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五年(2)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三日癸丑
耶稣2024年6月18日
[春秋]秋,卫师入郕(盛)。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邾(娄)人、郑人伐宋。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kōu)卒。
宋人伐郑,围长葛。
秋季,《春秋》记载事件较多。第一件事,三传引述《春秋》时记录略有差异,《左传》和《榖梁传》都是“秋,卫师入郕(chéng)。”《公羊传》则是“秋,卫师入盛。”郕和盛同音不同字,后面再看到三传引述《春秋》经有关这个国家记录时同样的差异,就不再赘述。郕,在史书中的记载很少,有说郕本字是“成”,就是《史记·管蔡世家》里提到的周武王克殷后“封功臣昆弟……封叔武于成”的成。若是,则郕的始封祖是周武王的弟弟成叔武。杜预注释说“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则封地在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西部一带,但其封地在哪也还有不同说法。卫国能攻打它,只能猜测与卫国距离不太远。此前卫国名义上刚刚被郑国打败,不过由于吃败仗的主要是南燕军队,所以卫国人似乎并没吸取教训。秋天,他们又去欺负郕(盛)国。因下一条记录的事件强调发生在九月,则卫师入郕(盛)大概在七、八月。
《榖梁传》重点解释了下这句话最后三个字:
入者,内弗受也。郕,国也。将卑师众曰师。
郕,是诸侯国名。带兵的将领地位不高但军队人数较多,《春秋》记录时称为“师”。
《公羊传》解读如下:
曷为言“率师”,或不言“率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也。
意思说《春秋》为何有的地方写作“率师”,有的地方不写“率师”?如果领军的将领地位尊贵且军队人数较多,就写作“某人帅师”;如果领军的将领地位尊贵但军队人数较少,就写“将”;如果领军的将领地位卑微但军队人数较多,就写作“师”;如果领军的将领地位卑微且军队人数较少,就写作“人”。诸侯亲自帅军出征不写“率师”,只记录最尊贵的(君号)。
按此处观点,则之前那条“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一条记录里,就包括了将尊师众、国君亲征及将卑师少三种情形。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事是“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考,是建成。仲子,是人名。宫,是祭祀逝者的宗庙,宫成后要举办献祭的仪式。从《春秋》记载的文字推测,仪式上的舞蹈者应该是手里执羽毛,而且参加舞蹈的人数,是有礼数上的规定。按《春秋》此处记载,九月,仲子的“宫”建成了,并且在举办的祭祀仪式上,初次采用了“六羽”的舞队。
按既往的经验,这件事能在《春秋》出现,必然有特殊之处,经验告诉我们特殊之处无外乎几点:仲子是谁?建庙及献舞是否合乎礼制?
《榖梁传》对这条记录的解读如下: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
初,始也。榖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初献六羽,始僭乐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
第一段解释建庙的礼制。考,就是建成。仲子的庙建成了,就要用夫人之礼来祭祀她。按礼制,庶子为国君,为自己的母亲修庙,应该是公子主持祭祀之礼。儿子辈举办庙建成的祭礼,孙子辈就不举行了。仲子是鲁惠公的母亲,鲁隐公是孙子而给仲子修庙并举行祭礼,这事鲁隐公做的不对——仲子的身份,正如之前的观点一样,《榖梁传》依然认为是鲁惠公的母亲、鲁隐公的祖母。
第二段解释了一下跟祭祀上的舞有关的礼制规定,引用两位先贤的观点分别指出此事的违礼之处。一个观点是榖梁子提出来的——榖梁子就是榖梁派的开派宗师。另一个观点则是尸子提出来的。尸子,名佼,有说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人物,也有说是晋国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作品就是《尸子》——所以这段评论里“尸子”到底是指这个人还是这本书,不太好确定。考虑到《尸子》一书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的主要思想,所以此处暂按照是人物的称谓对待。《尸子》这部书里有一个著名的定义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给宇宙定义了时空的概念。“始厉乐矣”的厉,是降低等级的意思。
第二段意思说,榖梁子说了:“表演《夏》这个舞蹈的时候,天子八佾,公这个层级的六佾,诸侯则四佾。这次用六佾,是僭越了。”尸子也说了:“《夏》这个舞,自天子至诸侯,都是八佾。这次六羽,是降低了乐舞的档次。”
按榖梁子的说法,诸侯才四佾,仲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享受六羽这个档次的乐舞待遇,是僭越了,抬高了仲子的身份。按尸子的说法,《夏》这个舞本该八佾,但鲁国这次初献六羽,这是降低了这个舞蹈的档次——意思还是说,鲁国通过有意降低高档次舞蹈的方式,给本不该享受这种乐舞的仪式上表演了这样的乐舞,以降低乐舞档次的方式抬高了被祭祀者的档次。
《榖梁传》后面的话虽然没有再说,但是言下之意其实很明确了:总之无论是按照榖梁子还是尸子的看法,鲁隐公在这次仲子庙成及后续的祭祀用乐舞上,都做的不符合礼制,所以才被《春秋》记了一笔。
《公羊传》对这件事的解读如下:
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先解释了一下考宫的意思,考就是进入的意思,表示第一次祭祀仲子。鲁桓公当时还不是诸侯,为何要祭祀仲子?鲁隐公代鲁桓公摄政,所以此时也代鲁桓公祭祀其母。之所以记载这件事,就是为了成全鲁隐公的心意——认为仲子就是鲁桓公的母亲,鲁隐公通过祭祀仲子,来表示鲁桓公才是鲁国的法定国君,仲子就是国君的母亲,是夫人的身份。
接着解释了几个字词的含义。初,是初始的意思。六羽是(六佾)舞蹈。《春秋》之所以对“初献六羽”这件事会有记载,是表示讥讽的意思,讥讽鲁隐公在这件事情上(跟其他有些诸侯一样)有僭越行为。为何说六羽(六佾)就是僭越?因为礼制的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所谓的诸公,指的是周天子三公以及周王的后裔;其余大的封国国君称侯,小国的国君称伯、子、男。天子三公是天子的相,之所以是三个,是按地域划分的,自陕而东,由周公负责管理;自陕而西,由召公负责管理——这里的“陕”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陕县;另外还有一相在朝廷内负责处理政务。僭越行为之前就有了,但《春秋》之所以在这里记载此事,是因为僭越到诸公层级还可以说,但僭越到天子的层级就太过分了以至于让人无法言说了。
秋季,《春秋》的第三年件事是“邾(娄)人、郑人伐宋。”这件事《榖梁传》和《公羊传》均没关注。这条记录邾的排序在郑之前,这显然不合常情,至于为何如此,暂且记住这个疑惑。
秋季,《春秋》记录的第四件事就一个字,“螟。”螟,指发生螟虫灾害。这种虫子主要侵害水稻、高粱、甘蔗、玉米。对于这次虫灾,《公羊传》倒是解释了一下:
何以书?记灾也。
《春秋》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形成虫灾了。
《榖梁传》解读说:
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已经形成虫灾了。《春秋》如果明确写了月份,说明灾情严重,如果只是注明发生在哪个季节,则灾情不那么严重。
再来看《左传》秋季的记录: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郕人侵卫,故卫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yì)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fú),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第一段还是讲曲沃代翼。不过此时曲沃庄伯又跟周王室闹翻了,所以周桓王又派虢公攻打曲沃一系,曲沃庄伯退回曲沃,晋哀侯在翼即位并被王室承认——这位晋哀侯,按《史记·晋世家》的记录,是此前出奔翼的晋鄂侯之子。
春季王室还在出头配合曲沃一系攻打晋国中央政权,此时却跟曲沃一脉翻脸,且出兵讨伐曲沃,可见王室也是反复无常没有原则,这愈发让我觉得王室当初支持曲沃就是由于收受了贿赂。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晋世家》对于此事的记录,在此处出现了错误。按《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是“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周平王已经去世了,显然此处应该是“周桓王”才对。
第二段解释了一下卫人入郕的缘由:此前卫国内乱的时候,郕国人想趁火打劫入侵过卫国,所以卫国这次来报仇。
可见当初郕人侵卫,也不过是想趁着别人家闹纷争借机揩点油水而已,要真有魄力,趁着卫国内乱把卫国灭了不好吗,小打小闹注定要被人回头收拾的。
第三段交代初献六羽。《万》,是舞蹈的名称,应该是当时特定礼仪场合固定表演的乐舞项目。八音,古代用来制作乐器有八种材料,通常指金、石、丝、竹、匏(páo)、土、革、木,后来就以八音代指乐器和音乐。八风,指四面八方之风。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的人数。但具体是行还是列,说法也有两种。一种说佾是个方阵,行列人数相等。则所谓六佾就是六六三十六人,八佾则是八八六十四人。另一种说法说佾特指每一行的人数固定是八人,则六佾就是六八四十八人,八佾则是八八六十四人。
第三段意思说,九月,仲子的庙落成了,计划在祭祀仪式上表演《万》舞。鲁隐公问众仲演出时执羽的应该是几个人,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人,诸侯用六行,大夫用四行,士用两行。舞蹈的意义,是通过音乐来表示八方风俗。因此最高也不会超过八行。”鲁隐公接受了众仲的意见,于是第一次祭祀时按六人执羽,从此开始用六佾。
《左传》并没有评价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只是解释了一下为何《春秋》会提到“初献六羽”,是鲁隐公咨询众仲后做出的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鲁隐公给仲子参考的是诸侯的礼制,说明仲子的身份应该是诸侯夫人。此前《春秋》提到仲子的,只有鲁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賵”。那条记录中三传对仲子的身份有不同说法,此处对仲子的身份,三传的观点跟那条记录保持了一致。
看三传的解读,除了对仲子身份的不同看法外,对于献乐舞的礼制规定,三者公认的是天子八佾。天子以下则《左传》持一种说法,《公羊传》和《榖梁传》持一种说法。对祭祀仲子舞者人数一事,《左传》并没有觉得按诸侯礼对待有何不妥。但《公羊传》和《榖梁传》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记录此事就是因为僭越了,拔高了一个档次。
但我看《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王室因为周公劳苦功高,故而“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所以在礼乐上对于鲁国有特殊优待,允许鲁国举行郊祀典礼并立庙祭周文王——这是周天子才可以做的事。鲁国是不是据此就认为某种程度上他们比其他诸侯可以享受高一等级的礼乐,从而形成了习惯。加之按照众仲的解释口径来说,诸侯本来就是六佾。所以这次仲子事件上,鲁国可能并没有觉得自己僭越。
第四段交代邾、郑伐宋。郛,是古代城外面围着的大城。所谓的“邾人告于郑”,应该是邾国派出官方使者向郑国正式提出请求。“释憾”,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不满。“敝邑为道”的道,通导,即邾国人表示只要郑国攻打宋国,他们愿意作为先导。所以,以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看,郑国都在邾国之上,但为何《春秋》这条记录里邾国反而在前,就是因为这次攻打宋国,虽然主力是郑国,但发起者则是邾国——符合前面在《番外篇:试论<春秋>人物称谓及排序》里提出的解释。邾国之所以能说服郑国出兵,也是因为此前宋国多次攻打郑国,郑庄公正憋着一肚子气,求之不得,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这段意思说,此前,宋国人侵占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就去请求郑国说:“请您为我们报复宋国(从而让我们邾人把怨气发泄出来心底没有遗憾),我们愿意为先导。”郑国于是率领王室的军队跟邾人一起去讨伐宋国,一直打到宋国都城的城郭,以报复此前郑国都城被围之耻。宋国派人来向鲁国求救,鲁隐公准备派兵救助,于是问来的使者:“(对方)军队打到哪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有打到都城。”鲁隐公很生气,就停止出兵救援,对使者说:“宋公命令(注:实际是请求,这里说命令是鲁隐公表示自谦)我要跟他一起体恤宋国的社稷之难,而今我问使者情况,回答我说‘(对方)军队还没有打到国都’,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事让人觉得有点蹊跷,首先是当时郑人已经打到宋国国都了,鲁隐公能收到宋国求救信,应该是了解情况的,为何还明知故问?其次,宋国使者回答的也有问题,看使者的回答,我们推测要么是好面子,所以不实事求是,要么是对鲁隐公明知故问表示不满,所以才罔顾事实,说“未及国”。无论是哪种情况,作为使者而言,这都不合适。鲁隐公因此发怒倒也说得过去,但因此就不愿意出兵救助宋国,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猜其实鲁隐公一开始就不想救助宋国,所谓“将救之”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鲁隐公对于宋国新国君宋殇公此时应该还是观望为主的态度。邾国和宋国表面上虽然都和鲁国有盟约关系,但从现有记录看,去年四国联合伐郑一事中,鲁隐公就不愿意掺和,反倒是公子翚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打了鲁隐公脸。其次,地理上邾离鲁国更近,宋人取了邾田,相当于已经在鲁国门口打架了,下一步会不会得寸进尺一不小心越界顺便来个“取鲁田”,亦未可知,鲁隐公因此对宋国有疑虑忌惮也是有可能的。再加上宋、郑之间的事情鲁隐公本来就不想参与——毕竟公子冯是宋殇公的心腹之患又是郑庄公的筹码,谁好谁坏跟鲁国都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刚好这位使者的答复让鲁隐公不满意,于是以此为借口,不好意思,鲁国不参与了。
从这次对待宋国求助一事,看得出鲁国的外交政策有了较大的调整,对宋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后面就能看到郑国立刻对鲁隐公释放的善意做出了回应。
冬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一是“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公子彄,就是春天针对鲁隐公如棠观鱼一事进谏的臧僖伯。
《公羊传》对于臧僖伯去世这条记录没有关注,《榖梁传》则解释了一下:
隐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意思说,鲁隐公是不给大夫赐爵位的(因为他是摄政不是真正的国君)。为何这里称呼逝者为“公子彄”?因为他在先君时期就是大夫了。
对比一下此前关于公子益师去世的记录,当时《榖梁传》解读的时候认为“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公子益师去世《春秋》没记录具体日期,公子彄则记录了确切日期,所以此处才是正常的大夫去世记录。按《榖梁传》的说法,二者一对比,明显是贬公子益师。
冬季,《春秋》记录的另一件事是“宋人伐郑,围长葛。”长葛,是郑国的城邑,即今天的河南省长葛市。
《公羊传》对此解读如下:
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强也。
一般对于攻打城邑,《春秋》记录时不用“围”字,此处用“围”,说明此次(宋人)军势强大。
能“围”,显然人要多才可能包围住一座城邑,所以,《公羊传》“将卑师少,称‘人’”的观点,在此似乎有商榷的余地。强,也可以理解成恃强凌弱——但前提也是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
《榖梁传》解读如下:
伐国不言围邑。此言其围,何也?久之也。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公室,曰伐。
《春秋》记录攻打国家不说包围城邑,此处之所以说围邑,是因为这次围邑时间持续挺久。一般情况下,攻伐别国(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季度,战场之上不追杀逃跑的敌人,战后诛杀敌人时不杀已经投降的(注:即只能杀那些宁死不降的)。俘获对方的人民,驱走敌国的牛马称为“侵”,斩伐对方树木、毁坏庙宇房屋称“伐”。
“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我们今天看,会觉得这应该是那些不打仗的书生,坐在书房里给战场立下来的规矩,显得可笑。不过当时的战争,有自己一套原则,可能还真就遵循这样的原则。
《左传》冬季的记录如下: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第一段交代了鲁隐公对臧僖伯去世的态度。鲁隐公感慨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指的就是当初臧僖伯善意劝谏他不要去观鱼,他没有听从,臧僖伯以托病不去,委婉表达不满。这事对臧僖伯而言,是心中的遗憾。这时候鲁隐公想起当初臧僖伯的劝谏,无论对与否,出发点都是好的,加之人已去世,鲁隐公应该心里感触更深,所以再次提起此事。为表示对臧僖伯的尊重,鲁隐公让把臧僖伯葬礼的等级提高一等。这个也很好理解,死后哀荣,代表了官方的态度,既是对逝者的一种表彰,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第二段交代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就是为了报复之前九月郑国人攻打到宋国郊外之仇——“入郛之役”,发生在秋季,虽然当时没有看到那次战役最终结果如何,但结合现有信息推测,应该是宋国当时吃了亏,所以这次才兴兵复仇来了。
鲁隐公五年就此结束。这一年,矛盾依然主要在卫、宋、郑等国之间,打来打去宿怨未了新仇又添,临末了,还留下一个“宋人伐郑,围长葛”这样跨年度的战争等着来年收尾。等着吧,看来年郑庄公如何应对反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