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 著《礼记学术史》出版暨绪论、后记

书名：《礼记学术史》

作者: 潘斌

出版社: 济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1

【作者简介】

潘斌，四川省通江县人，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专门史·中国经学史方向）博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礼学、礼俗、民俗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已出版《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礼学思想研究》《〈礼记〉学术史》《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经学释要》等专著多部。主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2024年修订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礼记》的学术研究史，《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其所蕴含的礼学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礼仪风范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作用。本丛书根据《礼记》传承的具体情况，按时代顺序分立章节，对元典研究史、阐释史进行梳理和评断。在按照历史顺序安排章节之前，有专门的章节揭示《礼记》的基本面貌，包括《礼记》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及流传情况，以及《礼记》的思想内涵，阐述其内容和思想价值，在保证其学术性的同时，满足了大众可读性的要求。

【目录】

绪论/01

第一章 《礼记》的成书、思想及版本/13

《礼记》的作者和成书/14

《礼记》的思想/40

《礼记》的版本及流传情况/56

第二章 汉唐时期的《礼记》学/59

汉唐时期《礼记》学概论/60

《礼记》学与汉代今古文之争/71

《礼记》与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89

唐代《礼记》地位升迁的原因及意义/101

第三章 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113

宋元明时期《礼记》学概论/114

《礼记》与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127

《礼记》与心学思想体系之建构/188

《礼记》与经世致用/198

第四章 清代的《礼记》学/219

清代《礼记》学概论/220

清初《礼记》学与辨疑思潮的兴起/229

清中期《礼记》学与考据学的隆盛/249

晚清《礼记》学与今古文之辨/282

清代《礼记》学与经世致用/297

第五章 20世纪的《礼记》学/309

20世纪《礼记》学概论/310

《礼记》成书问题之研究/323

《礼记》所记制度和思想之研究/349

出土文献与《礼记》之研究/366

分科而治与《礼记》单篇研究/380

主要参考文献/413

后记/430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先秦到清代，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以礼的范式而存在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响其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在儒家学说中，“礼”既是社会政治理想，又是伦理道德规范。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引导、制约和规范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要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礼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礼”这个概念或范畴可从六个层次来理解：一是“礼典”，即记载礼仪和礼义的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二是“礼物”，即行礼过程中所需的器、物；三是“礼仪”，即礼的仪式和程序，这些程序十分复杂，内容极多；四是“礼制”，即根据礼的核心要义而制定的一些制度；五是“礼义”，即礼所蕴含的深层蕴义；六是“礼俗”，即在礼的影响下形成的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风俗和习惯。在“礼”的六个层次中，“礼典”是核心和基础，特别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经所记载礼仪和礼义，成为古往今来中国人构建学术思想体系、修养身心、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三礼”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古典文献的统称，属于儒家“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详言班朝治军、设官分职之书；《仪礼》是一部记载古代贵族生活中之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的书；《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共四十九篇，篇目编次没有义例，各篇内容博杂，有的是对《仪礼》部分内容所做之诠释，有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记录，还有的是对礼学所作的通论。“三礼”之中，《礼记》与记载各种礼仪的《仪礼》关系较近，而与言官制的《周礼》关系较远。在中国古代，《仪礼》又被称作“礼经”，此所谓“经”，是相对于《礼记》的“记”而言。“经”是根本，而“记”是因为“经”才出现的，因此“记”是“经”的“附庸”，从这个角度而言，《仪礼》的重要性当在《礼记》之上。中国古代不少人都是持这种观点。比如朱熹说：“《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他皆是讲说。……《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朱熹强调《仪礼》比《礼记》重要，是受“经”与“记”关系学说的影响。与朱熹之说不同，清人焦循认为《礼记》的地位当在“三礼”之首，他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三礼”之中，焦循认为《礼记》最为重要，《礼记》是“万世之书”，而《周礼》《仪礼》是“一代之书”，其理由，是《礼记》所涵之义理适用于各代，而《周礼》《仪礼》所记之名物制度“惟周之时用之”。虽然焦循之说未免片面，但是从礼义的角度来看，《礼记》所具有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虽然《礼记》成书比《周礼》《仪礼》要晚，但是从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来看，一点也不比《周礼》《仪礼》逊色。汉代以来的学术思潮形成过程中，《礼记》从来都不会缺席。比如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经学大师马融、卢植、郑玄等皆有关于《礼记》今文或古文的辨析。曹魏时期的“郑王之争”，王肃驳郑玄时所倚靠的重要经典就是《礼记》。南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义疏之学盛行，皇侃、熊安生等人的《礼记》疏成为此时期义疏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孔颖达修纂《五经正义》时，取《礼记》而弃《周礼》和《仪礼》，《礼记》由《仪礼》的“附庸”一跃而为“大国”。宋代义理之学大兴，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胡宏等人在构建天道性命之学时，《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性”、“命”、“诚”、“中和”，《乐记》的“天理”、“人欲”，成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来源。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之时，江永、杭世骏、孙希旦等人或考证《礼记》所记之名物，或辨析《礼记》之体例，或汇集《礼记》之经说，将清代的经学考据之学推向顶峰；晚清今文学跃上历史舞台，廖平、皮锡瑞等人以《礼记》中的《王制》为今文之大宗，以《周礼》为古文之大宗，从而形成“平分今古”之说；晚清政治家康有为藉《大学》《中庸》之诠释，或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或为表白心境提供思想资源。在清代前期“中西礼仪之争”中，不少有儒学修养的天主教徒以《礼记》所记祭礼之义为据融通儒耶，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当代学者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时，发现郭店简、上博简与《礼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出土文献与《礼记》互证遂成为现代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虽然《礼记》不一定是每个时代学术思潮中的主角，但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参与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礼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力的形成和地位的奠定，一定有其自身的和外在的原因。从《礼记》本身的角度来看，其对礼的意义的阐释，以及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反映的是早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以及社会治理观念，而这些理想和观念对于汉代以来国家的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理想人格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礼记》本身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社会思想的产生绝非偶然，其是远古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重视血缘亲情、宗法伦理、尚中贵和的民族性格的产物。当《礼记》提出成体系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想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因此，从发生的角度探讨《礼记》的思想，并考察其与早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此外，《礼记》所强调的礼仪风范和蕴含的礼乐精神之所以能渗透进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得益于历代学者对《礼记》不断的诠释。《礼记》章法谨严，语言整饬而多变、雅洁明畅，受到历代学人的青睐。他们为《礼记》作注作疏，使《礼记》的诠释成为一门学问——《礼记》学。不同时代学人的《礼记》诠释与他们所处时代学术思潮（比如汉代的今古文之争、谶纬学，魏晋时代的郑王之争，南北朝时期的义疏之学，宋明理学，清代的考据，晚清的今古文之争，等等）之间有何关系？不同时代学人的《礼记》诠释有何异同（比如汉唐学人与宋元明学人的《礼记》诠释的路径有何异同；清代中前期与晚清的《礼记》诠释有何异同）？历代学人的《礼记》诠释与其他经典诠释之间有何关系（比如历代的《礼记》诠释与《易》《书》《诗《礼》《春秋》的诠释有何异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礼记》学术史。

二、研究现状及评价

当代学界关于《礼记》的研究，可分为本经研究和学术史研究两大领域。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礼记》的本经开展研究。如洪业《礼记引得序》、童书业《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王锷《〈礼记〉成书考》、蔡介民《礼记通论》详论《礼记》的成书问题；王梦鸥《礼记要篇斟订》《礼记斟订》《礼记校正》对《礼记》文本加以校勘；程兆熊《礼记讲义》、张元夫《礼记述闻》、吕友仁《礼记讲读》、洪菊蕊编《礼记研究专辑》、杨雅丽《礼记研究》则对《礼记》文本、思想等作了综合研究。此外，王梦鸥、杨天宇、吕友仁等人为《礼记》本经作了译注。

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礼记》开展研究的，又可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历史上《礼记》学文献的个案研究、《礼记》学术断代史研究、《礼记》学术通史研究。

关于《礼记》学文献的个案研究，如李振兴、简博贤对王肃《礼记》学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陈俊民从卫湜《礼记集说》中辑出了吕大临的《礼记解》；杨立诚从卫湜《礼记集说》中辑出王安石的《礼记发明》。此外，潘斌对卢植《礼记解诂》、王安石的《礼记发明》作了探讨；焦桂美、潘斌、王启发、乔秀岩、张帅等人对皇侃的《礼记》义疏学作了研究；郜同麟、叶庆兵、马琳等人对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作了研究；林鹄、潘斌、王璐等人对卫湜的《礼记集说》作了研究；戴雅萍、苏成爱、刘千惠等人对陈澔《礼记集解》作了研究。吕友仁、潘斌、万丽文等人对孙希旦《礼记集解》作了研究。

关于《礼记》学的断代史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台湾学人吴万居所撰《宋代三礼学研究》和潘斌的《宋代〈礼记〉学研究》。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对宋代“三礼”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书的第五章为“宋代之《礼记》学”，此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为“宋代治《礼记》之学者及其著作”，第二节为“宋儒治《礼记》之重点”，第三节为“宋儒治《礼记》之特色”。此书在宋代《礼记》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和特点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此书是第一部在研究宋代“三礼”学术史时考察宋代《礼记》学术史的专著，在宋代《礼记》学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第二，此书将文献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宋代的《礼记》学，其研究方法对于全面揭示宋代《礼记》学的面貌实属可取。潘斌的《宋代〈礼记〉学研究》。该书在充分搜集、挖掘并认真整理、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以个案和专题两个角度对宋代《礼记》学的经学体例、释经方法、经学思想及其与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关系等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该书研究的特点，一是全面系统。在学术通史的视野中研究宋代《礼记》学，不仅研究宋代《礼记》学。作者不仅对宋代前后整个中国《礼记》学作了考察，还对历代《礼记》文献存佚状况作了调研，最后才对宋代《礼记》学术史进行考述，真正做到了由博反约、取宏用精。二是个案考察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宋代《礼记》学颇有助益。个案部分对宋代《礼记》学家进行了专项研究和述评，专题部分则对宋代《礼记》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创见进行专题探讨。有点有面，有综合有专门，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宋人《礼记》学的成就进行系统地总结。三是论文将文献学、经济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除完成经学史研究一般任务外，还能透过文献和经学的考察，透视宋代《礼记》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此外，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对清初学人王夫之、李光坡、方苞等人的《礼记》学作了探讨。此书的研究，对包括《礼记》在内的“三礼”诠释与时代学术思潮、政治导向等多有关注。

就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礼记》学的通史研究著作问世。不过有的学者在从事“三礼”学术史研究时，对历代《礼记》学术史也作了研究。这方面以丁鼎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礼学通史》为代表。该项目已于2017年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该书的《礼记》学术史的汉代部分由丁鼎负责完成，魏、晋、唐代部分由郭善兵完成，南北朝部分由张帅完成，宋、元、明、清、二十世纪部分由潘斌完成。该书重在从文献学的层面对历代《礼记》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对于历代《礼记》学文献的版本流传、撰写过程及训释体例等所作的考察比较深入。这是该书用力之所在，也是该书的特点。比如对于南北朝时期《礼记》学术史的梳理，该书重点归纳庾蔚之《礼记略解》、何胤《礼记隐义》、皇侃《礼记义疏》、崔灵恩《三礼义宗》、刘芳《礼记义证》、熊安生《礼记义疏》释经释注的特点。从文献的角度来看，该书所作的研究固然是深入的、成功的，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就时代文化思潮与《礼记》诠释之间互动关系的揭示方面，该书就略显不足。

部分经学史或学术史著作，亦有涉及《礼记》学的内容。比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部分清人的《礼记》学文献有高屋建瓴的评价。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史教科书》，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钱基博的《经学通志》，姜广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吴丽娱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舒大刚师的《儒学文献研究》等，于《礼记》学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有评价。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礼记》学术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学者们重视研究某一时代或某位经学家的《礼记》学，这固然对于认识历代《礼记》学的成就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缺乏从历史的角度对历代《礼记》学进行系统的考察，因此很难对某个时代或某位经学家的《礼记》学进行客观评价。《礼记》中的一些单篇，比如《大学》《中庸》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极大，《礼运》《王制》等与晚清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然而并没有太多人将《礼记》的这些单篇放到经学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其历史意义和思想意义。

从研究的广度来看，一些重要的《礼记》学文献尚没有得到整理和辑佚，如张载《礼记说》、王安石《礼记发明》等均无人从宋元时期的集解类著作中辑出，更谈不上研究。一些重要的《礼记》学文献，如卢植的《礼记解诂》、王肃的《礼记注》虽有辑佚，然而并无系统的研究。此外，元、明、清时期一些《礼记》学名著，如吴澄《礼记纂言》、明官方修纂的《礼记大全》、王夫之《礼记章句》、江永《礼记训义择言》、朱彬《礼记训纂》等均乏研究。

从研究的深度来看，虽然有不少著作从文献的角度对历史上的《礼记》学文献作了考察，但是限于其体例和篇幅，相关的考述并不深入。特别是缺乏从经典诠释与时代思想文化思潮的互动的角度对《礼记》学术史进行研究，对于揭示《礼记》在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变迁中所承担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不利的。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书致力于对《礼记》学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并借此寻绎中国经典诠释的一般规律。本研究的思路大致如下：

第一，本研究除绪论外，根据时代和学术演变的轨迹，分五章对历代的《礼记》学术史进行探讨，分别是“《礼记》的成书、思想和版本”、“汉唐时期的《礼记》学”、“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清代的《礼记》学”、“二十世纪的《礼记》学”。第一章是对《礼记》学术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礼记》的作者和成书、《礼记》单篇的成篇时代和分类、《礼记》与《仪礼》的关系、《礼记》思想、《礼记》的版本流传。第二章是汉唐时期的《礼记》学术史研究。其中包括汉唐《礼记》学特点的归纳、汉唐《礼记》学文献举要、《礼记》与今古文之争、《礼记》与谶纬学、《礼记》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义疏学、《礼记》地位升迁的原因及影响。第三章是宋元明时期《礼记》学术史研究。其中包括从总体上对宋元明时期《礼记》学特点的归纳、宋元明时期《礼记》学文献举要、《礼记》与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礼记》与宋元明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关系。第四章是清代《礼记》学术史研究。其中包括从总体上对清代《礼记》学特点的归纳、清代《礼记》学文献举要、清初《礼记》学与辨疑思潮的兴起、清中期《礼记》学与考据学的隆盛、晚清《礼记》学与今古文之辨、《礼记》与清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关系。第五章是二十世纪《礼记》学术史研究。其中包括从总体上对二十世纪《礼记》学特点的归纳、二十世纪于《礼记》成书问题之研究、二十世纪于《礼记》所记制度和思想之研究、二十世纪出土文献与《礼记》之研究、二十世纪分科而治与《礼记》单篇之研究。

第二，本书将文献学、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从事《礼记》学术史研究。如果从今天学科分而治之的角度来看，与《礼记》相关的研究可分属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重视《礼记》学文献的版本、文字训诂和的名物制度，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路数，比如王锷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版本研究》等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在研究中以《礼记》所记内容为据从事古史研究，则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路数，詹子庆的《〈礼记〉的史学价值》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在研究中重视《礼记》思想之掘发，以及《礼记》与历代思想流派关系之辨析，则是属于哲学研究的路数，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就是属于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如果从社会现象或社会控制的角度对《礼记》进行研究，则是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路数，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这面研究的代表作。

《礼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而围绕《礼记》的诠释又产生了一门学问——《礼记》学，既往《礼记》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礼记》学术史。因此，从概念上来说，“《礼记》学术史”是“《礼记》学”的一个方面，“《礼记》学术史”强调“史”的一面。“史”的研究，有时间层面的考量，即古往今来《礼记》学家及其论著的面貌之呈现；也有关系层面的考量，即各个时代《礼记》学文献之间的因袭关系，以及这些文献与时代思潮、政治导向之间关系的揭示。本书致力于对《礼记》学术史进行研究，既有对《礼记》成篇成书的研究，也有对历代经学家《礼记》诠释内容的研究，也有从社会思潮的角度对《礼记》学家和著作所作的评价和辨析。因此，本研究将思想史、文献学、社会史研究形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立体网络，从而对历代经学家的《礼记》学文本、思想等进行“微观”的考察，也对历代的《礼记》学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导向之间的关系作“中观”的辨析，还从整个经学史、思想史的角度对历代《礼记》学的特点、价值和意义进行“宏观”的归纳。

第三，本书受众的定位，既可以是专业的研究者，也可以是一般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爱好者。因此本书在对《礼记》学术史进行专业解读的同时，力求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本书在写作中，尽量在消化古文献记载的基础之上，再用流畅的语言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使需要征引部分文献记载，也力求精当，而非长篇累牍地征引。

【后记】

本书是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主编的《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之一种。蒙李先生的信任，《〈礼记〉学术史》由我承担撰写工作。由于我曾撰写并出版过《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等书，所以对中国《礼记》学术史有初步的研究。当李先生约我参加撰写工作时，我便欣然应承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汉唐时期的《礼记》学”部分的提纲是由我与我的师弟刘延超博士商讨后提出来的。这部分的初稿由刘博士完成，最后由我修改完善。

限于作者水平，本书一定还有很多疏失，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