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七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三十日庚午

          耶稣2024年7月5日

[春秋]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

春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杜预注释说“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即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一带。

《春秋》能记载这件事，说明这场火应该比较大，或者说造成的后果应该比较严重。所以关注点无外乎两处：为何会发生这起大火？这次大火造成了什么后果？

关于这场火，《左传》没有记载，杜预注释到此提出一个观点说：“焚，火田也。咸丘，鲁地。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讥尽物，故书。”他认为所谓的焚，就是打猎的一种方式（注：田，即畋），即放火把地面的植物全部烧掉，从而获取猎物。鲁桓公在咸丘这个地方搞了一次打猎行动。《春秋》之所以记录此事，是因为这种方式太残忍，把动物植物都烧光了，所以记录下来表示讥讽。

但《公羊传》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焚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柴火烧。用柴火烧什么？就是用火攻的方式攻城。为何记录？因为憎恶开了火攻这个头。咸丘是哪？是邾娄国的城邑。为何此处不说明是跟邾娄有关？是把这个地方当做国家来对待的。为何把这个城邑当做国家？因为他们的国君当时还在那里。

按《公羊传》说法，鲁桓公二年的春天，是伴随着一场惨烈的火攻开场。鲁国和邾娄发生了战争，鲁国攻打邾娄的咸丘，并且用了火攻。结果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也能想到了。一场小小的火灾，对人和物造成的损失都可以说惨烈，何况这种战场上大规模的火攻。

《榖梁传》持同样观点：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春秋》为何在这里不说是邾国的咸丘？是因为憎恶用了火攻这样的手段。

关于这条记录，我更愿意采信《公羊传》和《榖梁传》的说法。毕竟，这两派的开派祖师离那个时代更近，而且如果真是春季打猎，用个“春蒐”之类的词就可以了，所以杜预的说法，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左传》之所以对此事避而不谈，有人考证说左丘明自己就是邾国的人，可能跟这个出身背景有关，不愿意过多谈论这场邾国历史上的惨剧。

咸丘之火为何会发生，邾国和鲁国到底是有什么矛盾导致鲁桓公让军队采取了这样极端暴虐的手段，史书没有交代。有人考证说咸丘本来就是一个小国咸国，是鲁国的附庸，后来被邾所灭才改名咸丘，所以鲁桓公一怒之下火焚咸丘来消灭当时在咸丘的邾国部队。对于这个猜测，我持怀疑态度，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史书未见相关记载，缺乏充足的证据；另一方面，《公羊传》和《榖梁传》都认为咸丘是邾国的城邑，即法理上鲁国承认咸丘的归属是邾国。如果鲁桓公是因为咸丘属于邾国而兴兵，则又与这个说法矛盾。如果真的鲁国不认可咸丘归属于邾，且咸丘是被邾国占领后才改名的，那《春秋》在这就不应该称其为“咸丘”而应该称其为“咸”才对。

总之，这件事的背景已经不可考了。如果真如《榖梁传》和《公羊传》所说，则这是《春秋》记录的第一次火攻。

夏季，《春秋》记录了两位诸侯来朝见鲁桓公，“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一位是谷国的国君绥，一位是邓国的国君吾离。从《春秋》分别记载两位国君来且两条记录的排序来看，应该是两人先后来朝鲁桓公的，且谷伯绥先来，邓侯吾离后到——否则按照等级就应该是邓侯排在谷伯前面。

谷国，据说是赢姓，大概在今天湖北襄阳市谷城县一带。邓国，在鲁桓公二年七月“蔡侯、郑伯会于邓”介绍过，也在湖北襄阳一带，当时《左传》在解释蔡、郑两国邓之会的时候说是“始惧楚也”。谷伯和邓侯，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国家都在楚国的眼皮子底下，那么这次来鲁国，是不是跟楚国有关呢？这是我看到这条记录的第一个疑问。

《春秋》这条记录带给我的第二个疑问是，正常情况下，诸侯来朝，记录的时候不应该称名。《礼记·曲礼下》有这样的说法：

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天子不言出”，我理解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去哪理论上都没有“出”他的势力范围。天子出奔他国史书不能记载为“出”，诸侯活着的时候，书里不能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君子不会去亲近有罪恶的人。诸侯失去了土地，则史书会记录他的名字，灭掉了同姓的国家，史书也会记录下他的名字。

所以，正常情况下，《春秋》此处的记录应该是这样的：

夏，谷伯来朝。邓侯来朝。

那么此处为何称名？

《公羊传》给出一个解释：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

为何此处对两位国君都称名了呢？因为这两位都失去国家了。那为何还以诸侯的身份称呼他们？因为他们本来是身份尊贵的人，如今虽然没有后人（能继承诸侯之位了），鲁国尊重他们，依然以诸侯之礼对待他们。

《榖梁传》的说法也基本如此：

其名何也？失国也。失国，则其以朝言之何也？尝以诸侯与之接矣，虽失国，弗损吾异日也。

也是认为这两位诸侯如今失国了。虽然失国了，但曾经以诸侯的身份和我们鲁国有过交往，所以即使此时已经失国，我们也不能以低于过去的礼节来接待他们。

这两位国君此时在世而名，按照《公羊传》和《榖梁传》的说法，恰好符合“诸侯失地，名。”类似的还有此前鲁桓公三年芮伯万奔魏的记录里，《左传》对芮伯的称呼是“芮伯万”，当时芮伯也是失地之君。

再来《左传》相关事宜的记录：

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左传》的这条记录跟《春秋》出现一些差异。按《春秋》记载，谷伯、邓侯来朝是在夏天，但《左传》则写在了春天。对于这个矛盾，杜预认为是：“以春来，夏乃行朝礼，故《经》书夏。”即谷伯、邓侯是春天就来到了鲁国，一直到夏天的时候才正式朝见鲁桓公的，所以《春秋》记录在夏天。但是，我觉得大概率还是《春秋》用了周历而《左传》用的不是周历，所以出现了春、夏两说。

《左传》也认为《春秋》在这里称呼了两位诸侯的名字，意味着鲁国瞧不起这两个国家，但为何瞧不起，没有解释。杜预则解释道：“辟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认为这两个国家处偏僻之地且国力不强，因此就有点鄙视他们。而且这两位国君在朝见鲁桓公的时候，礼数上也有不周到之处，所以《春秋》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以表示讥讽）。

但是，前面提到我的那个疑问还是没有解决，即这两位来朝鲁桓公，是不是跟楚国有关？

如果《公羊传》和《榖梁传》的说法正确，这两位都是失国之君，那这个问题我就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的回答“是”。这两位失国，那吞并他们的是哪个国家？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就在楚国眼皮子底下，而这时候的楚武王正大肆吞并周边小国，鲁桓公六年春天，季梁谏追楚师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所以，综合起来看，把这两位逼成亡国之君以至于沦落到鲁国的，大概率就是楚国。

但按史书后面的记载，邓国此时还存在，灭国则是在此后若干年，例如至少鲁桓公九年，邓楚还有战争的记录——所以《公羊传》和《榖梁传》认为邓侯吾离是失地之君有待商榷。除非邓侯吾离来访的时候，邓国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小国，且楚国扶植了一个不被鲁国认可的傀儡政府。

《春秋》在讲完春、夏两季之后就宣告本年结束。但《左传》还记录了一些事：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jiá）。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盟和向，在鲁隐公十一年，《左传》记载周郑易地事件中出现过，被王室作为代价交换到了郑国。郏，杜预注释说是“王城”，说明是王室核心管理区域，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在今天的河南洛阳附近。

第一段意思说，夏季，盟和向主动与郑国交好，但很快又背叛了郑国。秋季，郑国、齐国、卫国联军讨伐盟和向，王室把盟和向两地的人迁到了郏。

第一段记录，引出两个疑问，第一点是盟和向求成于郑但随后又背叛郑，那么他们倒向的是谁？史书没有记载，虽然当初周郑易地的时候君子说王室给郑国的地是“己弗能有”，但从相关记录看，名义上这些土地还是归王室的，只是可能事实上相对独立或者依附于某个诸侯国罢了，结合后面“王迁盟、向之民于郏”看，我猜二邑这次不配合交接事件，背后的支撑还是王室。二邑能主动求成于郑，说明一开始被王室划给郑国之后，交接就不是很顺利，很可能这两个城邑的人不甘心被郑国统治管理，与郑国产生了矛盾，导致危机产生，但迫于郑国此时武力强盛，压力之下主动向郑国服软。第二个疑问是，卫人此前跟郑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此次为何联手？结合后面的事情看，此次出兵，大概率是以周王室的名义下令给诸侯的——毕竟盟和向是王室拨给郑的土地，交接不顺利王室脸上也不好看。甚至我猜测这次出兵的幕后推手是郑庄公，毕竟出兵是为了维护郑国的实际利益，至于卫国为何参与，也许是周桓王怕郑庄公有别的打算，安排卫国这一亲王室的势力参与进来以防不测，也许是郑庄公想借机消耗卫国的军事实力。具体是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王迁盟、向之民于郏”，说明联军取得了胜利，但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地方的人口被周王室接管迁走了。

第二段记录，依然是曲沃代翼中。曲沃伯，即曲沃武公。小子侯，是晋国此时的国君、晋哀侯之子。冬季，曲沃武公诱杀了晋国中央政权的法理上最高首领——又是一起残忍的弑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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