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庄公二十二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初四日癸卯

          耶稣2024年8月7日

[春秋]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

祭叔来聘。

夏，公如齐观社。公至自齐。

荆人来聘。

公及齐侯遇于榖。

萧叔朝公。

秋，丹桓宫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

鲁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71年。

春季，《春秋》有两条记录。第一条记录是“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春天鲁庄公从齐国回来了——鲁庄公去年冬天去齐国纳币，看来是在齐国过的年。

这条记录《榖梁传》未关注，《公羊传》解读说：

桓公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国何以致？危之也。何危尔？公一陈佗也。

“桓公之盟不日”，意思说鲁庄公与齐桓公如果会面，《春秋》都没有“某年某季（某月/某日），公会齐侯于某地”的记录。“其会不致”，指对应的鲁庄公与齐桓公会面后《春秋》也都没有“公至自会”的记录。

《公羊传》这段解读意思说，鲁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春秋》一般不记载双方会盟的日子，会盟结束后鲁庄公回国也不特意记录回来的信息，是因为信任齐桓公。这次鲁庄公去了齐国，回来了为何还要特意记录一下？是因为认为这次鲁庄公齐国之行有危险，有什么危险呢？是恐怕鲁庄公成为又一个陈佗。

陈佗当年被蔡国人以女色诱杀，难道公羊派的老夫子觉得齐桓公也是用女色引诱鲁庄公欲图对其不利吗？可能是老夫子们想到先君鲁桓公死在齐国，估计心有余悸，更多是担心鲁庄公步他爹后尘吧？不管如何，反正平安回来了，估计婚礼的细节也敲定了，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也是好事。

《春秋》春季的第二条记录是“祭叔来聘。”此处用“聘”，说明是大夫。《春秋》在鲁隐公元年曾有过“祭伯来”的记录，鲁桓公八年有过“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的记录，这里又出现了“祭叔”。我个人认为前两条记录提到的祭伯和祭公有可能是同一人，这里的祭叔很可能是那位祭伯或者祭公的弟弟。

这条记录《公羊传》未关注，《榖梁传》解读如下：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与使也。

“其不言使”，即正常情况下这条记录应该是“天子使祭叔来聘”之类。“不正其外交”，言下之意似乎这是一次私人行为而非受命公派而来。认为这位祭叔是天子的内臣，之所以《春秋》没有说他是使者，因为认为他这次来的外事行为是不正当的，所以《春秋》记录此事没有用“使”。

这位祭叔到底为何而来，《春秋》没有记录，所以，我们也没法再深究此事了。

《左传》春季没有记录任何事。

到了夏天，《春秋》记录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夏，公如齐观社。公至自齐。”社，本意是土地神，这里指祭祀社神的礼仪。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稷，本意是一种粮食作物，后来引申成为五谷之神。社稷并称，代指国家。鲁庄公再次去了齐国，参加了一次祭祀社神的礼仪，随后返回鲁国。

《公羊传》对这件事解读很简单：

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

诸侯去别的国家观看社礼，这不符合礼仪，所以《春秋》记录下来以示讥讽。

《榖梁传》解读如下：

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是为尸女也。无事不出竟。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

“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这个观点《榖梁传》在鲁隐公五年解读如棠观鱼一事的时候，就有同样的评论。尸，是表示主要的意思，“为尸女也”，即主要目的是为了女子而去——我猜也许这个女子就鲁庄公的未婚妻。这段解读意思说，鲁庄公这次并不是正常的外事交往，而是为了女子而去。诸侯不应该无正事轻易出国境。鲁庄公出去的时候，记录下时间是正当的，回来的时候还记录时间，就意味着有深意、期间有变故。《春秋》这里对他去和回都做了记录，应该是期间有什么让人觉得担忧的事情发生。

《榖梁传》认为有变故发生，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记载，我总觉得这种想当然的猜测，让人很无语。如果我的老师这样教我，我大概率不会好好学习的。

但是我看资料，还看到一种说法，认为这里的“尸女”是表示女子陈列于社，然后解释说齐国当时祭社神时有女子公开与人交媾的习俗——这个有点辣眼睛啊，不知道真假，难道鲁庄公就是好奇这个跑去齐国开眼界去了？

《左传》夏季记录如下：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第一段是关于鲁庄公如齐观社。认为鲁庄公这次去观社，是不符合礼仪的。在去齐国之前，曹刿劝谏鲁庄公说：“您不能去。礼仪，是用来整顿治理人民的。所以诸侯会见（下属）是为了训示上下级之间的法则，制定财务税赋的标准。诸侯朝王是为了端正班次爵位的意义，表明长幼的次序。对于不遵守王命的则进行征伐（注：不然，指不遵守王命的诸侯）。诸侯有（朝见）周王的礼制，周王有巡视天下的制度，这都是制度规定的天子和诸侯之间互相朝见的礼仪（注：大习，杜预注释说是“会朝之礼”）。如果不是以上的情形，国君就没有必要去做，如果做了，史官必定会记载下来，这种不合礼仪的事情记载于史册，子孙后代会如何看待您？”

曹刿说了半天，跟之前的臧僖伯谏如棠观鱼、臧哀伯谏纳郜鼎一样，核心意思还是说这件事做的话就不符合礼仪，有失身份。但是显然曹刿的意见，鲁庄公并未采纳。

这件事在《国语·鲁语》里也有记录。《三传》包括《国语》，一致认为此事非礼，而且《史记·鲁周公世家》也做了一笔记录，说明这件事挺受重视。但为何鲁庄公就像当年他伯父鲁隐公执意要去棠观鱼一样，执意要去齐国观社呢？杜预给出一个解释，他说“齐因祭社蒐军实，故公往观之。”按杜预说法，齐国这次的社礼，其实就是阅兵练兵，鲁庄公这次去，就是看看齐国的军力如何——国君亲自刺探军情去了。想起来当年他大伯自称如棠不是为观鱼，面对臧僖伯的劝谏也是回答说：“吾将略地焉。”看来重视军事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值得表扬——至于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段讲述晋国的事。“晋桓、庄之族”即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的族人，也就是后面提到的“群公子”。士蒍，是晋国的大夫。富子，杜预认为是“桓、庄二族之富强者”，但我觉得可能是桓、庄政治群体的首脑或者最重要的谋士。这段意思说，晋国的桓、庄两族的势力强大，晋献公为之忧心忡忡。士蒍就给献计说：“只要想办法除去富子，则剩下的这群公子也就不足为患了。”晋献公对他说：“那你试试去办成这件事。”士蒍就去跟诸位公子交往，乘机说富子的坏话离间了富子和诸位公子的关系，富子被他们疏远了。

从这段记录看，桓、庄之族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威胁公室，所以晋献公害怕曲沃代翼的一幕再次重演，想先下手为强，于是士蒍就上演了一幕离间计。离间计成功了，但晋献公其实并未就此收手——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晋国针对群公子继续进行清剿的记录。

接着《春秋》记录了三条外交活动记录，可见这段时间鲁庄公外事活动频繁。不过《左传》对这三条记录都没有关注。第一条是“荆人来聘。”楚国派出了使团来鲁国访问。正常情况下这条记录应该是“楚子使某某来聘。”但这里没有说来使的名字，杜预就认为是因为“楚之始通，未成其礼”，即楚国才开始与鲁国交往，不懂外交礼仪，所以《春秋》就不记录来使的名字了。

《公羊传》的解读有点傲慢：

荆人何以称人？始能聘也。

荆人为何能被称人？因为这次开始他们才跟我们有外交往来。

《榖梁传》的观点基本一样：

善累而后进之。其曰人，何也？举道不待再。

我们这是在做善事引导提升他们。为何称“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道义，所以不用再等待。

对比之前的记录就能理解为何都强调这条记录里《春秋》用了“人”，因为此前《春秋》所有关于楚国的记录，都称呼是“荆”。鲁庄公十年，《公羊传》解读“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时就说了：“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按照这个理论，这一下把楚国的档次提高了好几档，简直太给楚国人面子了！楚国人简直得感激涕零才对——我要是楚国人，就冲这段记录，我也得起兵攻打鲁国。

这一年是楚成王元年，在《史记·楚世家》里有这样一条记录：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於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於是楚地千里。

说明楚国这一年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开始放低身段，主动交好诸侯，并向周王室服软，得到王室名义上的认可。这次派使者来鲁国交流访问，就是这样大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第二条外事活动记录是“公及齐侯遇于榖。”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榖相遇，举行了非正式会晤。这条记录《公羊传》没关注，《榖梁传》则老调重弹：

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第三条外事活动记录是“萧叔朝公。”用了“朝”，说明这位萧叔应该是诸侯的身份。一般都认为这位萧叔，就是鲁庄公十二年在南宫长万之乱中，拥立宋桓公立下大功的萧叔大心。但这条记录有点奇怪，以前别的国君朝见鲁国的国君，都是“某某来朝”，类似的这里应该是“萧叔来朝”才对，所以《榖梁传》就解释了一下：

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来，于外也。朝于庙，正也，于外，非正也。

这位萧叔是小国的国君且未被王室赐爵。之所以不说“来”，是因为这次会面发生在国都之外。正常情况下诸侯来朝见鲁国国君，要在太庙举行礼仪，在国都之外的地方朝见，不符合礼仪。

《公羊传》基本也是这个观点：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春秋》之所以用了“朝公”，是因为鲁庄公此时在国都之外。

那鲁庄公此时在哪呢？联系上一条记录，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大概率鲁庄公这时候还是在榖，这次与萧叔的会面也是发生在榖地。所以才有《春秋》这样的记录，才有《榖梁传》和《公羊传》这样的解读。

秋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秋，丹桓宫楹。”丹，是红色，这里做动词讲，意思是用漆把某物漆成红色。桓宫，即祭祀鲁桓公的庙。楹，是柱子。过去柱子上有对联，所以后来对联也称“楹联”。这条记录意思说，秋季，鲁国把祭祀鲁桓公庙的柱子漆成了红色。

装饰庙宇漆个柱子，有啥好记录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当时可不这样认为。《左传》秋季的记录如下：

秋，丹桓宫之楹。

比《春秋》只多了一个字，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但是《公羊传》有解读：

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

之所以《春秋》记录此事，是因为不符合礼制，所以记录下来以示讥讽——但是为何认为“非礼”，还是没有解释。

倒是《榖梁传》做了详细注释：

礼，天子、诸侯黝垩（è），大夫仓，士黈（tǒu）。丹楹，非礼也。

黝，即黑色，我们今天还说黝黑；垩，即白垩；仓，通苍，我们今天还说“苍天”，仓即天的颜色；黈，即土黄色。按照当时的礼制，天子、诸侯（宗庙的柱子是）黑色，（天子、诸侯宗庙的墙是）白色，大夫宗庙的柱子是青色，士用土黄色。鲁桓公作为诸侯，庙柱用红色不符合礼制。

说明当时在庙宇柱子颜色的使用上，是有很严格规定的——其实不光是宗庙柱子的颜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中有诸多细节上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譬如日常服饰的颜色（例如黄色就不是随便能穿的，所以黄马褂就是特殊恩宠）、服饰上的花纹（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官员胸前的补子）、家里房屋的装饰（比如门前的石兽、房脊上的脊兽规格）、门的大小（包括上面几排钉子、每排几个）等……这些都是所谓“礼制”在具体生活中的落实。

鲁国这次搞了个改革，改革就意味着对现有标准的突破，成功了就是创新，失败了就是胡闹——按照儒家的标准，这次就是胡闹。

冬季，《春秋》有两条记录。第一条记录是“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一月，曹庄公去世。这件事三传均未关注。曹庄公在鲁桓公九年，代表其父来访，因为一声叹息载入史册，鲁桓公十年其父曹桓公去世，鲁桓公十一年正式即位，至此也三十多年了。

曹庄公去世后，按照《史记·管蔡世家》的记载，即位的是他的儿子夷，史称曹釐公，又称曹僖公。

冬季，《春秋》的第二条记录是“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扈究竟在哪，好像没有统一的结论，杜预认为是“郑地，在荥阳卷（quan）县。”卷县是历史上的古县，西汉所设北齐所废，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原阳县一带。但杨伯峻先生认为扈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省聊城市原来的观城县一带。

关于这次齐鲁两国君主的会面，《左传》和《榖梁传》没有关注。《公羊传》注解了一句：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我贰也。鲁子曰：“我贰者，非彼然，我然也。”

按照这里的观点，《春秋》之所以这里明确记录了此次齐桓公和鲁庄公会盟的具体日期，是认为这次会盟鲁庄公冒了一定危险的，什么危险呢？鲁国事实上有二心，鲁子说了：“我们鲁国有二心，是说问题不是齐国那边，在我们这边。”——鲁子，应该也是公羊派的先贤学者，不过倒是挺诚实啊。说明作为当时齐鲁大地上的两个强国，双方哪怕是结了亲、哪怕是多次会面，但始终是貌合神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