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六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四日甲寅
耶稣2024年6月19日
[春秋]六年,春,郑人来输(渝)平。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
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
春天,《春秋》只记载了一件事。但三传引述《春秋》原经时记录不同,《榖梁传》和《公羊传》都是“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左传》则是“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平,杜预注解说“和而不盟曰平。”意思说,当时诸侯间弃怨和好,但未举行正式的结盟仪式称为“平”。三传的差异,在于“输”和“渝”——但这一字之差,意思截然相反。
先看持“输平”说的《榖梁传》和《公羊传》。《榖梁传》解释如下:
输者,堕(huī)也。平之为言,以道成也。“来输平”者,不果成也。
堕,同“隳”,意思是毁坏。这段解读意思说,输,就是毁坏。平,就是从道义角度出发达成的口头和平协议。《春秋》这里记录说“来输平”,就是最终没有达成(口头和平协议)。
《公羊传》解释的更多些:
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言乎堕成?败其成也,曰:“吾成败矣,吾与郑人末有成也”。吾与郑人则曷为末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输平就是破坏和平协议。为何说破坏?因为破坏了之前达成的协议。(我们鲁国人)说:“我们前期达成的协议被破坏了,我们跟郑国人之间从未有和平协议了。”为何说鲁国跟郑国之间从未有和平协议,是因为之前双方发生的狐壤之战,当时鲁隐公被郑国俘虏了。那为何没有记录这次战争?为尊者讳,避言鲁隐公曾被俘获一事。
狐壤之战,史书上记载不详,只能知道发生在郑国和鲁国之间。狐壤,在今河南省长葛西。狐壤之战时鲁隐公尚未摄政,还是公子。这次战争鲁国失败了,当时身为公子的鲁隐公被郑国俘获。按照零散的记录,郑国把他关押在大夫尹氏家里。但鲁隐公贿赂并说服了尹氏,两人一起逃离了郑国回到鲁国。据说在被拘押期间鲁隐公一直向尹氏供奉的神灵祈祷,后来果然平安回去,于是他就认为这个神很灵验,后来就经常祭祀——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皈依了某个教派。
按《榖梁传》和《公羊传》的说法,鲁国和郑国之间此前有过口头达成的和平协议,但这次郑国主动派人上门,撕毁双方的口头约定。从《公羊传》特意提到狐壤之战看,也许就是狐壤之战后双方曾经口头达成过休战协议。但为何郑国会主动来撕毁和平协议?从《春秋》这段时间的记录看,我觉得唯一解释就是鲁隐公四年“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一事,激怒了郑国。但这有一个疑点:已经过去两年了,要翻脸也应该早翻脸,而且此时郑国还面临着长葛被宋国围困的压力。以郑庄公的英明,他怎么可能故意这会来挑衅鲁国给自己再加一个对手?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如果带着这个疑点看《左传》,似乎能找到另一个答案,前面说了,《左传》引用《春秋》时,这一条作“六年,春,郑人来渝平。” 《左传》春季的记录如下: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第一段解释“郑人来渝平”一事。渝,是改变的意思。“至死不渝”的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那“渝平”就是改变之前双方达成的口头友好相处协议——这似乎跟《榖梁传》和《公羊传》意思一样。但从我查阅的相关资料看,都解释说“渝平”是“达成‘平’”的含义,似乎“渝平”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渝平”实际表示的是“渝之以平”的意思,即“改变(之前不好的)以使双方口头达成友好合作协议”。《左传》这段意思说,鲁隐公六年春天,郑国派人来消弭双方的怨恨,双方修好,称为“更成”——这跟《榖梁传》和《公羊传》的说法完全相反。
杜预注解《左传》到这的时候,也是持此观点,他说:“渝,变也。公之位公子,战于狐壤,为郑所执,逃归,怨郑。郑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辞,公怒而止。忿宋则欲厚郑,郑因此而来,故《经》书‘渝平’,《传》曰‘更成’。”杜预也认为鲁郑之间的旧怨在于狐壤之战。但是郑人伐宋,鲁隐公因宋使言辞失礼而不救,让郑国看到了鲁国在宋、郑之间更偏向郑国,于是乘此机会派使来修好。
杜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先贤,他的政治眼光和文学素养都非常人可比。他对于此条的解释我是非常认同的。此前宋、卫、陈、蔡等国结成同盟,反复跟郑国过不去,郑庄公不可能还给自己再树敌人。鲁国虽然有过公子翚帅师参与伐郑一事,且不说那不是鲁隐公同意的,即使当时同意,这次不救宋已经表明了鲁国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说明鲁宋之间已经有了裂痕。郑庄公一世枭雄,当然知道借机逐个击破敌人联盟,所以他怎么可能在面临长葛被围的同时还去鲁国挑衅?
综合三传的解读,在这条记录上,我对《榖梁传》和《公羊传》的说法持反对态度,更认可《左传》。杜预的解读,不仅能解答我对《榖梁传》和《公羊传》说法的疑惑,也更符合郑庄公做事的风格。
第二段记录继续讲述曲沃代翼。九宗五正,是当时晋国的官职,按杜预的解释“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五正,五官之长。九宗,一姓为九族也。”此处的晋侯,指此前逃往随的翼侯。
第二段意思说,当时晋国的九宗五正名是顷父,他的儿子嘉父从随地迎回了晋侯,把他安置在鄂,所以后来晋人称他为晋鄂侯。
对于这位鄂侯的身份,杜预解释说,“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复入翼,别居鄂。”认为晋鄂侯是此时晋国国君晋哀侯的老爹,之所以没回翼住,就是因为儿子已经在那为君了,所以他只能避居在鄂。
夏季,《春秋》也只有一条记录,“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艾,杜预注释说“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西南一带。
这条记录《榖梁传》和《公羊传》都未关注。《左传》夏季的记录如下: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quān),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ěr),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shān yí)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第一段讲述艾之盟。按《左传》此处记录推测,此前齐鲁之间应该是有过龃龉的,双方关系并不融洽——大概率是邻居之间利益纷争引发的矛盾。这次会盟,标志着双方关系修好。
这是齐僖公在《春秋》里第二次出现,鲁隐公三年冬天,齐、郑之间已有石门之会,此次齐鲁双方修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鲁国和郑国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所以这次齐、鲁的会盟,后面是不是有郑庄公的推动,就真不好说了。毕竟宋、齐、鲁都是当时的大国,宋国已经站到郑国的对立面了,如果能把齐、鲁拉到自己一方,对郑庄公来说收获大大。
第二段意思说,五月庚申——就是齐鲁会盟的前一天——郑庄公率军队攻打陈国,大获全胜。
第三段交代郑国和陈国为何有矛盾。劝谏陈桓公的五父,是陈文公的儿子、陈桓公的弟弟,也称公子佗。成,杜预注解说:“成,犹平也。”成,也是口头达成友好协定的意思。这段意思说,之前,郑庄公曾主动向陈国请求交好,但是陈桓公不接受郑国的好意。五父向陈桓公进谏说:“跟邻国搞好关系,这对自己的国家很重要。您应该跟郑国修好。”陈桓公说:“宋国和卫国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难处(不能得罪),郑国又能怎样呢?”于是不愿意跟郑国交好。
第四段是君子评论此事。悛,是悔改的意思。乡,通向。迩,接近的意思。乡迩即相向而行靠近的意思。芟夷,即除草。蕴崇,是聚集、堆积的意思。殖,是繁殖壮大意。君子评论此事时提到的《商书》,是《尚书》中的一部分,不过今本的《尚书·盘庚》篇中只能看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几句,与这里君子引用的相比,没有“恶之易也”四个字。这句话意思说,(恶的蔓延扩大)就像大火燎原,人想靠近都难,怎么可能扑灭。周任,是古代著名的史官,以智慧著称,后面还会在《左传》里看到很多人引用他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第四段意思说,君子说:“不能丢弃善,不能助长恶,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啊!助长恶的一方而不知道悔改,就会自取其祸。即使别人想救助他,能有什么用呢!《商书》说‘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也说了,‘治理国和家,遇到恶的事物,就像农夫看到草一样务必除去,把它们除掉后聚集起来,断绝它们的根,不让其再繁殖,这样善的事物才可以发展壮大。’”
郑庄公能主动示好陈国,还是想分化瓦解宋、卫、陈、蔡联盟。四国之中卫国和宋国相对较大,双方之间的怨恨又更深一些(注:跟宋国有个公子冯的芥蒂,跟卫国有共叔段公孙滑的芥蒂),要突破的话陈、蔡显然是更好的切入点。但在这件事上,郑庄公的低姿态没有得到陈桓公的善意回应。五父的建议虽然陈桓公没有听,但《左传》借君子之口显然对陈桓公是持批判态度的。五父之所以劝谏陈桓公与郑国修好,是因为郑国切切实实是陈国的邻居——陈国的西边挨着郑国。而宋、卫二国中,陈的北边紧挨着宋国,但卫并不是陈国的邻国,卫国的西南边紧挨郑国,东南边紧挨曹国,曹国南边紧挨宋国。也就是说陈、卫之间要么得经过郑国,要么得经过宋国和曹国。我想五父之所以希望陈和郑能修好,一方面有地理位置的考虑,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郑庄公当时还是周王室的卿士,政治身份高于其他诸侯,某种程度而言,他能代表王室——即使王室当时已经衰微,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天下共主。
五父说的,陈桓公未必没想到,但是他为何依然不愿与郑庄公修好?我想,是不是也是因为郑庄公卿士的这层身份——之前已经说了,王室有意想分郑庄公的权,这事已经闹得尽人皆知。而按照石碏之前给石厚的说法,陈桓公这时候在周桓王面前正得宠,所以陈桓公跟郑庄公过不去,背后也许有王室的撑腰,也许陈桓公还想乘机灭了郑庄公取而代之为卿士亦未可知。
秋季的记录,是《春秋》迄今为止最简单一条记录,只有“秋,七月”三个字。《榖梁传》和《左传》对这条记录都没关注,倒是《公羊传》特意解释了一下:
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这个季度虽然没啥特殊事,《春秋》为啥还要特意记录一下呢?因为《春秋》记事的体例是,即使一个季度没啥大事,这个季度的第一个月也要特意注明一下。之所以该季度第一个月要记录下来,是因为《春秋》是编年体,四季都记录了表示一年完备。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秋,七月”这种记录后面还会看到,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如《公羊传》这里说的,但《春秋》经里也偶尔有过一年四季并不完全具备的记录,后面看到了再说。
冬季,《春秋》唯一的记录是“冬,宋人取长葛。”去年十二月,宋人伐郑,围长葛,到今年冬天终于有了结果,宋国人夺取了长葛。
对这条记录,《公羊传》解释如下:
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
《榖梁传》持相同观点: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别的国家攻取城邑,正常情况下《春秋》是不记载的,这次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围攻长葛的时间太长了——按照《榖梁传》之前提出的“伐不逾时”的观点,确实,这次差不多一年了,是太长了。
《左传》下半年的记录如下:
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dí)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jì),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第一段解释宋人取长葛。不过在引用《春秋》原经时,《左传》也是“冬,宋人取长葛。”但在解读这条的时候,《左传》认为这件事发生在秋季——对于这个差异,杜预解释说因为“秋取,冬乃告也。”——宋国人是秋天拿下了长葛,但冬天才正式告知其他诸侯(注:即正式宣示对长葛的所有权)。
我觉得杜预这个解释有点牵强,三传在引用《春秋》时,都是 “冬,宋人取长葛。”可见是无异议的。如果有异议,在引用《春秋》原文记录的时候就会出现差异(注:如纪子伯还是纪子帛、尹氏卒还是君氏卒)。而且杜预自己在说完“秋取,冬乃告也”之后,又说了一句“前年冬围,不克而还,今冬乘长葛无备而取之。”如果真是这样,那长葛之战就是前后两次了,即使是前后两次,即使是“今冬乘长葛无备而取之”,那也是“冬”不是“秋”啊,毕竟,“今冬”也是“冬”。
《春秋》有没有记错?我倾向于没有。但我认为《左传》注释“秋”出错的概率也不大。这个矛盾,要找一种解释的话,倒也不是不可能。譬如说,一开始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中“正月”的时候就说了,《春秋》的正月,是按照周历正月来说的,但当时还有用夏历的,还有用商历的。如果“宋人取长葛”这件事发生在周历的十月或者十一月,对应夏历就是八月或九月,《左传》如果用夏历,那就可能出现《春秋》在冬《左传》在秋了——至于是不是如此,我不敢确定,只是列出来一种可能。
第二段讲述鲁国救济王室饥荒。籴,是购买。这段意思说,冬季,周都城(注:即雒邑,实际是代指周王室)派人来向鲁国告知发生饥荒,鲁隐公向宋、卫、齐、郑四国请求购买粮食,这是合乎礼法的。
京师(其实是王室)向鲁国告饥,鲁国为何不拿出自己的粮食而是求助于他国?可能跟去年九月鲁国发生的“螟”有关系,估计那次虫灾导致鲁国也粮食歉收了,没办法只能曲线救国了。
第三段讲述郑庄公首次朝见周桓王引发的风波。周桓公,是周王室的卿士。按照史书的记载,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去鲁国就封,次子则世袭周公爵位。与其类似的有召(shào)公奭(shì),他的长子就封北燕,而次子则世袭召公爵位。历代周公和召公均是周王室的卿士,有“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一说。周桓公就是当时的周公,也称周公黑肩。“王不礼焉”的礼,做动词,是以礼相待的意思。周桓公之所以说“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是因为郑国和晋国是当时东周王室最主要的支持者,在地理位置上也确实对王室起着拱卫屏障的作用。蔇,是来的意思。
第三段意思说,郑庄公去了周王朝都城,首次朝见周桓王。周桓王对郑庄公未加礼遇。周桓公对周桓王说:“当初王室东迁,依赖的主要就是晋国和郑国。善待郑国,有利于给其他诸侯国做个榜样,就这还害怕人家不愿意来朝见,岂能人家来朝见却不以礼相待?郑国今后估计不会再来朝见了。”
此前周王室和郑国事实上已经交恶,郑庄公派人又是割麦子又是收谷子,周桓王估计早憋着一肚子气,加上这一年已经是周桓王三年了,郑庄公才来第一次朝见,可以说郑庄公失礼在先,周桓王年轻气盛,怎么可能给你礼遇?
郑庄公此时能放下身段朝王,肯定有他的打算,可能是想要回周郑交质时押在王室的公子忽,也可能是想借助王室的名义再做些什么事——至于具体是什么,只能是猜测了。
鲁隐公六年到此结束,这一年,鲁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实质性变化,明显向郑国一方开始倾斜。国内政局基本平稳,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这一年对鲁隐公来说,应该是挺开心的一年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