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五年（1）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六日丙寅

          耶稣2024年7月1日

[春秋]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夏，齐侯、郑伯如纪

天王使仍（任）叔之子来聘。

葬陈桓公。

城祝丘。

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

春季，《春秋》只有一条很奇怪的记录，“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鲁桓公五年春天，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国的国君陈桓公（名鲍）去世了。

陈桓公具体去世日期出现了两个不同说法，字面看是甲戌日死了一次，隔了十四天到了己丑日又死了一次，而且《春秋》分别郑重地记录下来——这显然与常识不符，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两次？

为何会出现如此诡异现象，《左传》春季的记录做了解释：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赴，是讣告，即陈国发给周王室及各国关于陈桓公去世的讣告。陈桓公的父亲是陈文公，公子佗也是陈文公的儿子。此处特意强调公子佗是“文公子”而未说“桓公同母弟”，则可以推测出他与陈桓公为同父异母之兄弟。之前公子佗曾劝谏陈桓公交好郑国。在鲁隐公七年他代表陈国前往郑国结盟时，《左传》已经说了，郑国人当时就预感到陈国会发生内乱——说明陈国当时矛盾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但被陈桓公死死压着硬撑了八年，但郑国人太厉害了，蛛丝马迹中能预判到问题迟早要爆发。于是，是“于是时也”的意思，即“在陈侯卒的时候”意。大子免，即陈桓公的太子，名免。

这段记录说，鲁桓公五年春天，正月，陈桓公去世了，鲁国先后收到两次讣告，两次说法不一，分别说陈桓公去世的日子是甲戌日和己丑日。此时陈国内部发生动乱，陈文公的儿子公子佗杀了陈桓公的太子免，取而代之做了国君。陈桓公重病发作，国都里的人都四散乱跑，于是陈国给周王室及各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

这下陈桓公去世日有两说的原因清楚了：因为陈国此时内乱，所以很多事情也是一团糟，以至于对于自己先君去世一事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而且两次讣告，对于陈桓公死亡日期说法确实不一致，故而鲁国也不知道到底陈桓公哪一天去世的，于是按照讣告的说法，把两次日期都记录下了，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条诡异的记录。

《公羊传》和《榖梁传》的关注点，自然也在这个诡异的两次去世日期上了。先看《公羊传》的说法：

曷为以二日？卒之怴（xù）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怴，是发狂的意思，说明陈桓公最终是死于精神病发作。亡，是走失找不见人了。得，即发现尸体。陈桓公是精神病发作而死，甲戌日人已经走失找不到了，己丑才找到尸体，因此（记录史实）的君子也心存疑虑（无法确定陈桓公到底哪一天去世的），所以把这两个日期都记录了下来。

再看《榖梁传》的说法：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即如果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按照确认的记载下来，如果有疑问，就按照有疑问的记录下来。陈桓公鲍去世了，《春秋》为何记录了两个去世的日期？因为《春秋》记录事情的原则就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桓公甲戌这一天已经走失了，己丑这天才发现尸体，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天死的，因此《春秋》把这两天都记录了下来。

结合三传的解读，也可以推测出，甲戌、己丑这两个日期也未必就是陈桓公去世的准确日子，还有可能是这两天之间的任意一天。

但仔细想想，这件事的诡异之处不止这点。陈桓公此前的所作所为，不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否则不会得宠于周王，郑庄公也不至于愿意与之结亲家。结合《左传》说法来看，我猜此前公子佗已有不臣之心，让陈桓公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究竟是先有公子佗杀掉陈桓公太子欲图取而代之，还是先有陈桓公不知所踪后公子佗借机作乱，似乎都有可能。按照《左传》叙事的顺序看，应该是先有公子佗杀掉陈桓公的太子，才有陈桓公精神错乱不知所踪——那么陈桓公就应该是被逼疯的——甚至于我猜测，陈桓公根本没有疯而是“被疯”了。甲戌日的不知所踪，很可能此时已经被公子佗一派人马给杀掉了，并且藏尸（估计是谁也不想赤裸裸弑君）——这点从陈国迫不及待发出第一份讣告就能感受到。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己丑日陈桓公尸体被爆出来，这时候可以确定人已经死了，但是不能不给国人一个交代，于是只好发出第二份讣告。同时对于此前陈桓公活不见人一事做出解释：因为人已经疯了，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如果是陈桓公确实先精神错乱导致走失，那就是陈国数日无君朝政混乱，本来应该是陈桓公的太子接替执掌朝政，但公子佗借机发乱，杀了太子接掌朝政，等陈桓公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公子佗已经登上大位了——我估计即使此时陈桓公活着，公子佗也不可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了。所以，无论如何，己丑日都会是陈桓公死亡的最后期限。

但不管是陈桓公走失在先，还是公子佗发动政变在先，无论如何陈桓公作为堂堂一国之君，即使疯了，你要说他自己会神秘消失，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这件事我的看法就是，绝对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陈桓公疯了走失被发现时已经莫名死亡”这么简单——我宁愿相信陈桓公其实是死于一场弑君政变的谋杀。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史记·陈杞世家》对于陈桓公的死，基本与《左传》此处一致，不过《史记·陈杞世家》有一个问题，认为陈佗（即公子佗）和五父是两个人，并且认为陈佗是陈厉公，陈厉公之后是陈利公——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陈佗就是公子佗，也就是五父，《史记·陈杞世家》里的陈厉公和陈利公就是同一个人陈厉公。

夏季，《春秋》记录的事情相对较多。第一件，是“夏，齐侯、郑伯如纪。”齐僖公和郑庄公去纪国了。

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两个大国国君去一个小国干嘛呢？按我们今天的思路，应该就是类似于国事访问吧。《榖梁传》就没有关注，《公羊传》也只是解释了一句：

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

他国君主之间的会面，正常情况下《春秋》是不记录的，但为何此处记录了？因为“离不言会”——“离不言会”这个之前在鲁桓公二年《公羊传》解读“蔡侯、郑伯会于邓”的时候看到过。所以如果按照《公羊传》这个理论，那就是说，这件事之所以被《春秋》记录就是因为三个国家参与了，比较特殊。

但是，对比一下“蔡侯、郑伯会于邓”的记录，会发现还是有差异。如果参考那条记录，则这条记录应该是“齐侯、郑伯会于纪”才对。相应的，《公羊传》此处的解读里，也应该有一句“盖纪与会尔”。所以这里就有两个疑问：《春秋》为何写作“齐侯、郑伯如纪”，而不是“齐侯、郑伯会于纪”？《公羊传》在这里既然说了“离不言会”，为何没有再说“盖纪与会尔”？这个疑问暂且记住，等会看《左传》就能找到答案。

《春秋》夏季记录的第二件事，是周王室派使者来鲁国。不过《公羊传》和《左传》引述这条记录的时候是“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榖梁传》则是“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一般代表王室来诸侯这里聘问的，应该都是大夫。这里特意提到他爹，根据经验，这表明他爹此时应该健在且是王室的正式大夫。但强调他是“子”的身份，则大概率他这次来鲁国，身份有点尴尬。果然，《公羊传》对这条解释了一下：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

仍叔之子是天子的大夫，但为何《春秋》特意称他为“仍叔之子”？是表示讥讽。讥讽他父亲年纪大了，他代替他父亲来出使鲁国——这又是拿国家爵位私相授受。

《榖梁传》也持同样的观点：

“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

《春秋》在这里之所以强调“任叔之子”，是记载父亲而派儿子来出使，因此故意强调父子关系，对比之下就显得弱化了君臣关系（注：意思说以子代行父职，则君臣大义里，国家爵位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就明显被弱化了），以此来说明这样的做法是不正当的。《春秋》这里的文辞，就是表示父亲尚在，但儿子却代为行使父亲的政治职责。

《春秋》夏季记录的第三件事，是“葬陈桓公。”关于这件事，三传都没关注。只是陈桓公堂堂一国之君，死得莫名其妙，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感慨。

《春秋》夏季记录的第四件事，是“城祝丘。”祝丘，在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故县村，直到现在当地还有祝丘城遗址。关于这件事，三传也都没有解读。但是参考此前相同事项的解读，对于《春秋》这条记录我们显然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夫子认为这件事重大所以记录下来，另一种，是夫子认为夏季修城，是“不时也”，故而记录下来以示讽刺。

再来看《左传》夏季的记录：

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xū）葛，命二拒曰：“旝（kuài）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仍叔之子，弱也。

第一段记录解释齐僖公郑庄公去纪国的原因。原来，齐僖公、郑庄公这次去纪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两位大块头是想来吞掉纪国这个小个子。而且估计这两位对吞并纪国这个想法没怎么刻意隐瞒，表现的甚至都有点赤裸裸了，以至于纪国人都明确感知到了。感知到了，纪国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采取了自救措施，所以杜预注解了一下“纪人惧而来告，故书”——纪国人害怕了，于是派人来告知了鲁国，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春秋》才记录了下来这件事。

所以，前面提到的《春秋》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文辞以及《公羊传》关于这条记录解读的两个疑问都就有答案了：因为这次在纪国的会面，纪国人跟齐、郑的态度是对立的，所以对于会面一事，以不记录纪国的参与来暗示纪国对此次会谈事项的抵触，因此《春秋》就没有写作“齐侯、郑伯会于纪。”而《公羊传》在解读的时候虽有“离不言会”一说，但不可能再有“盖纪与会尔”的说法了。

但是要说纪国完全没参与这次会面，可能性非常小，毕竟在自己地面上；更大的可能是参与了会面，但对会谈的事项持坚决反对态度，所以书面记录里不说纪国参与会面，以此表示纪国缺席。

齐僖公和郑庄公为何想吞并纪国？大概率是齐国想吞并纪国，因为郑国离纪国很远，吞并了也是飞地，没什么实际意义。齐国则是紧挨着纪国，一旦吞并纪国，则齐国的势力再向东方延伸，一直可以延伸到今天的莱州湾。

郑国为何愿意出面参与此事？我猜因为此前齐国一直在给郑国站台，这时候郑国也该表示表示了，所以郑庄公陪齐僖公走一趟，给齐国站个台，两个大佬亲自出面，估计直接言语威胁了一下，想着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纪国为何向鲁国求救？可能因为此前鲁国和纪国联姻，双方之间姻亲关系的存在，使得鲁国和纪国之间必然有联盟关系存在。因此鲁国在纪国遇到危难的时候有救助的义务。加之鲁国此时跟齐、郑关系都还不错，也说得上话，这时候鲁国出面，齐、郑两国多少也得顾及一下鲁国的面子。所以纪国此时自然就向鲁国知会一下。从《春秋》齐侯、郑伯如纪后《春秋》暂时没有再多说纪国遇到困难看，应该是这次危机被化解了。

第二至第四段，是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史称周郑繻葛之战。不过按照《春秋》经的记载，这件事发生在秋天。但《左传》插在这里，就放在这里来讲。

第二段讲述这次周王室与郑国公开翻脸的大背景。郑庄公与王室交恶由来已久，但此前双方尚未完全撕破脸。鲁隐公八年夏季，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导致郑庄公在王室的权势被削弱。但当年八月郑庄公以齐人朝王——这也是他与周桓王有记录的最近一次见面记录，距离此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左传》在此处说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说明自那之后，郑庄公就再也没有去朝见过周桓王，貌似双方维持着一种互相无视的平衡状态。

但是，在鲁桓公五年——这一年是周桓王十三年、郑庄公三十七年——秋天，周桓王终于向郑庄公发难了，亲自率军出征讨伐郑庄公。而郑庄公也并未束手就擒，亲帅郑国军队公开对抗周天子——诸侯与周天子兵戎相见，臣子公开对抗周王，意味着其内心深处已经彻底不承认周天子高高在上的地位了，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双方陈兵对峙的时候，周桓王已经彻底无路可退了，无论如何，这场仗必须打赢，否则此后无法驾驭诸侯。对于郑庄公而言，这场仗也是无路可退了，无论如何不能输。输了，郑国灭国，而他，必然没有好下场，被周天子烹了也是正常。但能不能赢？似乎也不能赢得太明显。因为如果大败周天子，则彻底把王室拉下了马，那些实力强劲且早有不臣之心的各国诸侯都会立刻行动起来吞并弱小国家，而郑国此时的实力和地理位置，尚不具备能统一天下的基础。因此这场战争对郑国而言，其实也很尴尬，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能握手言和。

周桓王这边来势汹汹，由周桓王御驾亲征担任最高统帅坐镇中军，虢公林父为右军将领，指挥蔡国和卫国联军。周公黑肩为左路将领，指挥陈国的军队。蔡国和卫国，此前一直跟郑国不对付，估计此时周桓王能拉拢过来对付郑庄公的，也只剩下这两家了。虢公林父的资料史书中并不多，他跟虢公忌父什么关系也无从知晓。按照此前对虢国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理论上应该有存在两位虢公的可能，即南虢国君和北虢国君。所以虢公林父要么是与虢公忌父并列的另一个虢国的国君，要么是虢公忌父的兄弟或者子嗣——我自己的感觉，大概率此时虢公忌父已经不在，虢公林父应该是他的继承人。但奇怪的是，此前郑庄公曾经多次帅虢师出征（注：如鲁隐公元年“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鲁隐公十一年“郑伯以虢师伐宋”），曲沃代翼的过程中，王室也曾多次命虢公帅师出战，说明虢公背后是有自己的国家军队的，而且虢国跟郑庄公的关系似乎很好。但为何这次战争中，居然不见虢国的军队，交给虢公林父指挥的不是自己的直系军队而是蔡、卫联军？这个疑点，《左传》没有交代，我也没看到相关的资料，唯一的解释是，虢公似乎不愿意跟郑庄公彻底翻脸，但迫于周天子的命令，不得不出战，于是故意不带领自己的军队，免得伤了自己的元气。

第三段记录讲述繻葛之战的经过。繻葛，在今天的河南长葛市北。

面对周桓王的御驾亲征，郑国也摆出迎战的阵势，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郑庄公这边人心很齐，并不觉得跟王室对阵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子元就主动请战——子元在鲁隐公五年郑国攻打卫国时，是打败南燕军队的两位公子之一，当时与他搭档的另一位公子是曼伯。那场战争中出现的公子子元、公子曼伯、祭仲、原繁也均参与了繻葛之战。高渠弥，是郑国的大夫。

子元给出的建议是郑左军列阵迎战蔡国和卫国军队，右军列阵迎战陈国军队，并且认为对方的弱点在陈国这边，理由很充分：“陈国此时正经历了内乱（注：即陈桓公之死、公子佗之乱），民心不稳士兵没有斗志，如果先攻打陈国军队，对方必然奔逃。这时候周王的中军若去接应，阵势就乱了，阵势一乱，蔡国和卫国的军队也就无法互相支持（注：枝，支持的意思），必然也就四散奔逃。再集中兵力攻打周王所在的中军，一定可以成功。”郑庄公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以公子曼伯为右军主将，祭仲足做左军主将，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护卫郑庄公，摆出了鱼丽之阵（注：陈，阵的意思），先摆出二十五辆战车做先锋，每辆战车配置五名步兵以弥补先锋车队和后军之间的空隙（注：杜预注释此处时，解释说“《司马法》：车战以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发”）。双方在繻葛展开决战。

战争开始之前，郑庄公就对左、右两军的将领说：“我的战旗（注：旝，战场上指挥的旗子）一旦挥动，你们就击鼓进攻。”进攻一开始，蔡、卫、陈的军队就开始奔逃，周桓王率领的中军也乱了阵脚，郑国军队合力攻击周桓王的中军，中军大乱。祝聃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但周桓王还是硬撑着指挥军队退却。祝聃向郑庄公请命追击，郑庄公说：“君子不会欺人太甚，又怎么敢欺凌天子呢！我们今天这样做，也是被迫自救而已，只要保住郑国的江山社稷，已经很满足了。”

第四段记录，再次展现了郑庄公高超的政治手腕。当，郑庄公派祭足去看望周桓王，并且问候周桓王的左右随从。

就战争的结局看，显然是周桓王一方败了，但郑庄公却主动示好派祭足去看望周桓王及左右。而祭仲显然不会空手去，肯定还是带着礼物的，也意味着郑庄公表面上向周桓王认错，承认自己依然是周王室的臣子——但实际对王室而言，此时郑国来使是软中带硬。恰如前面分析的一样，如何能让双方不至于无法收场，才是最好的结局，郑庄公派祭仲看望周桓王，就是给周桓王一个台阶，甚至我们相信，祭仲就是带着讲和退兵的任务去的。而此时周桓王应该也已经意识到再打下去恐怕自己的这个天子之位也未必保得住了。所以，就退兵了。

但繻葛之战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东周王室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战对周王室而言侮辱性极强——尤其是祝聸射中周桓王臂的那一箭。这一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周王室本就岌岌可危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一落千丈，此后各国诸侯竞相争霸，王室的影响力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而这一战的结果，对郑庄公来说，也不是好事。因为这标志着王室和郑国彻底翻脸——即使如郑庄公自己说的是被迫自救——从道义上，让郑国成为了所有诸侯国的共同敌人。

第五段，交代仍叔之子来聘一事。弱，即弱冠意。《春秋》之所以强调“仍叔之子”（而没有写这人的名字），是因为来的这个人年纪很小。

虽然没有明确说贬斥，但多少还是有点认为王室的做法欠妥。毕竟，中国人讲究老成持重，尤其代表王室出访诸侯国这种严肃的政治行为，派个小孩子来，多少有点对鲁国不尊重的感觉。

鲁桓公即位之后，迄今以天王使者身份（注：即《春秋》明确记录为“天王使某某来”）来鲁国的有两位使者，上一次是宰渠伯纠，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位是下大夫，不过虽然是下大夫，但好歹也是正牌的大夫；这一次是仍叔之子，连正牌大夫的身份都不具备。对比一下鲁隐公时代，来的使者可都是宰咺、凡伯、南季这种正牌大夫，使者身份明显降低了一个档次。似乎暗示王室对鲁国也有不满。也是，一来鲁桓公得位不正，二来即位五年了，也没看到他去朝见天子的记录，既然鲁桓公不把周桓王当天子，周桓王也就要给鲁桓公点脸色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