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元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二十日庚申

          耶稣2024年6月25日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时间进入公元前711年，鲁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鲁桓公正式即位。前面提到过，鲁桓公的母亲是宋国公主仲子，父亲是鲁惠公，按《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桓公名允。

春季，《春秋》的第一条记录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对比鲁隐公元年《春秋》的第一条记录可以看到，此处多了三个字，“公即位”——说明鲁桓公是正式举行了即位大典的。

针对这条记录《榖梁传》解读如下：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继故而言即位，则是与闻乎弑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

第一段解读，针对“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桓无王”，这里的王指周王——严格说，代指的是周王所象征的、规范当时社会运行的周礼制度。“桓无王”完整的意思其实是“（鲁）桓（公目中）无（周）王”，即鲁桓公压根不遵守周王所代表的那套周礼制度。鲁桓公是通过弑杀兄长上位的，在周礼制度下这是严重大逆不道。既然鲁桓公敢于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意味着他压根不愿意遵守周礼制度，所以，《榖梁传》这里也特意解释了下，说“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

“其曰王，何也？”意思说，既然鲁桓公的行为表明他并不遵奉周礼，此处为何又记录“王正月”以表示他是奉周王室正朔呢？是谨慎地记录下来表示新君时代的开始。那为何《榖梁传》又说“桓无王”呢？因为他作为弟弟弑杀了兄长，作为臣子弑杀了国君，说明当时周天子已经不能让他改正错误，诸侯不能挽救他，百姓不能推翻他，可以说不遵守王道已经到极端了。《春秋》写“元年”又写“王正月”，就表示惩治鲁桓公——治，是惩治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榖梁传》在解读鲁桓公时代《春秋》经的记录时，曾先后三次提到“桓无王”一说。分别对应如下：

一是本年的这条记录及其解读。

二是鲁桓公二年。《春秋》经有“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的记录，《榖梁传》解读说：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

三是鲁桓公十年。《春秋》经有“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的记录，《榖梁传》解读说：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对照《春秋》经在其他鲁侯时代的记录，可以看到，如果春季首条记录里，记录的事件明确有月份，一般情况下都是“某年春，王正（二/三）月”这样。在鲁桓公时代，除了鲁桓公九年春季第一条记录没有明确提到具体月份外，其余十七年春季的首条记录均明确了具体的月份，但仅仅前面举例提到的鲁桓公元年、鲁桓公二年、鲁桓公十年和未提到的一次鲁桓公十八年，是以“王某月”来记录的，其余十三年都是“某月”，少一个“王”字。杨伯峻先生注《左传》至鲁桓公三年时，认为“史文有详略，未必有义例”，意思说这没有什么深意，就是随便那么一写而已。但我认为，杨先生的这个说法值得商榷，至少就鲁桓公时代而言，是“某年春，王正（二/三）月”还是“某年春，正（二/三）月”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夫子有意为之的。

之所以有这个推论，是因为我个人以为，终鲁桓公时代，所有以“某年春，正（二/三）月”表述的，都是暗示“桓无王”，即鲁桓公上位的行径代表他不愿意遵奉周礼，故而夫子有意突出此，不强调“王某月”，就是暗含对鲁桓公贬斥。

那鲁桓公时代，以“某年春，正（二/三）月”这样表述的四条记录，怎么解释呢？

可以看到，《榖梁传》对其中的三条其实已经作了解释，即以“桓无王”提问，然后分别做出解答。第一条记录，原因很明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时代的开始，用“王正月”表示开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明确一下统计指标的时间口径。

第二条和第三条记录，都分别对应着春季一位诸侯去世的记录，给出的理由都是“正某某之卒”。这里的“正某某之卒”，我看到有多种不同说法。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与《春秋》经对应记录里明确提到月份这一特点联系起来看，则“正某某之卒”理解成“用周历准确记载某某的去世时间”，逻辑上更说得过去。

进一步佐证我这一观点的还有一个反例，鲁桓公五年，《春秋》有这样的记录：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这是当年春季第一条有明确月份的记录，而且逝者陈桓公与鲁桓公二年的宋殇公、鲁桓公十年的陈桓公身份地位相当，都是诸侯。但这条记录，没有用“王正月”字样。

陈桓公死在正月，《春秋》为何没有用“王正月”？看完三传对陈桓公之死的记录，我们就能理解了：陈桓公具体是哪天去世的，本身就是个迷案，所以怎么可能准确记录他的去世时间？因此对陈桓公之死而言，就不存在“王正月”的说法了，所以也不存在后续的“正鲍之卒也”。

鲁桓公时代，《春秋》最后一条“王某月”的记录，发生在鲁桓公十八年，《春秋》原经的记录是“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但是《榖梁传》在解读这条记录的时候，却没有再提“桓无王”。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年是鲁桓公的最后一年。所以，一者，《春秋》这里的“王正月”恰如元年的“王正月”一样，一个表示周历纪年的开始，一个表示周历纪年的结束。二者，从鲁桓公后来能获得王室赐封的谥号看，也意味着鲁桓公的国君身份最终被王室认可了，或者简单理解为他当初弑君上位的行径被王室赦免了。所以此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桓无王”一说了。故而《榖梁传》也没有再提这个观点。

回到本年的《榖梁传》。第二段解读针对“公即位”三字。故，指变故，此处是隐讳地表达鲁国曾发生弑君政变。这段话意思说，如果先君因变故去世，《春秋》惯例新君即位是不书“公即位”的。为何这样呢？因为先君没有以国君的身份正常终老，则儿子或者兄弟是不忍心即位的。如今鲁国先君因变故去世，而《春秋》记录了“公即位”，意思是说即位的这位国君参与了弑杀先君一事。为何说《春秋》记录了“公即位”，就表示即位的这位国君参与了弑杀先君一事？因为先君没有以国君的身份正常善终，即位者却按照正常流程举办了即位大典，说明新君对先君一点感念之恩都没有——言下之意即不在乎先君是怎么死的。

《公羊传》则说得更直接：

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正常情况下，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之位，《春秋》经记录时不说“公即位”，为何此处要说“即位”？为了如鲁桓公所愿——鲁桓公所愿何？就是希望鲁隐公赶紧死了自己当国君。

公羊派的老夫子们，这次倒是表现得大义凛然，令我肃然起敬。

无论是《榖梁传》的“继故不言即位”，还是《公羊传》的“继弑君不言即位”，都说明如果前一位国君被弑杀，则《春秋》经里新君元年的开年记录正常情况下应该直接说“元年春，王正月”即可。所以对比鲁隐公元年的第一条记录，可以看到鲁隐公元年少 “公即位”这三个字——或者说此处多出来这三个字——应该是夫子有意为之的曲笔，前者属于该有而没有，后者属于不该有而有。

《左传》虽然没有关注鲁桓公即位一事，但是杜预注解《左传》至此说了一段话：

嗣子位定于出丧，而改元必须踰年者，继父之业，承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诸侯每首岁必有礼于庙，诸遭丧即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氏亦书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位而用常礼，欲自同于遭丧而即位者。

嗣子（注：指新君）的身份，在先君去世出丧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确定了，但是改元必须要过完这一年，以表示继承先父未竟的事业和遗志，不忍心在这一年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有变化。诸侯的第一年，必定要到祖庙去举行仪式，凡是先君正常去世的在这个时候才改元正式即位，百官也各安其序，史官也于此时将新君即位的事记录在案。鲁桓公是篡位而立的，但还按照正常的礼仪，就是想把自己比同于先君正常去世而即位——还是说鲁桓公在这里想掩盖自己弑兄的丑恶行径而已。

鲁桓公就这样尴尬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被后世一直定义为弑杀鲁隐公的主谋，但他不会想到，自己也未得善终，冥冥之中真有报应。

春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这是鲁桓公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璧，是一种玉器，鼎鼎大名的和氏璧就是代表，形状就是个圆环。古人说“肉倍好谓之璧。”所谓“肉”，指那个环形的边，所谓“好”指中间那个孔，意思是说如果环形边的宽度是中间圆孔直径的二倍，这样的玉器就称为璧。璧，在当时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器，祭祀仪式上是奉献给鬼神的，某种程度上在当时人眼里这属于人和鬼神交流沟通的媒介，所以才有一座和氏璧抵得上十五座城。假，是借的意思。

也许是得位不正心里不踏实，鲁桓公于外，急需得到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认可，于内急需得到鲁国人民的支持。这次外事活动无疑就是他为安定君位而走的一步棋。之所以首选郑庄公，我想首先是鲁郑为邻国，且之前关系向好，此时郑庄公又武力正盛，鲁国正逢人心不稳，鲁桓公首先要保证郑国不乘机生事给自己带来压力；其次，也许跟石碏给州吁出的主意一样，郑庄公毕竟是周王室的卿士，走走郑庄公后门，看看能不能朝觐周王取得王室的认可。于是有了这次会面。

《榖梁传》对这条记录释读如下：

会者，外为主焉尔。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礼，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无田，则无许可知矣。不言许，不与许也。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邴者，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见鲁之不朝於周，而郑之不祭泰山也。

认为这次会面，是郑国主动发起——倒也有可能，郑庄公主动出击，试探试探鲁国新君。然后解释了一下文字上矛盾的地方：借就不用“以”字，用“以”字就不是借。不是借而写成借，是隐讳的说两国在易地。按照礼制，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交换或者赠与土地。因为没有（许的）土地就没有许（这个地方），这是可想而知的。《春秋》此处不明确记录说是许，是不认可把许给郑。许田，是鲁国朝觐天子时候住宿之地。邴，是郑伯奉王命（随同周天子）祭祀泰山的城邑。用（两个地方交换），意味着以后鲁国不去朝拜周王了，而郑国也不会再随同周天子祭祀泰山了。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其实很好理解，如果我们跟某人借东西，肯定直接说“我跟你借个某物”，这属于借，而不是交换；同样道理，如果说“我以某物跟你交换某物”，这属于交换，而不是借。“不言许，不与许也”，意思说《春秋》此处的记录用的是“许田”而不是“许”，表明夫子是不认可此事的。

《公羊传》的说法，反而委婉了些，感觉似乎在给郑庄公洗白：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

为何说用璧借呢？实际是交换。既然是交换为何说是借？表示谦恭。之所以说表示谦恭，是因为有周天子在，诸侯就不能擅自做主决定土地归属。许田，是鲁国去朝拜天子住宿的城邑，诸侯去朝拜天子，在天子王城的郊区，有住宿的城邑。既然这是鲁国朝宿之邑为何说是许田？是为了避讳说直接取了周天子的土地。避讳说取了周田，则为何称呼这块土地为“许田”？是因为这块地联着许国。所谓联着许国是什么意思？是说许田靠近许国的城邑。既然是城邑，为何称田？庄稼地多住的人少称为田，住的人多庄稼地少称为邑。

“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决定土地的归属。“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听着有点类似今天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古人有“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一说，则一个侧重耕种庄稼，一个侧重居住生活。从对朝宿之邑的解释，以及“讳取周田也……系之许也”的说法看，许田实际上就在周王城跟前，本质上是归属周王室的，而且这块土地名字大概率并不是“许田”，甚至称为“周田”可能更合适。但为了避讳说是无视周天子擅自改变其归属，因为其地理位置上也紧挨着许（许国属畿内诸侯，就在王城跟前），所以此处称其“许田”——这个称谓，就是“挨着许的那块地”的意思。

按《公羊传》此处的说法，即使明知道这次是交换土地，但形式上郑鲁双方走了一个质押租赁的路子，只是使用权的转移，不涉及所有权的变更，则不存在冒犯周天子的说法了——其实还是打擦边球，不过你得承认，这个思路挺好，出于金融从业者的职业本能，我认为这也算《春秋》记载的第一起金融创新案例吧。

《左传》春季的记载如下：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

鲁桓公元年春天，鲁桓公即位，想进一步巩固此前鲁郑双方的友好关系。郑国请求重新祭祀周公，并完成祊和许田的最终交换，鲁桓公答应了。三月，郑庄公用璧交换许田，这是为了祭祀周公和以祊易许的缘故。

之前鲁隐公和郑庄公已经有过以祊（邴）易许田的协议，而且明确记载了鲁国接收祊（邴），按说许田应该也给了郑国，为何郑庄公还要提出以璧易许田呢？唯一解释就是，鲁国接收了郑国的汤沐之邑，但并没有如约与郑国完成许田的交割手续。所以即使此时郑国已经事实上占领了许国，但法理上对于鲁国的这块飞地许田，还是有瑕疵，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郑庄公再次提出两个优惠条件，一是祭祀周公，确保鲁国先祖香火不断（注：因为之前鲁郑易地时，已经提出过祭祀周公，所以这里说是“复祀周公”），二是额外用璧给鲁国做为质押物，来借许田——注意不是交换，是借用。言下之意还承认许田的所有权是鲁国，但使用权让渡给郑国。

另外，多说一句，为何郑国反复要提祭祀周公一事。当时人们对祭祀鬼神先祖是非常看重的，周公是鲁国的直系先祖但非郑国的直系先祖，因此祭祀的责任在鲁而与郑国无关。如果许田归了郑，那么郑国完全可以不去祭祀周公，这样的话，作为子孙后代的鲁国人（对许田的周公庙而言）没有尽到祭祀周公的义务。为了打消鲁国人的顾虑，所以郑国人反复提出会祭祀周公。这点其实不合礼制，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去祭祀不该你祭祀的鬼神，那就是谄媚。

夏天，《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越，杜预注释说是“越，近垂，地名。”

这条记录《公羊传》没关注，《榖梁传》也只是简单注释了一下：

及者，内为志焉尔。越，盟地之名也。

认为这次是鲁国主动发起的。

考虑到此前三月份双方刚见过面，这次又见面显然是有重要的事，对此《左传》有交代：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

结，是缔结正式条约的意思。这次见面，是就祊和许田交易一事签署正式盟约，并且双方在神灵面前发了誓，约定：“渝盟，无享国。”享国，代指做国君。所以这句誓言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这次盟约，诅咒他当不了国君。”

此时郑庄公已经在位三十三年了，这个诅咒对他而言，估计不会那么当回事。但对于鲁桓公就不好说了，毕竟，他刚刚即位，毕竟，他得位不正。我怀疑这誓词十有八九是郑庄公想出来的，因为从双方易地的前后过程看，郑国更希望这事情落到实处，郑国更担心这次盟约不能执行，所以这样的诅咒之词，一下切中了鲁桓公最忌惮的要害。估计盟誓的时候，郑庄公表情肃穆，但看着鲁桓公他心里在一定想：“小兔崽子，跟我玩，你啊，还嫩了点！”

秋季，《春秋》只记载了三个字，“秋，大水。”

《左传》秋季的记录很简单：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杜预注解说“广平曰原”，意思是地域广大而平坦称为“原”。“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即鲁国广大的平原地带这次都被水淹了，所以称之为“大水”。

《榖梁传》也只是解释了一下何谓大水：

高下有水灾曰大水。

高，指高处。下，指低处。高处低处都被水淹了，称为“大水”。

《公羊传》则解释了一下为何《春秋》记录这条：

何以书？记灾也。

原因很简单，之所以记录下来，是因为这是洪灾。

——莫非老天惩罚鲁桓公弑兄篡位，所以降灾祸给鲁国？

冬季，《春秋》的记录更简单，“冬，十月”——类似例子，前面已经看过好几个了。《公羊传》没关注这条记录，《榖梁传》把前面说过的理论找出来又粘贴到这里：

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年。

老调重弹，我很怀疑榖梁派的学生记忆力不好，或者智商稍微有点欠缺。

《左传》倒是说了点《春秋》没记载的事：

冬，郑伯拜盟。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第一段的拜盟，我自己理解应该是双方正式缔结盟约以后，一方来理礼节性的拜望，表示拜谢之意。这里的盟，显然特指的就是四月份的越地之盟。但是，这次拜盟是郑庄公亲自来，那鲁桓公的面子大了去了——毕竟终鲁隐公一朝，也未见有记录他来鲁国。

郑庄公亲自来鲁国拜盟，我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体现郑国对许田的重视；二是有意拉拢鲁桓公，这次来隐隐有给鲁桓公背书之意——郑庄公是周王的卿士，而郑国此时风头正劲，鲁桓公急需要郑庄公这样既有地位又有影响力的诸侯来支持。毕竟，雪中送炭可比锦上添花意义重大；三是也许郑庄公想亲自来看看鲁国这次政变后朝臣态度和民心所向，从而决定郑国此后与鲁国的外交政策。

当然，真相无处可寻了，但我觉得我的推测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郑庄公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第二段，是为后面宋国发生的政变事件做铺垫。督，是名，子姓，字华父，所以史书称此人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论辈分跟宋宣公、宋穆公是一辈，比当时的国君宋殇公还高一辈。孔父，就是宋穆公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宋国的大司马，孔夫子的先祖。他也是子姓，名嘉，字孔父，所以史书也称其孔父嘉。第二段意思说，宋国的华父督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了孔父的妻子，就盯着不放，赞叹道：“（这女人）真是既美丽又明艳啊！”

按照经验，《左传》这么重要的史书，是不会无缘无故记录这种八卦的事，这里突然记录一笔，显然是给后面埋下了伏笔——很快，我们就看到这件事的后续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