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元年（7）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初四日甲辰

          耶稣2024年6月9日

[春秋]冬，十有二月，祭（zhài）伯来。

公子益师卒。

冬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一是“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有，通又，十有二月，就是十月再过两个月，即十二月。祭伯，是对祭国国君的称呼，犹如前面的“郑伯”。祭国的封地在今天的郑州祭城，始封祖是周公第八子伯翔。杜预认为这位祭伯同时还是周王室的卿士——跟郑武公和郑庄公一样，都既是诸侯又是周王室卿士。祭国在鲁隐公元年，郑国东迁时被其所灭。有说祭国原来的封地此后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食邑，但杨伯峻先生认为祭仲的封地不是原来的祭国，而是在今天的河南中牟县一带。

冬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公子益师卒。”公子益师，是鲁孝公的儿子，跟鲁惠公一辈，是鲁隐公的叔伯辈人物。按史书记载，他名益师，字众父。卒，就是去世的意思。

《左传》冬季的记录如下：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第一至四段都是有传无经。第一段讲述鲁国改葬鲁惠公。鲁惠公去世距离此时也就一年左右，之所以改葬，按《左传》说法，是因为鲁惠公去世的时候，鲁国一方面有外患，宋国人还在攻打鲁国——我甚至怀疑鲁惠公有可能就是在交战过程中去世的。另一方面又有“大子少”的内忧，即后来的鲁桓公此时还年幼。所以“葬故有阙”。阙，是缺失、遗憾的意思。“公弗临，故不书”，即鲁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去主持葬礼，这也是鲁隐公在委婉地表示自己只是摄政而非国君——因为按当时礼制，新君要出面主持先君葬礼，接受来宾行礼并答礼。

鲁国此时改葬鲁惠公，说明之前的内忧外患，目前都已解决，故而鲁隐公才有精力来弥补先君“葬故有阙”的遗憾。外患的解决，得益于九月与宋国人盟于宿。但为何仅仅过了不到一年，鲁桓公最多长了一岁的情况下，“大子少”的内忧问题也已解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太子少”并不是如字面那样真的是说鲁桓公年纪问题，实际是隐晦地说，鲁惠公刚去世时，围绕其继承人问题，鲁国内部产生了分歧，直到确定了“隐公立而奉之”的架构模式，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太子少”也不再是问题，所以鲁国之前迫在眉睫的内忧外患此时都解决了。

第一段意思说，鲁惠公去世的时候，鲁国跟宋国还在打仗，当时太子又年少，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导致鲁惠公的葬礼留下了一些遗憾。所以十月庚申日，鲁国改葬了鲁惠公。但这件事《春秋》没记载，是因为鲁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去主持葬礼。

第二段通过改葬鲁惠公时的一个细节交代鲁隐公对自己的定位。这里提到的卫侯是卫桓公。卫国的始封祖是周文王的儿子康叔封，封地大致在今天的河南鹤壁、滑县、濮阳、焦作一带，此时的国都是朝歌（注：今天的河南淇县）。改葬鲁惠公时，卫桓公来参加改葬仪式，但没有跟鲁隐公见面，所以《春秋》也没记载——之所以双方没有见面，应该是鲁隐公不愿以国君自居。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到前面提到的“秋，七月，天子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进而猜测有没有可能这就是针对鲁惠公改葬而做出的举动呢？如果是，那王室做得似乎也不晚啊——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七月的时候不可能预测到九月能与宋国人会盟解决外患，也就无法预测到十月会有改葬鲁惠公一事。所以，不可能是针对这件事。

第三段讲述鲁国大臣公子豫私自与邾、郑二国会盟。这件事属于“郑伯克段于鄢”事件的后遗症。前面说了，诸侯的儿子称“公子”， “公孙”就是诸侯的孙子。公孙滑就是共叔段的儿子、郑武公的孙子。按《左传》此处说法，共叔段之乱发生后，公孙滑投奔了卫国。

虢师，即虢国的军队。此处顺便介绍一下虢国的历史。《左传》此处出现的虢国，史称西虢，大致在今天的河南陕县一带。但在历史上有多个虢国，为区分后来分别称为东虢、西虢、南虢、北虢。最早的两个是东虢和西虢。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分别被封为虢国国君。虢仲封于制邑，建立东虢国——制，就是当初武姜一开始为段请封之地。郑庄公提到死在那里的虢叔，就是当时东虢君。周文王的另一个弟弟虢叔封于雍邑，建立西虢国。之前说过周幽王死后，曾有以虢公为首的一派人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即位为周携王，拥立周携王的虢公就是当时西虢国的君主，史称虢公翰。西虢的位置在今天陕西宝鸡的陈仓区，直到现在陈仓区政府所在地还叫虢镇。东虢则在东周初年，被郑庄公的爸爸郑武公所灭——前面说“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说过这段历史，郑武公能在郑立国，还得感谢东虢，但是立国之后就反戈一击，可见郑武公也是枭雄。

西周末年，西虢东迁到今天的河南三门峡一带，因为在黄河南岸，所以史称南虢。东迁后，原地还留有一个小虢国，这个虢国跟秦国近在咫尺，后来就被秦武公灭了。

周平王时代，王室又封了东虢君的后裔在夏阳（注：今天山西平陆一带），建立北虢国——与南虢国相对。因为一个在黄河南岸，一个在黄河北岸，所以有这样的称谓。北虢因为此时实力已经很弱小了，所以依附南虢，因此也有人说南北虢实际上是一个虢国。

北虢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国虞国，再往北就是晋国，若干年后，虞国和北虢，都被晋献公所灭，并且留下了两个著名的成语“假道伐虢”和“唇亡齿寒”——这些事要到鲁僖公时代了，到时候我们再展开说。

卫国跟郑国近在咫尺，但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后，不知道怎么做的说动卫国人出兵攻击郑国，甚至攻下了廪延。郑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就是郑庄公的反击措施。由于此时郑庄公在周王室内部还担任着卿士一职，这个职务是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因此他可以以周王室的名义讨伐有罪的诸侯，所以才能出动周王室的军队，并且联合了虢国，反攻到卫国南部。同时请求邾国也出兵。邾子——也就是三月份与鲁隐公会盟于眛的那个邾子克邾仪父——就派人跟鲁国大臣公子豫联系沟通。公子豫，是鲁国的大夫。正常情况下邾国之前与鲁国已经有盟约，如果是讨论联合出兵，应该先跟鲁隐公沟通才对。所以我估计事先官方有过沟通，但鲁隐公不愿参与此事——毕竟他刚摄政，不想惹事是正常的——邾国于是私下又去跟有同样意向的公子豫联系。从程序上来说，公子豫应该也曾去想说服鲁隐公，但被鲁隐公拒绝了。于是公子豫自己带人去参与了这次战争，并且跟邾国、郑国在翼这个地方会盟。翼，在今天的山东费县西南。这件事再次说明鲁隐公虽然摄政，但实际上下面的大臣并不完全听他命令。

第四段讲述鲁国重新修建了国都的南门。之所以《春秋》没记载，也因为不是鲁隐公的命令——至于谁下令的，书里没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几件事连起来看，鲁隐公元年，对刚开始摄政的鲁隐公而言是非常艰难的一年，除了要解决外患，鲁国内部许多大臣也并不听从他的命令。

第五段交代《春秋》的“祭伯来”一事。祭伯这次来，并不是奉了周天子的命令，而是自己私下来的——那祭伯具体为何事而来呢？没有解释，我有一种猜测，前面我们提到这一年祭国被郑国所灭，祭伯会不会因为为此事而来呢？或许想让鲁国出面与郑国交涉一下把吞并的祭国土地交出来——毕竟鲁国当时是大国，有跟郑国谈判的实力，又跟祭国有共同的祖先周公，血缘上两家很亲近。而且从这个角度讲，祭伯来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事也说得通。但这个猜测是否对，就不好说了。

第六段是对《春秋》的“公子益师卒”一事做了补充说明。小敛，是指给死者穿衣，与之对应的，使死者入棺为大敛。这段记录意思说，众父逝世了，鲁隐公没有前去参加小敛，故而《春秋》没有记录他去世的具体日期——鲁隐公之所以没有去参加小敛，我猜应该不是他对公子益师有意见，以这一年来鲁隐公行事的风格看，即使是他对公子益师有意见，也不会表现出来。更有可能是去参加公子益师小敛这件事，按礼制应该是国君的事，鲁隐公摄政，所以他不愿出席本来应该国君出席的场合。

针对“祭伯来”一事，《榖梁传》解释说：

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聘弓鍭（hóu）矢，不出竟埸（yì）。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

按当时的礼制，周天子所在的京都管辖地方千里称寰。寰内有食邑的大夫称“寰内诸侯”，祭伯就属于这种“寰内诸侯”。聘弓鍭矢，是一种特定的具有礼器象征的弓和矢，应该是主要用在聘问仪式中。我查资料时看到一种说法，说作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周朝的时候围绕射箭形成了一套“射礼”——听着有点类似后来围绕喝茶形成的“茶道”一样。聘弓鍭矢，应该就是射礼中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专用弓矢，字面上猜测似乎是行聘问时候用的礼物。束脩，是古代学生初次拜见老师的时候给老师带的表示敬意的礼物，后人解释说这种情况下的“束脩”就是肉干、腊肉一类；束脩也指亲朋之间、同僚之间赠送的礼物。竟，通境，边境的意思。埸，也是疆界的意思。至尊，就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当时语境下就是周天子。

这段话意思说，《春秋》这里的“来”，是来朝拜的意思，之所以不说来朝拜因为祭伯是周王畿内的诸侯，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他不能随意出访他国拜会诸侯。祭伯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外交行动，所以不说这次来是朝拜鲁国国君。表示聘问用的弓矢一类的礼物，不能随便拿出边境；干肉之类的礼物是私人间交往用的，国与国之间正式的交往用这个不够档次失礼了；有周天子在上，一切要听命于他，不能存有二心——言下之意，祭伯这次来鲁国，应该是带了“聘弓鍭矢”“束脩之肉”做礼物。如果是带前者，要有王命；如果有王命而又带后者，则又不正式。祭伯带的东西前后矛盾，说明这次来鲁国，是不符合规定的。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次来不是奉了王命的。但是，作为王室的大臣，不奉王命私下结交诸侯也是不对的，因为“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这样做是表明祭伯作为王室的大臣有了贰心，不忠于周王了——总之祭伯有问题。

针对“公子益师卒”一事，《榖梁传》解读说：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意思是说，大夫去世称“卒”。正常情况大夫死了要记载死的日期。之所以《春秋》里没有载公子益师死的日期，是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也就是说做出了有违礼制的事情。

“恶也”，也可能是说孔子不记载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是为了表达对这个人的厌恶和批评，至于为何厌恶或者批评，那肯定还是因为公子益师所作所为不符合孔子的观念。为什么说公子益师“恶”，没有太详细的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榖梁传》认为《春秋》之所以不记载公子益师死的具体日期，并不是因为鲁隐公没有参加他的小敛，而是因为他“恶”，这与《左传》不同。

《公羊传》对这两件事的观点又跟《左传》和《榖梁传》不同。对于“祭伯来”一事，《公羊传》解释说：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王者无外”，就是后来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言下之意，对祭伯来说不管你投奔哪个诸侯国家，其实都在周天子管辖范围内——换句话说，如果祭伯是另一个诸侯国的大臣，那么这件事的记录就可以用“奔”字了，因为诸侯的管辖范围是有边界的。

后面《春秋》经的记录看的多了熟悉了，就明白按《公羊传》这里的观点，如果这次祭伯来是奉周王使命，则《春秋》的记录正常应该是这样：

冬，十有二月，王使祭伯来。

如果这位祭伯就是以诸侯（而不是王室大臣）身份因故出奔鲁国，则《春秋》的记录正常应该是这样：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奔。

按《公羊传》的说法，祭伯是周天子的大夫，这次来鲁国并不是官方出使，而是投奔鲁国，但之所以《春秋》没有说他是投奔鲁国，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名义上是都归属周王的，有内外之分的情况下《春秋》才用奔——难道祭伯做了什么触怒周王的事了，所以要逃亡？可惜没有更多记录，所以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了。

针对“公子益师卒”这件事，《公羊传》解释说：

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远，指时代久远了。异辞，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可见，在“公子益师卒”这件事上至少有一点三传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春秋》没有记载“公子益师卒”的具体日期，是有原因的。但对于具体原因，《左传》和《榖梁传》看法不一前面已经说了。而《公羊传》则又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是因为这件事（距离孔子时代）年代久远，孔子看到的记载和听到的说法都不一致，（所以没法确定具体日期）——我倒挺认可《公羊传》的说法，譬如《左传》和《榖梁传》看法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鲜活佐证。

总之，三传对《春秋》本年冬季两件事情的记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因为某种非正常原因，祭伯出现在了鲁国；二是因为某种未知原因，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没有被《春秋》记录下来——这两件事背后的真相，如同诸多历史迷案一样，已经无法探究了。

至此，鲁隐公元年的事情讲完了。因为刚开始读《春秋》和三传，需要交代的细节比较多，所以这一年的事情说的比较细。古人说万事开头难，随着后面读的越来越多、积累的基础知识点日益丰富，就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总体来说，这一年鲁隐公也很不容易，虽然《春秋》没怎么细说，《左传》则对此做了补充，无论是四月费伯在郎筑城，还是十月公子豫私自出兵并与邾人、郑人盟于翼，亦或是鲁国新作南门，均非“公之命”——也许就是四月费伯不听鲁隐公命令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才导致后面公子豫也敢无视鲁隐公的命令了。这些都表明鲁隐公摄政之初，虽然名义上摄行君主之事，但实际上在鲁国内部他也面临诸多挑衅，有很多不和谐声音。其实也正常，即使是真正的国君在执政的时候，也会遇到权臣的挑战，何况鲁隐公这种暂行摄政的国君——毕竟，不是真正的国君，名不正言不顺，说下来就下来，不听王命的权臣们也想通过一再试探鲁隐公底线去争取更多的实权，各位大臣们也要提前考虑站队的问题。

另外延伸一点：参考鲁隐公元年所有事件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春秋》记事的一个规律，每一季的第一个有记事的月份——无论是不是这季的首月——在记述这个月发生的事情之前，会表明这个月属于春夏秋冬哪一季，这个月之后的当季其他月份，则不会再重复标注该月属于哪一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一般如果这个季度没有大事发生，《春秋》也会以“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这样的记录一笔带过，以表示一年四季完备。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