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四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五日乙丑
耶稣2024年6月30日
[春秋]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鲁桓公四年,公元前708年。
春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郎,在鲁隐公元年《左传》就提到过,是鲁国南部边界城邑,靠近宋国。这条记录从字面看似乎没什么深意。《左传》春季的记录也非常简单:
书时,礼也。
《春秋》记载这次狩猎的季节,这种记录方式是合乎礼制的。
但按照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时的说法,“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说明四季打猎有专门的称谓,此处既然是“春”,则应该说是“蒐”,而不应该是“狩”,如果是“狩”,就应该对应“冬”才对。对于我的这个疑惑,杜预似乎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在这里特意做了注释,说:“冬猎曰狩,行三驱之礼,得田狩之时,故《传》曰:书时,礼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从夏时,郎非国内之狩第,故书地也。”
所谓的“三驱之礼”,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打猎的时候围住三面放开一面(注:据说来源是商汤当年的网开一面之典故,以此体现上天有好生之德及猎者的仁慈。我觉得这样做的实际意义是为了保证野生动物不至于灭绝,不至于出现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现象)。所以按照这样的解释,则“三驱之礼”还是代表打猎。另一种说法说是一年不应该有四次狩猎活动,而是只有三次大型狩猎活动,即春、秋、冬,夏季不举行大型狩猎活动是因为当时农忙,孔夫子就认为此时打猎有违天时。杜预此处的“行三驱之礼”应该就是按照这种说法来的。杜预认为鲁桓公这次狩猎是发生在周历的春天,按照夏历计算当时应该是冬天,所以《春秋》记载这次狩猎活动时说“狩”。且郎这个地方也并非鲁国的国内狩猎之地,因此特意记录了地名。
《榖梁传》基本上是普及了一下知识:
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田,通畋,即打猎。干,指祭祀用的肉干。豆,是盛放祭品的容器。“干豆”即“盛干于豆”之意,此处代指祭祀。
这段意思说,一年四季的四次大型狩猎活动,都有祭祀宗庙的含义。春季称为“田”,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蒐”,冬季称为“狩”。四次狩猎活动主要目的有三方面,按所获得猎物(的主要用途)依次如下:一是祭祀,二是招待宾客,三是丰富国君的厨房——即储备些肉类做食物。
对比一下,与臧僖伯的说法没啥大区别,稍有不同之处在于,臧僖伯说的是“春蒐,秋狝”,《榖梁传》则说是“春田,秋蒐”。
只有《公羊传》认为这条记录是有褒贬之意: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狩是什么意思?是田狩的意思。春天打猎称为“苗”,秋天打猎称为“蒐”,冬天打猎称为“狩”。一般正常的这种活动《春秋》是不记载的,为何此次特意记载呢?因为是在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这次打猎跑得太远了。什么情况下诸侯一定会去打猎?(一般三种情形)一是为了祭祀,二是为了招待宾客,三是为丰富国君的厨房。
《公羊传》认为《春秋》这条记录是因为鲁桓公跑到太远的地方去打猎了——我猜是觉得有点劳民伤财吧?——所以有贬斥之意。
如果考虑到郎在鲁宋接壤之处,再结合此前鲁国和宋国的关系,鲁桓公这次狩猎,除了正常的打猎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例如向宋国示威?毕竟,宋庄公能上位,可有鲁桓公的一份功劳——虽然鲁桓公也收了人家的贿赂。而且鲁桓公此时基本上稳定了内部政局,又新婚燕尔,且有春秋小霸之一的老丈人齐僖公撑腰,志得意满之际来这秀一下肌肉似乎也是正常——也许,孔夫子真的想讥讽的其实是鲁桓公的这种心态?
夏季,《春秋》也只有一条很简单的记录,“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这是鲁桓公时代,周王室第一次派使者来——这也意味着,王室认可了鲁桓公的国君身份,当初州吁求之不得的事情,鲁桓公似乎轻而易举得到了。
《榖梁传》未关注这条记录,《公羊传》解释了一下:
宰渠伯纠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宰渠伯纠何?下大夫也。
宰渠伯纠是周天子的大夫。为何《春秋》称呼他为“宰渠伯纠”?是因为他是下大夫——言下之意,身份不够尊贵。
《左传》夏季的记录如下:
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
“父在,故名”,意思说由于这个人的父亲还在(注:其父当时应该也是王室大夫),所以《春秋》直接称呼他的名——所以可以推出,这位宰,在这里是被直接称名的,那么渠,就是他的氏,名是“伯纠”。
但是这个“宰渠伯纠”这种“宰+氏+名”的称谓模式,还是第一次在《春秋》里遇到。如果真的是因为《左传》说的“父在,故名”,那应该也是“某某子”才对,为何采用这么一种奇怪的模式呢?
这个困惑,杜预给出一个思路,注解至此时,杜预说,“王官之宰,当以才授位,而伯纠摄父之职,出聘列国,故书名以讥之”——明确表示这里称呼他的名,是有讥讽的意思。之所以讥讽是因为他代替他爹行使宰的权利到鲁国来聘问,但宰——也就是渠伯纠他爹的官方职务——是不能随便授予一个人的,要以才授位的——这时候再回头看《左传》的“父在,故名”四个字,仔细琢磨琢磨,似乎《左传》的意思是说,这个伯纠的“宰”并不是因为他有才,而是因为他爹的缘故让他混了这么一个职位来出使鲁国了——这不只是说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更意味着对政府正式官员职位授予的轻慢,因为官爵是国之重器,如果把重要的人事任命不当一回事了,不考虑授予者的能力了,那这个官僚体系很快就会崩溃。
……好吧,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春秋》确实太让人烧脑了。
在说完春和夏两季之后,《春秋》这一年即宣告结束了。这是《春秋》首次出现没有秋、冬两季记录的情形。因为按照之前的经验,即使这年的秋天和冬天没有任何事情值得记载,至少也应该有“秋,七月”“冬,十月”两条记录才对,这才符合《榖梁传》说的“《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的说法。后两个季度记录的缺失,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确实无事可记,所以本来有“秋,七月”“冬,十月”的记录,但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二是夫子有意为之。有学者就认为本年之所以后半年无记录,就在于夏季周王室派使者来鲁国——前面说了,这意味着王室对鲁桓公身份的认可。但鲁桓公实际上是通过臣弑君、弟弑兄上位的,是大逆不道。王室的认可,意味着不分善恶。所以夫子在这条记录后面不再记录本年的其他事宜,以表示讥讽。但后者的说法,我觉得有点过度解读了,因为后面的鲁桓公七年也是如本年一样,只有春、夏两季的记录。可见这种情况不是有意为之的特例。
虽然《春秋》本年的记录只有上半年,但《左传》本年后半年还是有事情记录在案: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小之,即以之为小的意思,表示轻视。秋季,秦国入侵芮国,但打了败仗,之所以战败是因为秦国轻敌了。冬天,王室的军队和秦国联手围攻魏,抓了芮伯而返。
这是秦国第一次出现在《左传》里,因为后面秦国还要经常出现,所以此处简单梳理一下秦国的历史。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颛顼的后裔女脩吞玄鸟之卵而生秦国的始祖大业。大业生费,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费就是史书中记载的伯益。此后一直到商朝太戊时代,嬴姓后代多有功劳,遂为诸侯。到周朝时候,嬴姓后人造父为周穆王的御(注:类似今天的领导司机),因辅助周穆王平徐偃王叛乱有功被封于赵城,故后人姓赵氏。造父后人非子居犬丘,擅长养马,他的儿子成被周孝王封到秦地(注:大概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使复续嬴氏祀,是为秦嬴。
秦嬴传子秦侯,秦侯传子公伯,公伯传子秦仲,秦仲在周宣王时为大夫,被西戎所杀,传子秦庄公,秦庄公在周宣王的支持下破西戎,恢复了先祖土地。秦庄公传子秦襄公,秦襄公因辅佐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平王封诸侯,此时周王室连祖先的土地已经都被戎人占领了,于是周平王给秦襄公画了个大饼,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赐之以岐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平王跟秦襄公说,岐山以西的土地,现在被戎人占领了,只要你们秦人有实力夺回,就都赐给你了。从这时候开始,秦国才正式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诸侯。
秦襄公之后是其子秦文公,秦文公的太子早于秦文公而死,故秦文公之后即位的是其孙子,史称秦宁公。鲁桓公四年,对应是秦宁公八年。秦国此时依然不过是个小诸侯国。势力范围当时还主要在雍城,即今天的陕西凤翔区一带——那里是我的故乡。当时秦国还在努力跟戎人战斗,以图开疆拓土。但是秦国为何会去攻打芮国,《左传》没有交代,我猜也许是秦国想继续东扩,而刚好前一年芮国发生政变,于是想借机吞并芮国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边吧。
芮国在去年发生了王太后芮姜一手主导的政变,法理上的国君芮伯万被老娘赶走,此后是芮姜自己亲自执政还是另立了新君,《春秋》没有交代,但杜预在注解到这里的时候说了一句“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则芮姜赶走儿子之后另立了新君——不过那也不过是芮姜的傀儡罢了。芮国虽然是小国且刚发生变故,但秦国的轻敌却导致了秋天主动入侵的失败,可见芮姜还是有两下子的。
不知道是不是秦国觉得再去打芮国还是打不过芮姜,于是把气撒在了他的儿子芮伯万头上——我觉得这位芮伯万挺倒霉,先被老娘赶走,国君没做成;然后还得替老娘背锅,被老娘的敌人给抓起来。
但这次芮伯万被秦人抓走,其实并非坏事,若仅从利益角度而言,秦和芮伯万此时有着共同的敌人芮姜——毕竟,他是芮国法理上的国君,被芮姜以非法手段赶下来了,那么秦人完全可以利用芮伯万的身份做点文章以对付芮姜。如果能助力芮伯万复国,那么此后芮国必然成为秦国的小弟——不久之前郑庄公助力公子冯重登宋君之位就是成功案例。至于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否如此,我们拭目以待吧。总之,《左传》不会无缘无故记录这个的,这里有记录,后面必然有事件来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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