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隐公十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24年6月23日

[春秋]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戴）。郑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盛）。

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

春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中丘，鲁隐公七年《春秋》有“夏，城中丘”的记录。这次会面，显然是去年冬天齐、鲁双方国君会面的后继，大背景就是郑国以周桓王名义讨伐宋国。所以，促成这次会面的幕后真正主人公——郑庄公——终于出场了。

《榖梁传》和《公羊传》都未关注这次中丘之会。《左传》春季的记录如下：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邓，杜预只是注释说是“鲁地”，具体是今天哪里不清楚。正月，三位诸侯在中丘会面，癸丑，在邓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

不过此处有一细节需要说明，《左传》说中丘之会是正月，而《春秋》记录是二月。这种差异，在鲁隐公六年分析“宋人取长葛”到底是秋还是冬的时候，说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这次会面就伐宋一事正式达成一致并盟誓，并就后续的具体落实措施做出安排——约定好了出兵日期。

这次的会盟的结果后面真正被落实了，鲁隐公十年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围绕着一个主体——伐宋。

我想，三千年前，当三国正式结盟约好出兵日期的那一刻，郑庄公一定是冷笑一声，在心底喊出了那句压抑很久的话：

颤抖吧，愚蠢的宋与夷！

夏季，齐、鲁、郑三国约定伐宋的事情终于开始落实。《春秋》夏季的记录可以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的记录是“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羽父公子翚此时再次出现。鲁隐公四年秋天，他曾出现过，不过当时是“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此刻形势发生反转，之前被他攻打的郑国，此时成了他的盟军；之前他的盟军宋国，此时却成了被他攻打的对象。不知道兵临宋国城下的时候，公子翚有何感想？

《榖梁传》没关注这条记录，《公羊传》倒是解释了一下：

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直接称呼“翚”，是表示贬斥之意。对鲁隐公而言这个人就是个罪犯——因为他谋划弑杀了鲁隐公，所以《春秋》在整个鲁隐公时代，提到他都是带着贬斥。

《春秋》对于夏季战况第二个阶段的记录，是“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jiān）。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菅，是宋国的城邑，有说在今天的山东单县一带。郜，是当时一个很小的姬姓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封周文王之子郜叔于郜邑，建都郜城——即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郜作为夹在宋、曹、鲁之间很小的国家，此时已经成为宋国的附庸。防，有说并非鲁隐公九年冬天“公会齐侯于防”的那个防。我查资料，看到岳麓书社出的《春秋榖梁传》（李维琦 邹文芳注译）解释说，“防，本宋地，鲁取之。于是鲁有东西二防，此为西防。九年‘会齐侯于防’，彼防为东防。”杨伯峻先生也持此说，认为鲁有二防，此为西防。按杜预解释防是鲁邑，如果这次是鲁隐公攻取，就意味着此前被宋国人占领了。

这条记录说明两点：一是鲁隐公亲自参与了伐宋；二是伐宋战争节节胜利。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帅军在菅打败宋国军队。辛未日攻取了郜，辛巳日攻取了防，间隔不足十日连下两城。

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榖梁传》并没有表现出来高兴，反而有点鄙视。针对败宋师于菅，《榖梁传》评论道：

内不言战，举其大者也。

《春秋》不说是鲁国军队作战（大胜宋国于菅），是因为列举出来了（参战一方）最重要的人了（足以代表全部）——这与《公羊传》的“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也”观点一致。

针对此后一月连下两城，《榖梁传》评论道：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

夺取别国的城邑，是不应该记载日期的，这里为何记录日期呢？因为乘宋国打败仗的机会，深入对方国家夺取城邑（作为战利品）是不正当的，何况这次还连取两座城邑，所以慎重地记录下来日期。

《公羊传》基本持相同态度：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也认为正常情况下占领别国的城邑《春秋》不记录日期，这里之所以记载下来，是因为一个月连下两城简直太过分了！这种不道义的行为简直是我们鲁国的耻辱，不能提。那为啥这里还要记录下来呢？《春秋》是（主要）记录我们鲁国内部的事情，对于国外的事情相对简略。对于国外的事情，重大的坏事才记录，小的坏事就不记录。对于国内的事情，重大的坏事则隐讳（不记录），小的坏事则记录下来。

战争就是这样，发动战争的目的其实很赤裸很直白，就是土地、资源、女人等等各种战利品……这两派的老夫子还嫌人家一个月占两座城不道义，怪不得源出一脉。

再来看《左传》夏季的记录：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第一段意思说，五月，羽父先率领鲁国军队与齐僖公、郑庄公会面，共同讨伐宋国。

春季的中丘之会是三国国君亲自出面协商，此次既然齐僖公、郑庄公能亲征，按说鲁国也应该是鲁隐公亲征才对，但实际上却是公子翚领兵出征。所以杜预注释到此提出一个观点，说“公子翚不待公命而贪会二国之君，疾其专进，故去氏。齐、郑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从之伐宋。不言及，明翚专行，非邓之谋也。”——公子翚这次依然没等鲁隐公下令就擅自行动了，因为他想自己先与齐、郑两位国君会面。《春秋》憎恶他擅自专行，因此没有写他的氏（以示贬斥）。齐国和郑国也因为鲁隐公没有来，所以派出了地位（相对于国君而言）低微的人跟随翚一起伐宋。公子翚这次行动《春秋》没有用“（公）及（公子翚）”，就是为了彰显公子翚专行，这次行动并不是按照三国君主在邓会盟商定的（出兵时间）。

我猜公子翚这次表现得积极，应该也不单单是为了“贪会二国之君”。一者，他可能想当面示好一下郑庄公，缓解一下此前他参与伐郑的尴尬；二者，则是想急于通过伐宋，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转变——确实符合他首鼠两端的性格。

第二段对应《春秋》对第二阶段战况的描述。老桃，杜预只注释说是“宋地”，但未说具体是哪。戊申，三国君主在老桃会面。壬戌，鲁隐公帅军队在菅打败宋国军队。庚午日郑国军队攻入郜，在辛未日，把郜交给了鲁国，庚辰日郑国军队攻下了防，辛巳日把防交给鲁国。

从《左传》的这段记录看，郜和防实际上都是郑国打下来的，但是郑庄公很大气的把这两座城池送给了鲁国（事实上这两地离郑国也太远，占领了也未必能守得住，送给鲁国其实是顺水人情），用事实告诉其他诸侯：跟我混，你们吃肉，我喝汤就行！——要不怎么说郑庄公会做人，确实是一代枭雄。

第三段是君子对此次战争的评价。君子说的“不庭”，杜预注解说“下之事上，皆成礼于庭中。”不庭，即隐讳的说下级没有遵循礼制，此次事件中，就是因宋不朝王而引发郑庄公以王师讨伐宋国。

第三段意思说，君子说：“郑庄公这样做事真是合乎正道。尊奉周王的命令讨伐不守规矩的诸侯，不贪这个国家的土地，而是把占领的土地拿出来慰劳天子封爵的国家，这种行为是合乎正体的。”

秋天，《春秋》的记录是“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戴）。郑伯伐取之。”宋国人开始反击，联合卫国攻入郑国。此后宋、卫、蔡三国联军攻打载（戴），郑庄公帅军反击又攻占回来。宋、卫、蔡三国与郑国反复争夺的这个地方，在引用《春秋》时，《榖梁传》和《公羊传》记作“载”，《左传》记作“戴”。杜预在注解《左传》时，说“戴，亦作载。”可见二者就是一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河南民权一带，在郑国眼皮底下。

《左传》秋季的记录就是详细记载此事的经过：

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第一段意思说，蔡国、卫国、郕国不遵从王命（注：不知道这个“王命”是不是指的就是让讨伐宋国的命令——若是，与其说是王命，莫若说是郑庄公的命令）。秋季，七月庚寅日，郑国军队回国，还在国都的远郊，宋国和卫国军队攻入郑国，蔡国人跟着攻打戴国。八月壬戌，郑庄公帅军队包围了戴，癸亥日攻下戴，打败了三国的军队。（之前），宋国和卫国先已经攻入郑国，然后以攻打戴的名义召集蔡国人参与，蔡国人因此生气，所以三个国家的军队不和，导致失败。

此前郑国一直没有主动向蔡国示好，所以两国还是敌对状态。卫国和郑国虽然瓦屋之盟后关系有所缓和，但也是面和心不和。此次宋国被讨伐，估计宋殇公明白过来了，转身又去拉拢卫、蔡二国，共同对付齐、鲁、郑联军，乘着郑庄公回撤休息的机会，想着反戈一击，从前期看应该是取得一定效果，至少是占领了戴——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郑庄公再“取之”——但是攻下以后没有守住，很快被郑庄公重新夺回，三国联军铩羽而归。

第二段记录是载（戴）国争夺战的结局。虽然宋卫蔡联军争夺战中失利了，但是郑庄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立刻采取了报复措施，继续追击攻入宋国。

针对三国伐载（戴）失败这件事，《榖梁传》评论说：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不正……”这样的评论了，类似的话都表示“认为……是不正当（是不合乎正道）的行为。”所谓“主其事”，意思是说某件事以某人为主，此处虽然省略了，但言下之意《春秋》这里明确记载了是“郑伯伐取之”，则是说“故郑伯主其事也。”所以《榖梁传》此处意思说，借助别人的力量轻易取得载（戴）是不合乎正道的，所以《春秋》特意注明是郑庄公做的这件事——言下之意是郑庄公重新夺回载（戴）以后，乘机吞并了它。

《公羊传》基本意思差不多：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

为何说“伐”“取”？是容易的意思。为何容易？是因为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别人是谁？是宋人、蔡人、卫人。

我理解《公羊传》这里的“易”，并不是针对战争的难易而言，而是针对吞并载（戴）国这件事而言。假如没有这次三国攻占载（戴）国，郑国的军队就无法明目张胆地攻入载（戴）国——这是有违礼制的。但是三国联军攻占载（戴）国，给了郑庄公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因此才让他有机会吞并载（戴）国，这个难得的借口，对郑庄公而言，实在是天上掉馅饼，所以，《公羊传》才说“易也”。

冬季，《春秋》的记录是“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盛）。”这件事《公羊传》没关注。《榖梁传》还是老调重弹：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郕，国也。

之所以《春秋》写明日期是十月壬午，表示对进入者一方的反感。

《左传》冬季的记录也非常简单：

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

齐郑联军攻打的郕借口就是“讨违王命也。”

郕国是个小国，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说，小国家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定位不准国力不强还喜欢上蹿下跳，你不挨揍老天都看不下去。

鲁隐公十年的记录到此结束，这一年就是大混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怜的只是当时当地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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