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两周学术生态变迁中的《书》学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7-15 21: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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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学术生态变迁中的《书》学

作者: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十日庚辰

          耶稣2024年7月15日

 

作为《书》类文献权舆之《坟》《典》类文献,其存亡情况,章学诚云:“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文史通义·书教上》)章学诚认为早期之《书》篇“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也即“《书》无定体”,因用而设体。其书写目的止于“达微隐、通形名”而已。孔子“叙而述之”,取其能疏通今古者,用以宣布教化。章学诚简单勾勒出了早期《书》篇书写同孔门《书》篇书写目的上的差异,而详细情况则更为复杂。

 

西周末年之《书》学形态

 

《国语·郑语》记载了周太史伯为郑国始封之君桓公友论周末兴衰继替之事。史伯,《史记·周本纪》作“太史伯阳”,他在论及周室已近衰败时,言“《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纵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桓公为司徒当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史伯引《泰誓》以言周之必败,为传世文献所记最早用《书》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桓公同史伯的对话发生在西周末年礼乐逐渐崩坏之时,但是《书》篇仍被作为议政谈理之重要凭依。宗周史官伯阳掌管着《书》篇,且深谙《书》学。据同篇所载,史伯的论说中不仅引用《泰誓》,还引用《训语》,又有以“臣闻之”的形式呈现出的近乎《书》类文献之内容。《训语》讨论夏衰褒人之化,韦昭注言其为《周书》。至于“臣闻之”同《书》类文献之关系,《周语下》载单襄公云:“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袭也。”《晋语六》载范文子之言:“君幼弱,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晋且以劝楚乎,君与二三臣其戒之!”所言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近于《大雅·文王》之“天命靡常”及梅本《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此则“臣闻之”所言或亦属《书》类文献,其思想同于早期官学之《书》教者。《泰誓》《训语》、“臣闻之”三类知识并驾齐驱,一方面提醒我们早期《书》篇更多是一种功用性书写,其权威性尚未如后世那样树立起来;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书》篇群体已经类化,或已经独立成编。

 

春秋《书》学

 

全面考察《国语》和《左传》中引《书》、用《书》的将近百条记载,能够发现《书》篇之被引用贯穿整个春秋时期。从最早之史伯用《泰誓》,到最晚之智伯国谏智襄子。《晋语》载智襄子于宴上戏辱韩康子和段规,智伯国谏之,引《夏书》和《周书》为说。就引《书》、用《书》所涉及之国别来看,以周王室、晋国、鲁国为多,而就其使用者而言,以大夫、国君和周王为最多。如此,春秋时期引《书》、用《书》者以晋国、鲁国、周王室之国君、大夫为最多。晋国为唐叔虞之后,本就同周王室亲近,外加晋文侯又是护卫平王东迁之主力,其在春秋时的地位不言而喻。鲁国为周公之后,其同周王室之关系自不待言。所以,春秋时期《书》学之分布还是集中在周王室的核心范围内。在此意义上,春秋《书》学依然同宗周时候之《书》学保持着密切关系,可以看作西周王室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宗周《书》学的目的自然是服务于周王室,但随着礼乐征伐不复自天子出,周王室的影响逐渐减弱,《书》学之形态必然发生变化。

 

战国《书》学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用《书》,多信从无疑,到了战国,出现了弃《书》和疑《书》的言论。《商君书·农战》言:“《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又《去强》《算地》《君臣》等篇,皆有弃《书》论述。《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商鞅崇尚法家之术,故其攻讦《诗》《书》。孟子尊仁求义,所以难以认同《武成》篇之记述。这些言论反映出法家与儒家对《书》学篇的信任度较早期贵族有所下降,法家摒弃《书》学,而儒家自有新学。弃《书》、疑《书》所反映出的是战国学术之变革,《书》学已经不同于春秋及先前。孔子而后,战国诸子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开启了《书》学的新局面。

 

《论语·为政》载孔子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宪问》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由孔子教授弟子及弟子提问皆引《书》可知孔子之时,孔门当已有《书》,此书同宗周旧《书》学或有关联,但却经过孔子编整。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典籍之用《书》情况,相较于《墨子》之用《书》,能够发现所引内容差别很大。这些不同显示出诸子对待宗周《书》学态度上的分歧,而正是这些分歧导致各个学派编整出用以授受之《书》彼此互异。《墨子》引书多言《夏书》《商书》,少引《周书》,不引《虞书》,篇前多缀“先王之书”;其称《书》时,多指儒家之《书》,且持摒弃态度,如《公孟》篇批评儒家《诗》《书》之言。陈梦家谓:“《尚书》的名称,代有变异,其初泛称《书》,其次有篇名,其次分夏、商、周书,其次称《夏书》为‘尚书’,其次总称夏、商、周书为《尚书》。”(《尚书通论》)结合前述,就引《书》而言,最早所见为直接引篇名。就儒墨两家用《书》情况来看,战国之时,《书》或更多指儒家之本,《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基本上统称《书》;而墨家则多言《夏书》《商书》或称引篇名,所引篇名亦大不同于孔门之《书》篇。另有一点,墨家引《书》虽不同于孔门,但对《书》篇基本上持信从态度。这点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墨家《书》篇之来源或本就具有一定权威性,其整体面貌较儒家之《书》或更近宗周《书》学旧貌。但是,就引《书》之功用而言,儒家用《书》则更多保留了春秋贵族用《书》议政之传统,而墨家引《书》则多在谈理。要之,对于宗周之《书》而言,墨家之《书》在“体”的层面有更多留存,而儒家之《书》在“用”的层面有更多继承。

 

早期《书》篇之书写编整背后是学术生态之转迁,蒙文通言:“《左(传)》《国(语)》所述,名理实繁,此哲学之初寄乎史;家语作,哲学又离史学而独尊。此周代学术转变之阶段也。《左》《国》所采者广,上接乎《书》,下接乎子。”以蒙先生所论审视《书》学变迁的轨迹,若合符节。

 

无论是西周、春秋的贵族引《书》论政,还是战国诸子之用《书》明理,都显示出《书》类文献及其背后之《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砥柱地位。正是华夏先民的智慧与思想,赋予了《诗》《书》类典籍永久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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