，所以解读说“宋其称子何也？未葬之辞也。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

再看一条诸侯生而称名的记录。鲁桓公十六年，《春秋》有一条记录：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三传在解读时，一致认为此处写作“卫侯朔”，是因为卫惠公做了错事导致出奔，所以直称名以示贬斥。

对于王室以及诸侯国的大夫，《春秋》的称谓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氏+爵位。如鲁隐公元年十二月“祭伯来”及鲁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提到的祭伯和凡伯。这俩人属于王室大夫，这样的称谓没有褒贬之意。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诸侯以国为氏，所以一般情况下，对于国君的称谓如“齐侯”“宋公”“郑伯”这样的，也可以说属于此类。

第二种，氏+排行。如鲁庄公二十三年春天，“祭叔来聘”中的祭叔。这样的称谓也无褒贬之意。

第三种，官职+字。如鲁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荀息官职是大夫，按史书记载是姬姓，原氏，名黯，字息。这样带字的称谓，一般有褒意。

第四种，官职+名。如鲁隐公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咺，是这位使者的名，带名的称谓一般有贬义。

第五种，直接称名。如鲁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同上，这里直接称名，就表示宛身份太低微。

第六种，父亲的官职或氏+子，表示是某人的儿子。典型如鲁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中的武氏子，讽刺此人是裙带关系，依靠老爸上位。

第七种，国名+名。一般这样称呼的，都是犯了如弑君、作乱这样大罪。如鲁隐公四年二月“戊申，卫州（祝）吁弑其君完”的卫州（祝）吁、鲁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的晋里克。

此外，还有一条比较特殊的记录，即鲁隐公七年夏，“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按当时的礼制和《春秋》惯例，年应该视同齐国的大夫。但这里特意强调了一下年是齐侯弟弟这一特殊身份，就是为了凸显齐国重视此次出访鲁国。

除上述提及身份地位相对尊贵的三个等级人士之外，《春秋》里出现的其他人都属于第四等级。这一类都是以群体方式出现，出现时都是“国名+师”或者“国名+人”的方式，例如齐人、宋人、晋师等等。其中“国名+师”往往特指军队，“国名+人”有时代指军队，有时代指这个国家的某些人。例如：

（鲁庄公）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齐师，就是齐国军队。

（鲁隐公二年十二月）郑人伐卫。

郑人，就是郑国军队。

（鲁桓公）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齐人、卫人、郑人，并非完全指代齐、卫、郑的军队，而是这几个国家出席会盟的所有人——包括随行军队。

再来讨论一下上述人物在《春秋》出场时的排序问题。《春秋》最重视礼法，而礼法很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排序。所以《春秋》中的排序有严格讲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春秋》是站在鲁国角度来写，因此所有记录中，如果鲁国参与了，则鲁国代表都优先出场，即使鲁国出场人物身份明显低于对方，也会用文字上的技巧将鲁国代表与他国代表区分开来，他国代表再进行排序——具体排序原则后面详述。看几个例子：

例一：（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蔑）。

这是一条标准且完整的记录，鲁国是鲁隐公参加，优先出场。类似例子还很多。

例二：（鲁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这条省略了主语，主语就是鲁国人，补充上去还是鲁国优先出场。

例三：（鲁隐公）四年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这条记录，本意应该是这样：

四年秋，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但鲁国代表公子翚是大夫，地位低于宋公、陈侯这样的诸侯，所以做了文字处理，将其与他国代表区分开来，他国代表再进行排序。

说完鲁国的特例，再解释一下《春秋》的排序原则。前面提到的所有四个等级人物，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前三个等级——即周王、王室大夫及诸侯、诸侯大夫。“某师”“某人”属另一类。第一类中，周王超然在上，故不参与排序。王室大夫及诸侯、诸侯大夫才进行排序。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在《春秋》出现时遵循以下原则：

原则一：王室代表绝对优先——因为无论周王室此时实际力量多么衰微、各诸侯国实力多么强大，但名义上周王依然是天下共主，故王室代表的身份名义上始终高于诸侯。

原则二：诸侯、大夫等身份不同人物同时出现时，按身份等级排序，先诸侯后大夫。

原则三：同为诸侯或同为大夫时，按所属国家分封等级——即前面说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排序；国家等级相同的，按分封的先后顺序排序（注：这个原则称之为“周班”，即周王室分封的班次顺序）。

原则四：多方参与时若存在对立关系，则先按关系所属划分阵营，同一阵营中人物排序参考原则一至原则三。

特别例外原则：鲁庄公十五年至鲁僖公二十八年之间，有齐侯出现的，齐侯排第一；鲁僖公二十八年起，有晋侯出现的，晋侯排第一，齐侯排第二。其他诸侯排序遵循前述四项原则——具体为何如此，后面细说。

在确认上述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来看几个例子：

例一：（鲁襄公三年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

例二：（鲁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例一中，单子是王室代表，排第一。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是诸侯，按国君应有的顺序排（注：其中晋侯排第一在于特别例外原则）。齐国代表世子光不是国君，排在最后。

例二中，王人，即王室代表，排第一，后续排序齐侯先于宋公，属于例外原则。此外都正常。

例三：（鲁桓公十一年九月）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参与各方人士等级不同。但柔是鲁国大夫，优先出场。宋、陈、蔡三国中，宋等级最高在前。后面正常应该是蔡、陈的顺序，但陈国来的是国君，蔡国来的是国君弟弟属于大夫，所以陈在先、蔡在后。

例四：（鲁隐公三年）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例五：（鲁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例六：（鲁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这是三条标准记录，且参与方都是诸侯。例四中，齐是侯爵，郑是伯爵，郑等级低于齐，所以郑伯靠后。例五中，宋是公爵，卫是侯爵，卫等级低，所以卫侯在后。例六中，宋等级最高，且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五年前，所以宋公优先排第一。齐和卫都是侯爵并列，但齐分封早，是周武王所封，卫分封晚，是周公所封，所以齐侯在先卫侯在后。

例七：（鲁僖公四年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这条记录中，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宋、陈、蔡，另一方是郑。先划分两个阵营，阵营内部多个人物再排序。

例八：（鲁庄公）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例九：（鲁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这是特别例外原则的两条典型代表。例八中，如果从国家分封等级而言，排序应是宋公、齐侯，但从这条记录开始，往后的几乎所有排序都是齐侯宋公，唯一例外是鲁庄公三十二年的一条记录。关于那条例外，等下再说。

例九中，剔除鲁国外，其他国家还是宋国等级最高，但从这条记录开始，《春秋》一旦有晋侯出现的记录，晋侯都排第一，如果同时有齐侯出场，齐侯只能屈居第二，接下来才是宋公。也就是说从此开始，《春秋》的排序一直是晋侯、齐侯、宋公。

现在来解释一下为何鲁庄公十五年和鲁僖公二十八年，会引发后面一系列的例外——原因还是在于提到的例八和例九这两条记录。

鲁庄公十五年，《春秋》的“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这条记录，对应的诸侯甄之会盟，实际发起者是齐桓公，这次会盟标志着齐桓公正式成为一代霸主。

同样，鲁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的“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这条记录，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楚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晋国取得胜利，标志着晋文公正式成为一代霸主。

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不仅仅是军事实力使然得到当时诸侯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有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后世所谓的“春秋五霸”中，只有这两位无法替代。甚至有专门的“二霸”一说（注：《榖梁传》就有“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一说。二伯，就是二霸，指的就是齐桓公和晋文公）。所以在成为霸主之后，比他们身份高贵的只有周天子。因此，从鲁庄公十五年起，在晋文公成为霸主之前齐侯一直都是诸侯第一，但从鲁僖公二十八年起，晋文公称霸之后，晋侯就取代了齐侯的地位，成为诸侯第一。纵览此后《春秋》所有的诸侯会面记录，都是如此。

齐侯和晋侯的排序特例，说明了什么？

说明《春秋》记录中，礼制让位于实力——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礼崩乐坏。

鲁庄公十五年之后，《春秋》的记录齐侯宋公的排序变成了常例，而宋公齐侯的排序反倒成为了特例，这种特例有且仅有一次，在鲁庄公三十二年：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正因特殊，所以《榖梁传》在解读时，就认为顺序不对是夫子有意为之，因为“梁丘，在曹、邾之间，去齐八百里。非不能从诸侯而往也，辞所遇，遇所不遇，大齐桓也。”即这里离齐国很远，明明是齐桓公特意赶去见宋桓公的，《春秋》如此记录，就是为了褒扬齐桓公的——显得齐桓公尊重宋桓公，有美德。

在鲁庄公十五年之前有没有齐侯排序在宋公之前的记录呢？鲁庄公十五年之前，齐侯宋公同时出现的记录只有两条：

（鲁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鲁桓公）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第一条排序是宋公齐侯，符合提到的排序原则；第二条记录则是齐侯宋公的排序，不符合前面提到的以鲁庄公十五年为界限的原则，因此看起来有点异常。

在第二条记录里，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鲁、纪、郑；另一方是齐、宋、卫和南燕。鲁、纪、郑三国的排序中鲁国优先，纪优于郑。齐、宋、卫三国都是国君出面，南燕不是，所以南燕在最后。但是为何在齐桓公尚未称霸之前的鲁桓公十三年（注：这时候齐国还是齐僖公），齐侯就已经排在了宋公之前呢？所以我看到这条记录时很诧异。后来查资料，在网上看到说是元代赵汸著的《春秋集传》里解释到这条的时候说了一句：

纪先郑，序爵也。则齐曷为先宋？以强大而易周班也。

意思说，纪侯排序在郑伯之前，是按照爵位等级排的；但为何齐侯在宋公之前，是因为齐国实力强大，因此以实力来替代了爵位等级（即周班）。

我看到个解释时挺高兴，说明我发现的这个疑惑，前人也注意到了。但赵汸的这个解释我并不满意，我觉得这个说法实际上恰恰自相矛盾了。如果说序爵，纪在郑先没问题，齐在宋先则不对；如果说强大而易周班，齐在宋先没问题，但纪在郑先则又不对了。如果这是分开在两条不同记录中，这样解释倒还罢了，但在同一条记录里，不可能一半记录遵照序爵，另一半记录遵照实力强弱，这个怎么说都有点勉强。

如果非要给这条记录中齐侯排序优于宋公找个理由，也不是不可以。此时的齐国国君是齐僖公，宋国的国君是宋庄公，结合宋庄公是如何上位的，似乎就能明白原因了——答案在十年前，鲁桓公二年三月，《春秋》有一条记录：

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这就是宋庄公的上位记录。宋庄公的上位得益于齐僖公的大力支持，所以宋庄公在齐僖公面前，从法理上也罢心理上也罢，都处于劣势。且这次战争齐、宋、卫、燕一方阵营里，齐国是牵头方，所以才会使得这条记录里齐侯排序优于宋公。至于后面的“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的排序，则是为了跟前面国君排序一致。

但在鲁庄公十五年之前，齐侯和宋公同时出现的记录有且仅有这两条记录，而且这两条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无法彼此印证。

因此，鲁桓公十三年这条记录的排序，我认为不具备太大参考意义，具有参考意义的是鲁庄公十五年之后的记录。我倾向于鲁桓公十三年这条记录的排序并不是后来《春秋》中礼制让位于实力的结果。若非如我前面分析的，夫子一者考虑宋庄公在齐僖公面前处于弱势、二者考虑此次是齐国牵头，故而如此排序的话。那我更倾向于这条记录中，齐侯宋公的排序是孔夫子的笔误——也许他写书的时候，因为综合考虑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齐侯排序优于宋公的，所以脑子里一直想的是“齐侯宋公”，因此在这里手误了——毕竟，从后面《春秋》关于齐侯晋侯的相关记录看，成为当时公认的霸主，才是取得特殊排位优先权的先决条件。

故，如果《春秋》一旦出现等级低的国家排在了等级高的国家之前，三传往往会认为是有原因的，特意会注解一下。典型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鲁庄公三十二年那条记录：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榖梁传》看到这条记录的时候就认为顺序不对，是夫子有意为之，于是特意做了解读。

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春秋》经里排序也有几处明显并不遵循前述原则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譬如“曹伯”和“许男”同时出现时，曹伯排在许男之后；薛伯、杞伯与莒子、邾子、滕子同时出现时，这两位排序还在莒子、邾子、滕子之后——按说子、男都属于最后一档，伯是高于子、男的。为何会如此，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权威的论证资料，所以暂且当作一种特例。

再来看前面提到的第四等级人士，即《春秋》中以“国名+师”或者“国名+人”的方式出现的，这类人的排序原则，基本如下：

“师”的排序，比照国君的排序原则。之所以这样，我个人分析，原因在于“师”代指军队，往往是伴随战争记录出现，而国君身份地位背后的实力，实际就是军事实力。所以军事力量（即“师”）的排序与国君的排序一致。晋侯、齐侯作为国君之所以排序能在包括宋公在内的诸侯之前，就是军事实力使然。纵观《春秋》所有记录，我们可以看出，“齐师”永远在“宋师”之前，有“晋师”的时候，“晋师”的排序优先至第一。一旦不是如此，必定有原因。举个例子：

（鲁僖公二年夏五月）虞师、晋师灭夏阳。

正常情况下，虞师是无论如何都排不到晋师之前的，所以《公羊传》认为虞师先于晋师是因为“使虞首恶也。”《榖梁传》也认为是“为主乎灭夏阳也。”都认为灭夏阳牵头主谋的是虞国，所以夫子这样写，就是为了特意昭示虞国的首恶主谋罪行。

“人”的排序，一般遵照国君排序原则，若有变化则事出有因。如果出现变化，大概率排序优先的是事件的牵头方、或者对事件发生影响较大起主导作用。所以《春秋》中，“齐人”未必永远在“宋人”之前。看几个例子：

例一：（鲁桓公）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这条记录符合标准的国君排序，没有特殊性。

例二：（鲁庄公十五年）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

按说此时齐桓公已经成为霸主，应该是齐人先于宋人，但这里宋人在齐人先，说明此次攻打郳国是宋国牵头发起。果然，《左传》对此事的注解就是“秋，诸侯为宋伐郳。”

例三：（鲁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这条记录中，王人第一，晋人第二，宋人在齐人之先，说明这件事是晋国牵头，宋国比齐国参与度更高。

例四：（鲁襄公三十年十月）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这条记录齐人在先宋人在后，说明是晋国牵头，齐国比宋国参与度更高。

有时候本来顺序没有问题，但《春秋》有意做一点文字上的处理，要表达的含义立刻就有了变化，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鲁桓公十四年冬）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这条记录里，宋、齐、蔡、卫、陈五国利益一致，正常情况下，这条记录标准格式应该是这样的：

宋人、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多出一个“以”字，就是特意强调宋国在这件事里的恶，而且是让别的国家做炮灰，一下子把宋庄公树为了活靶子——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