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十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24年6月23日
[春秋]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戴)。郑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盛)。
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
春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中丘,鲁隐公七年《春秋》有“夏,城中丘”的记录。这次会面,显然是去年冬天齐、鲁双方国君会面的后继,大背景就是郑国以周桓王名义讨伐宋国。所以,促成这次会面的幕后真正主人公——郑庄公——终于出场了。
《榖梁传》和《公羊传》都未关注这次中丘之会。《左传》春季的记录如下: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邓,杜预只是注释说是“鲁地”,具体是今天哪里不清楚。正月,三位诸侯在中丘会面,癸丑,在邓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
不过此处有一细节需要说明,《左传》说中丘之会是正月,而《春秋》记录是二月。这种差异,在鲁隐公六年分析“宋人取长葛”到底是秋还是冬的时候,说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这次会面就伐宋一事正式达成一致并盟誓,并就后续的具体落实措施做出安排——约定好了出兵日期。
这次的会盟的结果后面真正被落实了,鲁隐公十年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围绕着一个主体——伐宋。
我想,三千年前,当三国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的那一刻,郑庄公一定是冷笑一声,在心底喊出了那句压抑很久的话:
颤抖吧,愚蠢的宋与夷!
夏季,齐、鲁、郑三国约定伐宋的事情终于开始落实。《春秋》夏季的记录可以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的记录是“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羽父公子翚此时再次出现。鲁隐公四年秋天,他曾出现过,不过当时是“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此刻形势发生反转,之前被他攻打的郑国,此时成了他的盟军;之前他的盟军宋国,此时却成了被他攻打的对象。不知道兵临宋国城下的时候,公子翚有何感想?
《榖梁传》没关注这条记录,《公羊传》倒是解释了一下:
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直接称呼“翚”,是表示贬斥之意。对鲁隐公而言这个人就是个罪犯——因为他谋划弑杀了鲁隐公,所以《春秋》在整个鲁隐公时代,提到他都是带着贬斥。
《春秋》对于夏季战况第二个阶段的记录,是“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jiān)。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菅,是宋国的城邑,有说在今天的山东单县一带。郜,是当时一个很小的姬姓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封周文王之子郜叔于郜邑,建都郜城——即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郜作为夹在宋、曹、鲁之间很小的国家,此时已经成为宋国的附庸。防,有说并非鲁隐公九年冬天“公会齐侯于防”的那个防。我查资料,看到岳麓书社出的《春秋榖梁传》(李维琦 邹文芳注译)解释说,“防,本宋地,鲁取之。于是鲁有东西二防,此为西防。九年‘会齐侯于防’,彼防为东防。”杨伯峻先生也持此说,认为鲁有二防,此为西防。按杜预解释防是鲁邑,如果这次是鲁隐公攻取,就意味着此前被宋国人占领了。
这条记录说明两点:一是鲁隐公亲自参与了伐宋;二是伐宋战争节节胜利。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帅军在菅打败宋国军队。辛未日攻取了郜,辛巳日攻取了防,间隔不足十日连下两城。
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榖梁传》并没有表现出来高兴,反而有点鄙视。针对败宋师于菅,《榖梁传》评论道:
内不言战,举其大者也。
《春秋》不说是鲁国军队作战(大胜宋国于菅),是因为列举出来了(参战一方)最重要的人了(足以代表全部)——这与《公羊传》的“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也”观点一致。
针对此后一月连下两城,《榖梁传》评论道: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
夺取别国的城邑,是不应该记载日期的,这里为何记录日期呢?因为乘宋国打败仗的机会,深入对方国家夺取城邑(作为战利品)是不正当的,何况这次还连取两座城邑,所以慎重地记录下来日期。
《公羊传》基本持相同态度: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也认为正常情况下占领别国的城邑《春秋》不记录日期,这里之所以记载下来,是因为一个月连下两城简直太过分了!这种不道义的行为简直是我们鲁国的耻辱,不能提。那为啥这里还要记录下来呢?《春秋》是(主要)记录我们鲁国内部的事情,对于国外的事情相对简略。对于国外的事情,重大的坏事才记录,小的坏事就不记录。对于国内的事情,重大的坏事则隐讳(不记录),小的坏事则记录下来。
战争就是这样,发动战争的目的其实很赤裸很直白,就是土地、资源、女人等等各种战利品……这两派的老夫子还嫌人家一个月占两座城不道义,怪不得源出一脉。
再来看《左传》夏季的记录: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第一段意思说,五月,羽父先率领鲁国军队与齐僖公、郑庄公会面,共同讨伐宋国。
春季的中丘之会是三国国君亲自出面协商,此次既然齐僖公、郑庄公能亲征,按说鲁国也应该是鲁隐公亲征才对,但实际上却是公子翚领兵出征。所以杜预注释到此提出一个观点,说“公子翚不待公命而贪会二国之君,疾其专进,故去氏。齐、郑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从之伐宋。不言及,明翚专行,非邓之谋也。”——公子翚这次依然没等鲁隐公下令就擅自行动了,因为他想自己先与齐、郑两位国君会面。《春秋》憎恶他擅自专行,因此没有写他的氏(以示贬斥)。齐国和郑国也因为鲁隐公没有来,所以派出了地位(相对于国君而言)低微的人跟随翚一起伐宋。公子翚这次行动《春秋》没有用“(公)及(公子翚)”,就是为了彰显公子翚专行,这次行动并不是按照三国君主在邓会盟商定的(出兵时间)。
我猜公子翚这次表现得积极,应该也不单单是为了“贪会二国之君”。一者,他可能想当面示好一下郑庄公,缓解一下此前他参与伐郑的尴尬;二者,则是想急于通过伐宋,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转变——确实符合他首鼠两端的性格。
第二段对应《春秋》对第二阶段战况的描述。老桃,杜预只注释说是“宋地”,但未说具体是哪。戊申,三国君主在老桃会面。壬戌,鲁隐公帅军队在菅打败宋国军队。庚午日郑国军队攻入郜,在辛未日,把郜交给了鲁国,庚辰日郑国军队攻下了防,辛巳日把防交给鲁国。
从《左传》的这段记录看,郜和防实际上都是郑国打下来的,但是郑庄公很大气的把这两座城池送给了鲁国(事实上这两地离郑国也太远,占领了也未必能守得住,送给鲁国其实是顺水人情),用事实告诉其他诸侯:跟我混,你们吃肉,我喝汤就行!——要不怎么说郑庄公会做人,确实是一代枭雄。
第三段是君子对此次战争的评价。君子说的“不庭”,杜预注解说“下之事上,皆成礼于庭中。”不庭,即隐讳的说下级没有遵循礼制,此次事件中,就是因宋不朝王而引发郑庄公以王师讨伐宋国。
第三段意思说,君子说:“郑庄公这样做事真是合乎正道。尊奉周王的命令讨伐不守规矩的诸侯,不贪这个国家的土地,而是把占领的土地拿出来慰劳天子封爵的国家,这种行为是合乎正体的。”
秋天,《春秋》的记录是“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戴)。郑伯伐取之。”宋国人开始反击,联合卫国攻入郑国。此后宋、卫、蔡三国联军攻打载(戴),郑庄公帅军反击又攻占回来。宋、卫、蔡三国与郑国反复争夺的这个地方,在引用《春秋》时,《榖梁传》和《公羊传》记作“载”,《左传》记作“戴”。杜预在注解《左传》时,说“戴,亦作载。”可见二者就是一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河南民权一带,在郑国眼皮底下。
《左传》秋季的记录就是详细记载此事的经过:
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第一段意思说,蔡国、卫国、郕国不遵从王命(注:不知道这个“王命”是不是指的就是让讨伐宋国的命令——若是,与其说是王命,莫若说是郑庄公的命令)。秋季,七月庚寅日,郑国军队回国,还在国都的远郊,宋国和卫国军队攻入郑国,蔡国人跟着攻打戴国。八月壬戌,郑庄公帅军队包围了戴,癸亥日攻下戴,打败了三国的军队。(之前),宋国和卫国先已经攻入郑国,然后以攻打戴的名义召集蔡国人参与,蔡国人因此生气,所以三个国家的军队不和,导致失败。
此前郑国一直没有主动向蔡国示好,所以两国还是敌对状态。卫国和郑国虽然瓦屋之盟后关系有所缓和,但也是面和心不和。此次宋国被讨伐,估计宋殇公明白过来了,转身又去拉拢卫、蔡二国,共同对付齐、鲁、郑联军,乘着郑庄公回撤休息的机会,想着反戈一击,从前期看应该是取得一定效果,至少是占领了戴——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郑庄公再“取之”——但是攻下以后没有守住,很快被郑庄公重新夺回,三国联军铩羽而归。
第二段记录是载(戴)国争夺战的结局。虽然宋卫蔡联军争夺战中失利了,但是郑庄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立刻采取了报复措施,继续追击攻入宋国。
针对三国伐载(戴)失败这件事,《榖梁传》评论说: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不正……”这样的评论了,类似的话都表示“认为……是不正当(是不合乎正道)的行为。”所谓“主其事”,意思是说某件事以某人为主,此处虽然省略了,但言下之意《春秋》这里明确记载了是“郑伯伐取之”,则是说“故郑伯主其事也。”所以《榖梁传》此处意思说,借助别人的力量轻易取得载(戴)是不合乎正道的,所以《春秋》特意注明是郑庄公做的这件事——言下之意是郑庄公重新夺回载(戴)以后,乘机吞并了它。
《公羊传》基本意思差不多: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
为何说“伐”“取”?是容易的意思。为何容易?是因为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别人是谁?是宋人、蔡人、卫人。
我理解《公羊传》这里的“易”,并不是针对战争的难易而言,而是针对吞并载(戴)国这件事而言。假如没有这次三国攻占载(戴)国,郑国的军队就无法明目张胆地攻入载(戴)国——这是有违礼制的。但是三国联军攻占载(戴)国,给了郑庄公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因此才让他有机会吞并载(戴)国,这个难得的借口,对郑庄公而言,实在是天上掉馅饼,所以,《公羊传》才说“易也”。
冬季,《春秋》的记录是“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盛)。”这件事《公羊传》没关注。《榖梁传》还是老调重弹: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郕,国也。
之所以《春秋》写明日期是十月壬午,表示对进入者一方的反感。
《左传》冬季的记录也非常简单:
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
齐郑联军攻打的郕借口就是“讨违王命也。”
郕国是个小国,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说,小国家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定位不准国力不强还喜欢上蹿下跳,你不挨揍老天都看不下去。
鲁隐公十年的记录到此结束,这一年就是大混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怜的只是当时当地的老百姓。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