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杰 著《发天意而正名号——公羊学语境中的董仲舒名论》出版暨序言

书名：《发天意而正名号——公羊学语境中的董仲舒名论》

作者：张靖杰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靖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上海市“超级博士后”（2022），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哲学系访问学者（2020），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理事。已在Religions、《哲学与文化》《孔子研究》《江海学刊》《哲学分析》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研究”负责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课题组成员。

【内容简介】

作为公羊先师、汉代大儒的董仲舒发明《春秋》经义，承先秦儒家之“正名”，提出“深察名号”的主张。本书立足对《春秋繁露》等董仲舒传世文献的比较对勘，考论《深察名号》篇之真伪与文本面貌。经由对《深察名号》篇的文本细读，探赜董仲舒顺天、应人以真物的名学理论，及其以正名为方法、以心性为内在基础、以教化为最终目的的文本脉络。《春秋》尤重名例，董仲舒所申述的“五号”与“五科”之说即可视作对《春秋》由“名”见“义”，以“名”寓褒贬的贯彻，董子辞更是研究《春秋》辞法不可略过的重镇。总之，“名”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贯通经学与义理两大畛域、沟通天道与人事之际、范围心性之内与教化之外，其名号学说更是先秦儒家“正名”观念向汉代及之后的“名教”思想演变的中间环节。

【目  录】

绪论

第一节 研究主题的选择第二节 研究综述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第一章 《深察名号》篇文本考释

第一节 辨真伪

第二节 征文献

第三节 明移篡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董仲舒名号学说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名号探原

第二节 孔子“正名”析论

第三节 名辩思潮的遗产

第四节 援名入儒——《荀子·正名》篇探析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顺天应人以真物：名号学说的经学与哲学阐释

第一节 “天”：建基于《春秋》的形上本体建构

第二节 “名”何以成为“天人之际

第三节 “名伦等物不失其理”：董仲舒的“物”哲学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名学视域下的心性与教化

第一节 “以心之名，得人之诚”——董仲舒“心”论解义

第二节 董仲舒人性论决疑——以孔子、孟子与荀子为参照

第三节 教为政本——董仲舒的“教化”观念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正名以名义”——董子《春秋》名例三题

第一节 董子《春秋》王义考

第二节 董子《春秋》君义考

第三节 董子《春秋》臣义考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名号学说视域下的董子辞

第一节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作为解经门径的《春秋》辞

第二节 董子《春秋》辞论：观念与方法

第三节 董子《春秋》辞法：常辞与变辞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

靖杰的书稿《“发天意”而“正名号”——公羊学语境中的董仲舒名论》即将出版了，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发天意”而“正名号”——董仲舒〈深察名号〉篇文献考辨与经学诠释》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21年9月，靖杰在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余治平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了这部博士论文。之后进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为白彤东教授的博士后，继续从事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余治平教授在董仲舒及秦汉哲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白彤东教授则是诸子学、政治哲学尤其法家研究方面的权威。靖杰既得名师的指导，自身又非常用功，在名学研究上作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他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近年以《汉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思及其价值研究》为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在已经入职上海大学哲学系，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将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后起之秀是可以展望的。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名学研究，尤其是“名”与政治思想关系的研究，曾以此为中心撰写了博士论文，[曹峰：《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名”の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后来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书。[曹峰：《中国古代“名”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可能是这个原因，余治平教授邀请我参加了靖杰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对于他的研究主题和近年成果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也非常期待在他这个领域做出更大成就，所以当靖杰请我给他的书稿撰写序言时，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名学研究，本来是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因为所谓名学，在二十世纪的学人看来，就是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的那些人关心的话题，他们虽然在诸子百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规模很小，讨论的事情也和经世致用没有太大的关系，后来就渐渐隐入历史尘烟，成为绝学。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才绝学复兴，因为名学之中有着类似西方逻辑学、知识论的东西。对于西学而言，逻辑学、知识论恰恰是他们的基础和命脉所在，所以清末民初打开国门的知识分子，认为既然要向西方学习，就要研究他们之所以强大的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思维背后最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论说方式。于是严复、王国维等人纷纷热衷于翻译西方的名学（逻辑学）著作，胡适在美国挑选《先秦名学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向西方学习逻辑学、知识论的同时，中国人早已有之的类似的东西也被发掘出来，以证明中国人在这方面并非空白。于是，沉寂两千多年的名家名学一时间成为热门的话题，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否认，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的名家名学中确实存在着类似西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极为珍贵，值得认真对待、深入探究。然而，事实上，名学在中国古代极为复杂，各家各派都热衷于讨论“名”，因此有着非常广泛的话题。孔子、荀子、《公孙龙子》《尹文子》讲“正名”，老子讲“无名”，黄老道家和法家讲“刑名”，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讲“名分”，儒家讲名声、名誉，董仲舒讲“名号”，秦汉魏晋讲“名教”。最为流行的正名论、刑名（形名）论、名实论几乎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的、今天所谓知识论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学，另外一套是流行于其他各家的、今天所谓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名学。同样，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塑造出来的“名家”，其实也由两批人组成，一批是二十世纪绝学复兴后大方光芒的名家，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另外一批是以《尹文子》《邓析子》为代表将名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名家，讲求形名参同、名实相副以及尊卑名分。此外从“名”的使用上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类，虽然都基于名称这个本义，但一部分走向“名”作为语言在使用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是孔子、荀子、公孙龙子、墨辩以及《吕氏春秋·正名》篇关注的问题，另一部分走向“名”作为一种身分（“身分”和现代通用的“身份”有所不同，含义更为宽泛，与一个人的政治、经济、道德定位有关）标志与法律制度对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这是《管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审分》篇关注的问题。[李巍也有一种二分法，他把作为名称的“名”归结为“指称性的名”，把尊卑名位及附属于其上的名声名号归结为“指导性的名”，参见李巍：《春秋大义与黄老思潮——〈春秋〉“以道名分”说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4期。]

总之，先秦秦汉之际“名”的思想，其内容之复杂、对当时社会所产生影响之巨大，都是无法否认的思想史现实，然而，受制于西学理论、框架、方法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写作，在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名学研究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顾思想史的实际情况，过分地强调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的名家名学，而有意忽视其他的材料，有意忽视其他材料所具有的政治学内涵，或者有意将其他相关材料也朝知识论、逻辑学的方向去解释。所以，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名学研究存在着严重偏差，恐怕并非夸大不实之词。

目前的名学研究显然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论域被大大拓宽，从仅具知识论、逻辑学价值的狭义名学转为包括政治学、伦理学价值的广义名学。这种转变，这一方面和世纪之交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强烈反思有关，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概念使用、材料选择、问题意识自身是否存在问题，这个过去不存在问题的地方，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催生出不少新的命题和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和近几十年不断涌现的新出土文献的刺激有关。过去，我们从事研究时，眼光和观念受制于传世文献，只能看到那些被历史反复淘汰、被后人层层诠释之后留下的东西，这些材料果然就能反映古人全面而真实的面貌吗？这是值得怀疑的。现在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等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得以直接和两千年前的古人握手。我之所以会从事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就是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阅读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时候，发现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不是“道”不是“法”，而是“名”，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试图从当时的名学研究论著中寻求答案，结果却是失望的，因为，《黄帝四经》里面关于“名”的论述，显然和以公孙龙子、惠施、墨辩为代表的名家名学没有直接关联，虽然大量使用“刑名”，却和《韩非子》笔下作为君主驭臣之术的“形名参同”之术也无法直接对应。《黄帝四经》里面的“名”，从宇宙生成的角度看，是道生万物之后的必然产物，是万物差异性、规定性之表征；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是高明的统治者用来“见知”天下大势、决定行动方案的认知工具；从管理世界的角度看，“名”（包括“刑名”“名刑”）就是一种规范和标准，其性质和“法”最为接近。毫无疑问，《黄帝四经》里面的“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学说，既然过去的名学研究无法为我提供有效的参考，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其作出全新的考察。以《黄帝四经》“名”思想研究为契机，我后来进而扩展到考察古代关于人名物名使用的禁忌，“名”与“法”的密切关系，道家“无名”和“有名”之间的张力，孔子“正名”学说的真实内涵，荀子政治学说中“正名”的重要地位，《管子》四篇与《韩非子》四篇对于“名”的认识和使用，《吕氏春秋》对流行于战国末年“名”思想的概括，《尹文子》对于战国时期“名”思想的集大成，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发现“名”的政治思想是个尚未开掘的富矿，里面可以探索的新材料、新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这种由新材料激发的名学研究新视角新观念，不仅可以扭转以往名学研究的偏差，拓宽名学研究的范围，也必将对思想史哲学史写作框架的转变、研究视野的调整发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影响波及的范围不仅止于哲学史、思想史，也波及到法学史。过去的法学史，毫无疑问会对“法”的问题作出大量的分析和讨论，但是与“法”的观念及其表达最为接近的“名”，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也曾有学者敏感到这一点，例如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提出名家和法家其实无别，“对照法家和名家，这两家几乎可以看作是一家，将名家和法家作名称上的区别，实在是件奇怪的事，司马谈对名家的解释恐有失当之处吧。”[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开（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版，第255页。中文为笔者所译。]说司马谈之名家定义失当，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只知道以公孙龙、惠施、墨辩为代表的、与西方逻辑学比较接近的“知识型名家”，而司马谈对“知识型名家”虽有所论及，但却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在司马谈的心目中，值得肯定的是另外一种名家，即其理论有益于“治”，可以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服务的“政论型名家”，这种名家在作用和功能上确实和法家有重合之处。[“知识型名家”“政论型名家”两种名家是笔者所分，参见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序言”及上编第三章“两种名家”。]

可喜的是，中国法史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湖南大学蒋海松先生出版了一部名为《“法”与“名”》的书籍，[蒋海松：《“法”与“名”》，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年。]标志着法律史学界开始认真地、全面地审视这个问题。在给此书所撰写的《序》中，中国法史学界的权威俞荣根教授遗憾地指出：“一个靠学研中国古代法思想史吃饭的人，一生竟未能有正面研析‘名’在中国古代法中地位与作用的专论。”他认识到“名思想是传统法典的枢纽与灵魂，也是中国古代法哲学能立于世界法哲学之林的根基，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探寻礼法中国的基因与底蕴所在。”因而对我曾经做过的一些开拓性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指出蒋海松先生此书是“法学界首次对名这一传统法哲学核心范畴进行较为系统的著作，颇有创发之功。”因此，我相信，有法学史界的加入，名思想的研究将会更加专精和深入，同时可以预见，将来必然会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格局的改变产生影响。

华东师大的苟东锋教授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古代名思想，已经出版了两部专著《孔子正名思想研究》[苟东锋：《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名教与名学——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研究》[苟东锋：《名教与名学——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如果说，先秦时期，“名”还是各家各派的共同话题，那么到了汉代以后，“名”几乎成为儒家学说的专利。因此，从先秦直到民国以前，从孔子、孟子、荀子直到历代儒家学者是如何讨论名思想的，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这些年苟东锋教授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认为古代儒者主要从三个方向论“名”：一是从名言文字的层面，二是从人伦名分的层面，三是从名誉名声的层面，他希望构建这三者间的内在结构，使儒家名学变得更明确和系统。他提出，由孔子实质创立的儒家名学在先秦以后发展为以名教为形式的实践形态，其基本任务是设法使人产生践行儒家价值理想的道德动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名”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名”实际上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观念，许多重要的命题都是通过“名”展开的，因此“名”是中国哲学的“底本”，因此苟东锋致力于创建“新名学”，从而使名学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可以说，苟东锋教授把名学研究从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带入到哲学的创构之中，从而为这门研究注入了活水。

总之，二十一世纪之后，名学研究范围被大大拓宽了，“名”不再仅是知识论研究的静止的、冷冰冰的对象，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名”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火热的、活生生的东西，“名”作为一种可以改造世界、塑造人生的强大力量，还有很多值得考察和探讨的地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正在不断地增长。靖杰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史背景下形成的，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名学领地的新拓展和对名学内涵的新诠释。

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的《结语》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至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之名号论为什么会被创立，其内容属于什么性质，刘劭的《人物志》为何会纳入到名家之中，这些问题本书尚未检讨，留待今后的考察。”这些内容本应是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未加考察，一方面是因为我将重心放在了先秦，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诸子百家的名学上。另一方面，汉以后的名学显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与经学及儒家政治形态、社会意识关系更为密切，而我在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相对薄弱，因此就搁置了下来。所以当我听到靖杰以公羊学视野下《春秋繁露》的“名号论”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又是名学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如果能够做好，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那篇博士论文中，靖杰很好地总结了汉以前与“名”相关各种思想史现象，对《深察名号》篇文献的性质和特征做了详尽的考辩，对董仲舒名号论的经学基础，对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名”与“天”、心性、教化的特殊关系，《春秋繁露》所见“正名”用例以及“董子辞”这一特殊的春秋笔法做了全面、系统的讨论，我当时就觉得受益匪浅，认为对名学研究有实质性的推动，现在靖杰在精心修改、大量充实的基础上，出版这部专著，使得学界能够全面了解名学在秦汉以后出现的实质性转变，了解儒学思想史中名学的地位和影响，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春秋繁露》里面为什么会有《深察名号》篇？这篇独特文章的重要性，过去几乎没有全面认真地探讨过。董仲舒名学在中国名学史上，显然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过去以知识论、逻辑学为主线的名学研究几乎完全不关注此文，而研究董仲舒的学者如果没有名学史的意识，也很难理解董仲舒为何要创作此篇，我想靖杰此书的价值就在于致力说清这一问题。如靖杰所言，可以用“正名以名义”来概括《深察名号》篇的名学主张，就是说董仲舒的“名”不仅指称对象，也包含着“名”对对象之行为与道义的要求，那就是德性。所以“王号”与“君号”各有“五科”，即五种德性，如果缺乏这五种德性，则“不全于王”“不全于君”。相应地，“诸侯”“大夫”与“士”之名，亦内在包含了各自的德性与职分规定。靖杰又将董仲舒的《春秋》诠释与《深察名号》篇中“王号”“君号”、乃至“诸侯”“大夫”“士”之名加以互证，以进一步说明《深察名号》篇为董子真篇，名号学说为贯通董子思想与经学两大畛域的枢要。

董仲舒的名学确实很有特色，首先这是将名号理论和身分制度结合起来的典范，我们发现孔子的“正名”主要是在探讨语言以及名称使用的重要性，就是说孔子意识到语言以及名称使用的不严谨，会导致政治的混乱，这就是《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的要义所在，其最终归节点在“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即君子需要严格管理自己的言行，从而使言行保持一致。这一点荀子做了忠实的继承，荀子的《正名》篇要求君子对自己的“心”能够严加管理，“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从而避免“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避免“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之“三惑”。而《吕氏春秋·正名》篇也对孔孟一系的正名理论做了积极回应，“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这同样是对政治场合中语言表达之恰当准确与否的清醒认识。然而，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条线索的正名理论和身分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论语·子路》篇的“必也正名”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没有挂上钩，将两者视为天然相关是汉以后的事情。《荀子·正名》也没有和身分制度联系起来，荀子关于“分”有大量的讨论，但唯独在《正名》篇没有涉及。我们在《管子》《韩非子》《慎子》《尹文子》、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等黄老道家、法家的著作中，却可以发现大量的把身分和名分关联起来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既从语言与名称使用的角度讨论了“名”的政治作用，那就是《正名》篇，又从身分、职分、名分的角度阐述了“名”的政治作用，那就是《审分》篇，此篇说“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吕氏春秋》同时展现这两条“名”思想线索，而且将其设置为前后相邻的两篇，显然认为这都是“名”思想的体现。可是《吕氏春秋》又把《正名》置于《先识览》的最后一篇，把《审分》篇置于《审分览》的第一篇，显然又有刻意区分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两者是在何时何地由谁开始合流的呢？这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论显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引用了《论语·子路》篇“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可见他对语言使用与政治影响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又界定了从“天子”到“民”的五种“号”，即“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可以看出，这不同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不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伦理体系上的名号系统，而是大一统政治体制下的明确的身分规定与德性要求。所以可以说董仲舒以他独特的方式，把《吕氏春秋》中《正名》与《审分》两套体系融合在了一起。[《春秋繁露》中“考功名”一篇，可以说继承的就是身分制度意义上的名学。即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政府管理系统和考核制度。]这里面既有先秦儒家名学的影子，也有先秦黄老道家、法家名学的影子。

如魏际昌所言，先秦各家的名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训诂学。[曹峰：《通过训诂谈“名学”：魏际昌的“名学”研究》，《诸子学刊》第26辑，2023年5月。]在《深察名号》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训诂学的痕迹，例如他详细地列举了“王”的含义，“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此外，“士者，事也；民者，瞑也”也是类似的表达。可见在董仲舒这里，“名”并不是随人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发挥、制定的对象。必须首先通过严格的语言审定，可以说这是对先秦名学基本特征的尊重。当然这种名称审定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春秋公羊学看上去是一种儒家政治思想，但其实质是经学，经学的基底归根结底是语词训诂，董仲舒之所以有其独特的“辞法”与“辞论”，归根结底又是对先秦名学的尊重和继承，所以如果我们说是先秦名学塑造了董仲舒的思想特征，恐怕也不算夸大。

在古人心目中，名不仅仅是一个指事符号，而是对事物性质的把握。掌握了名，就掌握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从而可以预判对象最终的结局。因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极为发达的人名物名禁忌。[参见曹峰：《中国古代“名”政治思想史研究》上编第一章“关于‘名’的政治禁忌”。]这正是董仲舒要在这篇文章中大讲特讲“性”的原因吧，“性”与“名”的关系，可以说是先秦名学的要害，公孙龙子、惠施、墨辩等典型的“知识型名家”，虽然未必使用“性”字，但他们讨论的问题无不在于“名”能否准确地把握物性。《荀子》也论及“名”与“性”的关系，但并不详尽。而董仲舒则对此问题有了更为丰富的讨论，董仲舒所述“名”与“性”可能直接上承中国古代对于名可以把握事物性质的信仰。所以《深察名号》论首先提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然后就开始大段描述谈“性”的问题，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深察名号》同时提到，《春秋》在“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上恰恰是最为较真的。这样《春秋》在名学上就具有了权威地位。

那么“名”来自于何处呢？董仲舒也说的很清楚，来自于天。“名”的来历，在《深察名号》论之外的传世文献里面很少谈及，仅仅在《老子》首章里面提到“无名”“有名”同出于“道”，《鹖冠子·环流》的宇宙生成论里面，提到“名”来自于“一”和“气”。现在我们通过出土文献发现，古人对这个问题有着很深的兴趣，上博简《恒先》和《鹖冠子·环流》一样，在一个以“恒先”以及“或”与“气”为起点的生成过程中，把“名”嵌入到了生成环节之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也说“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可见道家从形而上的角度，对于“名”的由来以及“名”的作用有认真的思考。关于“名”和“天”的关系，仅在郭店楚简《语丛一》中可以看到“有天有命有物有名”的说法，《语丛一》的性质较难断定，学界大多认为这是一部带有儒家倾向的语录，如果是儒家的文献，那么看来儒家也对“名”的来源有过探索。不管怎样，董仲舒一方面继承了这些说法，另一方面也借此将“名”纳入了他以天为最高本体的思想体系之中。

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五纪》对我们理解董仲舒的名号论也有很大帮助，清华简《五纪》描述的是以“后”为代表的古代圣王在使天下由大乱到大治时，所做的种种重建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工作，这个世界格局非常庞大，天地人鬼均在其间，“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他们设置名号。人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鬼神体系，天地日月星辰无不代表神灵，神灵的名号各自不同，德性各自不同，祭祀的时间也各自不同。“凡群神之号：天其号曰苍皇，高畏，上甲有子。地其号曰降鲁，天合有土，上甲有戌。四荒同号曰天荒，有光司晦，上甲有申。四冘同号曰天冘，行犹有伦，上甲有午。四柱同号曰天柱，建安有常，上甲有辰。四维同号曰天维，行望四方，上甲有寅。东司同号曰秉礼，司章，元辰日某。南司同号曰秉信，司时，元辰日某。西司同号曰秉义，司正，元辰日某。北司同号曰秉爱，司度，元辰日某。四维同号曰行星，有终，日某。南门其号曰天门、天启，建正，秉信位顺及左右征徒，日某。北斗其号曰北宗、天规，建常，秉爱，匡天下，正四位，日某。”可想而知，在世界格局的重建中，名号系统的由谁设立、由谁掌握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也应该是古代名称禁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董仲舒所要深察的名号，毋庸置疑也是这一类关乎国体的根本大事。董仲舒很有可能了解《五纪》这一类阐述天道的文献，同时受其影响，在其天道体系中，也必然会加入名号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再去翻检传世文献一些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或许可以读出新的深意，如《国语·鲁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谓“使禹敷土，言名山川，以和于民”，可以说讲的都是名号系统的建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董仲舒几乎可以视为先秦名学的集大成者，先秦名学均汇聚于此，又被他提炼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这里面有作为语言的“名”，其使用方法是训诂的手段，在保证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董仲舒将其和《春秋》经学特殊的“辞论”“书法”关联起来。这里面有用来审查物理和人事的“名”，掌握了这种“名”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性质，也就是“真”。而“名”之所以有此功能，正因为“名”直接来自于“天”，获得了最高的合法性保证。这里面还有代表政治身分、责任以及道德义务、名誉的“名号”，这是一套政治与价值紧密相关的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可以使名号的承担者发挥自约束与自我管理的功能，而这正是大一统后汉王朝所急需的东西，这套价值符号体系集名称、身分、德性、名誉于一体，并以《春秋》公羊学关于名辞规范的说明作为旁证，对后世儒家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以后以名教治国，正是这套价值符号体系发挥作用的体现。

靖杰通过考察《深察名号》文本，通过探讨董仲舒名号系统的思想渊源，通过分析董仲舒名学和心性与教化的关系，通过阐明董仲舒“正名以名义”的过程，同时结合《春秋》公羊学特殊的语言使用方法，对董仲舒的名学思想做了全面而完整的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了董仲舒名学体统的完整构架，其学术价值值得高度肯定。就像靖杰在书中说的那样，《深察名号》篇围绕名号乃及心性议题的讨论皆是为了推行儒家的王道教化张本。就名号学说本身而言，“名”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枢要，是将天道规律转换为人道秩序的工具，也是将“心”与“性”接榫到儒家教化议题的关键。“名”既是沟通董学中经学与哲理两个面向的枢要，也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关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后的董仲舒研究、汉代思想史研究、儒学思想史研究、名学史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写作，我认为都有必要重视和参考这些结论。

在董仲舒如何以集大成的方式全面吸收先秦名学各家各派、各条线索的有用元素，如何使其名学体系有效地纳入到其天道论中，从而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教体系服务，等等方面，我觉得靖杰还存在力有未逮之处，因此在这篇序言中，结合靖杰的研究，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无论如何，靖杰目前所做的工作已经值得予以高度评价，也期待靖杰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更多重要的学术贡献。

曹峰

2023年12月4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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