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四年（1）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初十日庚戌

          耶稣2024年6月15日

[春秋]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戊申，卫州（祝）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

春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一是“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莒国，前面已介绍过。杞国，据说在夏朝就已经立国，姒姓，是大禹的后裔，封地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商汤灭夏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杞国，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周武王灭商后，寻找禹的后裔，找到了杞东楼公，封他到杞地延续杞国国祚。后来由于受到宋国、徐国等侵袭，杞国向山东迁徙，一直迁居到了今天的山东新泰。杞人忧天说的就是杞国的事情。牟娄，按上下文推测是杞国的城邑，但具体是今天哪里，则无定论。

《公羊传》对这条记录解读说：

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

牟娄就是杞国的城邑。本来别国攻取他国的城池，《春秋》不记载，但为何这里记载了呢？是因为憎恨莒国开了一个占领他国城池的先例。

《榖梁传》说法如下：

《传》曰：言伐言取，所恶也。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

《传》，指的是榖梁派解读《春秋》的典籍。意思是说，《春秋》用“伐”“取”这种词时，都表示厌恶、憎恶。诸侯之间从此以后开始相互攻伐侵取他国领地，因此夫子恭敬地记录下来（以表示一个时代的开始）。

春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戊申，卫州（祝）吁弑其君完。”《公羊传》和《左传》引用《春秋》经，对于弑君者名字是“州吁”，《榖梁传》则是“祝吁”。完，是卫桓公的名。

《公羊传》对这条记录只是简单解释了一下：

曷以为国氏？当国也。

国氏，即以国为氏，这里特指《春秋》称为“卫州吁”而非“公子州吁”。当国，即篡位自立为君。这句解读意思说，为何《春秋》称呼州吁的时候以国为氏？因为他篡位自立为君了。

《榖梁传》比《公羊传》多说了几个字：

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州吁的身份本来是公子，也就是大夫级别。嫌，是有嫌疑的意思。意思说，《春秋》称呼祝吁时以国为氏，因为他有篡位弑君自立之嫌——这哪是有嫌疑，就是明摆着的事么。

《左传》春季的记载如下：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

宿之盟，即鲁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一事。鲁隐公四年春季，卫国的州吁弑杀了卫国君主卫桓公自立为君。当时鲁隐公正计划与宋殇公见面，重温鲁宋双方在宿地的会盟。但两位国君尚未会面，卫国人就过来告知鲁国，卫国发生动乱。

鲁国得知这件事之后，要么不吭声，要么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鲁国的反应《春秋》暂时没记录，考虑鲁隐公的性格，一直谨小慎微，大概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所致吧。

夏天，《春秋》记载了两件事，一是“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在今天的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一带。但国君是不会随随便便偶遇的，这次相遇显然是事先有过沟通的。这次相遇就是春天那个被打乱计划的后续。之前应该计划很正式会面的，但因为州吁之乱，一切从简了。所以杜预在注解这条的时候说“遇者，草次之期，二国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意思是说因为一切从简，就好像是两个国君在路上偶遇一样。

《公羊传》对这条记录解读说：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我看资料，对于此处“期”的基本都是按“预期”解释。不期，就是没按最初的计划来的意思。出，是外出。要通邀，邀请的意思。意思是说这次相遇不是计划好的，一个国君外出，另一个国君邀请他顺路方便的时候双方见一下。

《榖梁传》也是关注了一下两个关键字，然后发挥了一下：

及者，内为至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及者，内为至”，前面已经解释过，不再赘述。遇，意思说双方的意志想法一致。

当然，相遇未必都是“志相得”啊，还有仇人狭路相逢呢——但这次相遇，双方国君确实是有共同目标的，就是“将寻宿之盟。”不过显然临时加入议题的应该还包括如何应对卫国的动乱。

夏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宋、陈、蔡、卫四国联军伐郑。《春秋》在这里用了“宋公、陈侯、蔡人、卫人”的称谓，说明宋国是宋殇公亲自帅军参与，陈国也是国君——此时国君是陈桓公——亲自帅军参与。蔡国和卫国则只是大夫级别的人帅军参与。蔡国，是周初分封的周武王弟弟蔡叔度建立的诸侯国，国都蔡即今天的河南上蔡县，封地范围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安徽交界一带。周成王初年，蔡叔度因参与三监之乱被流放致死，但他的儿子胡品行很好，于是后来周公又重封了胡于蔡。从地图上看，对于郑国而言，自北向南顺时针依次接壤卫、宋、陈、蔡四国。如果再加上西边接壤的晋、周、楚，郑国就被这几个诸侯国和周王室包围起来。不过四国伐郑这件事，《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未关注。

《左传》夏季的记录如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知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鄙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继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第一段不用赘述。

第二段讲述四国伐郑的起因和经过。“郑人欲纳之”的纳，本意是接纳，此处引申为扶持其回国让原来的母国接纳他——其实就是扶持傀儡上位。郑国之前接纳了公子冯，在宋穆公去世后有了更深一步打算，想利用公子冯的身份做点文章——毕竟，他父亲是上一代宋国国君，公子冯是有资格继承宋国国君之位的。“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因为郑国和卫国之间以前关系就不好，有仇怨，典型代表事件就是鲁隐公二年十二月的“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一事。

这段意思说，宋殇公即位后，公子冯投奔到郑国，郑国想要扶持他回国即位。州吁弑君篡位后，也想通过报复郑国达到在诸侯之间确立自己地位和安定卫国臣民的目的。他派使者去见宋殇公，说：“如果您讨伐郑国来除掉您的心腹之患，您牵头，卫国愿意贡献钱粮和陈国、蔡国追随。”宋国人同意了。当时陈国、蔡国也跟卫国关系好。于是宋殇公、陈桓公、蔡国人、卫国人帅联军伐郑，围困了郑国都城的东门，围攻了五天才撤兵离开。

四国伐郑一事，可见一者州吁确实好战，二者奸猾，知道用对外战争的方式来转移国内矛盾。作为这件事主谋的州吁，则躲在幕后，挑起战乱后也只是派员参与一下。宋殇公为了自己的利益亲自出面好理解，毕竟公子冯对宋殇公构成潜在威胁。但想不明白陈桓公为何如此积极？按说州吁杀掉的卫桓公是陈国的外甥——可见这些人眼里只有利益，并无亲情。

四国伐郑，鲁国当时并未参与，这件事发生之后，鲁隐公就此事跟大臣进行了讨论，第三段记录即讲述鲁国君臣对此事的看法。众仲，是鲁国的大夫，他的父亲即众父——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子益师。众父是鲁孝公的儿子，跟鲁惠公是一辈，是鲁隐公的叔伯辈，众仲跟鲁隐公平辈。

鲁隐公跟众仲的对话里，提到的棼，是纷乱的意思。阻，是倚仗的意思。安忍，是安于做残忍的事情而不觉得愧疚。放到州吁身上就是能安心弑君篡位。戢，本意是收藏兵器，引申为收敛、止息。

第三段意思说，鲁隐公问众仲：“州吁通过这次伐郑，能达到他的目的吗？”众仲回答他说：“臣听说君主要通过自身良好的德行来让臣民稳定，没有听说过用战乱手段的。用战乱手段想达到安民的目的，就好像想把丝线理顺却弄得更乱一样。州吁倚仗兵威行凶作恶有恃无恐。倚仗兵威（的暴力手段压迫百姓）就得不到大家的拥护，能心安理得做出残忍的事情就会丧失亲信，最终会众叛亲离，肯定长久不了。打仗就跟放火一样，不及时禁止，最后肯定会引火烧身。州吁这个人弑杀其君，对待民众又暴虐，他不好好修炼提升自己的品德，反而想用战乱的方式达到目的，注定会失败。”

众仲还是很正直的人，而且对事情的发展也是预判得非常准。他提出的“以德和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念的重要内容——虽然实际上统治者未必真能这样做。这段记录还留下来一个成语就是“众叛亲离”。

在弑君篡位这件事上，州吁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拥护。我自己总结，春秋时期诸侯之位的取得，大概可以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自上而下，一种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遵照先君遗命继承的，另一种是周王室册封（甚至包括强行册封拥立）。自下而上则是通过政变得位的——无论是自己主动弑君篡位，还是政变后被动地被当权派拥立。总体来说，自上而下的得位是合乎法理的，所谓“得之者正”是也。自下而上的得位有法理上的瑕疵，故而都属于得国不正——哪怕是在群臣和百姓拥戴下而上位。州吁是庶出，正常情况下君位是轮不到他来继承——但这点并非没有通融余地，从之前石碏谏卫庄公时能说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说明卫庄公真要立了州吁为继承人，大家也就认了；其次，他篡位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周王室的分封认可，使得他在诸侯之间没有获得法理上的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后来的三家分晋，周王室是承认并册封的。此外，他得位的手段不是被臣民拥戴的结果，而是弑君篡位，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即使他最终能成功获得内外认可，这点也是无论如何抹不掉的瑕疵。他得位属于自下而上，而且属于自下而上两种情形里最差劲的那种。众仲预判到了州吁不可能长久，而州吁后来也确实没能长久，导致他死亡的，就是他妄图让王室承认他的地位，于是有人恰好就利用他这个心思安排了一个局，成功的除掉了州吁。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经告老的石碏——什么叫老谋深算，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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