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大学》《中庸》的经典化及其现代意义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7-15 2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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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的经典化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十日庚辰

          耶稣2024年7月15日

 

《大学》《中庸》原是先秦儒家的两篇文章,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撰,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大学》主要讨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中庸》主要讨论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西汉时期,二篇被编入《礼记》,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郑玄有注。六朝隋唐时期,二篇随“三礼”之学而广为流传,其中《中庸》尤显著。到了宋代,在程颢、程颐、朱熹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二篇从《礼记》中逐步独立,与《论语》《孟子》一起编为“四书”,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

 

《大学》《中庸》的经典化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世袭贵族统治旧体系开始瓦解,士阶层开始崛起,新的君臣关系也开始确立。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大学》《中庸》无疑代表了两个时代。春秋之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当此之时,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倡导仁义和担当精神。《大学》属于旧的时代,面对王道浸坏、教化不行的现实,提出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让人们遵守旧的社会规则。如其首章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天子“修身”,当然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从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帝制时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从来没有实现过,朱熹就曾经这样感慨过:“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

 

战国是一个诡谲尚诈的时代,辩士纵横、游说驰骋。面对谲诈流行、情伪万方的社会现实,儒家学派内部也起了变化。一部分人继续举着仁义道德的旗帜,但不免流于虚文,甚至是虚伪;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慎其独”“诚其意”,在经与权、道德原则与现实生存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人生哲学,“庸”有平常、恒常、日用三义。因其微妙难知,不易达到,故颇为后世儒生推崇,为自古圣贤一脉相传,为孔门心法。

 

《大学》《中庸》从《礼记》独立而为经典,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与《大学》相较,《中庸》似更早为世人所熟知,《汉志》已有“《中庸说》二篇”,且有不少引用《中庸》的文字。如武帝时公孙弘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段话显然来自《中庸》“哀公问政”。《盐铁论·徭役》贤良文学也曾引《中庸》为说。到了南朝,刘宋戴颙撰《礼记中庸传》,梁武帝萧衍撰《中庸讲疏》,可以说《中庸》的经典化至此已完成。

 

《礼记》本《大学》自汉以来传承不绝,“唐以前无别行之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唐孔颖达在郑玄注的基础上为《礼记·中庸》作疏,然尚未独立表彰《大学》之价值。中唐韩愈、李翱等将《大学》《中庸》视为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到了宋代,《大学》日益受到朝廷和学者们的重视,成为“经筵”讲学之内容。学者开始阐发其义理,如司马光就有《大学广义》《中庸广义》等著作。更有学者重新阐释《大学》的义理以建构儒家的道统,此以理学家程颐、朱熹为代表。程颐认为《大学》传承了孔门心法,作《大学定本》一卷。(《河南程氏经说》)朱熹对《大学》也十分推重,并对《礼记》本《大学》的章节内容、次序等予以重新编定,其《大学章句》云:“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可以说,《大学》的经典化至两宋始完成。

 

朱熹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一起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刊刻问世。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间恢复科举,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奠定了元代以后《大学》《中庸》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四书”地位甚至在《五经》之上——相对于汉唐时期的“五经时代”,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四书时代”。

 

《大学》《中庸》的独特价值

 

步入近现代,蹒跚前行的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内忧外患中思索着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对传统经典作出了富有个人色彩和时代气息的解读,如严复以“自由”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的“明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经学时代结束了,《大学》《中庸》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以比较文明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典,《大学》《中庸》在洗涤心灵、安顿生命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大学之道的核心是教化,教化自己,教化别人,引人向善。个人修养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教化是讲方法和分阶段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诸句所言颇类似佛家所说的“戒、定、慧”,知止即是戒,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得到智慧(正见、正思维)。《大学》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得的思想,对于喧嚣浮躁的现代文明无疑是一剂良药。中庸之教的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慈济众生,强调时中、用中,存中观、行中道而不偏颇、不诡激。在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待人接物、立身处世如何掌握原则、把握分寸,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今天的我们阅读《大学》《中庸》还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不能单讲道德,不讲规则。早期儒家讲道德有两个缺点:一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二是容易有功利心。儒家关心的个人修养,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重视个人道德层次的提高。这种道德修养如果限制于精神修炼和个人提升,当然是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的,但一旦被人利用,就可能会背离其初衷,甚至走向反面。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是好的,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但如果只讲道德,只是劝善,不讲法律和规则,没有监督和制约,就会成为统治者约束他人、戕害他人的统治工具,甚至“率天下以伪”,最终走向道德的反面。

 

第二,不能无视利益和欲望。《大学》的“明明德”,理学家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解之,这是以理学解《大学》。其实,如果我们将“明德”理解为正法(天理),可以参照古代印度的思想,兼顾法(正法)、利(利益)、欲(欲望)三个方面。《左传·成公十六年》载申叔时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在追求道德理想(正法、天理)的同时,要兼顾利益,要正视欲望的存在。

 

第三,要有现代眼光和批判意识。近代思想家严复以崇尚个性和实现个人价值来阐释《大学》的“明德”,值得我们借鉴。严复云:“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异撰而各臻乎其极。”“明德”即“成己”,是实现个人价值;“新民”即“成物”,是实现社会理想。顺着严复的思路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大学》的“明德”理解为“自由”,从而对《大学》的“三纲领”作出新的解释:“明明德”是自己获得自由,“新民”是使人获得自由,“止于至善”是实现共同自由。对常人而言,“成圣成王”的理想太过遥远,而心灵的快乐和自由却可由自己把握,也更为真实。

 

如果说,大学之道在导人向善,中庸之教在使人心安,那么更高的一个层次是摆脱各种束缚和羁绊,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并使别人也获得这种自由。我想,这是我们阅读《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经典所应抱持的一点理想和希望。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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