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次序再论

作者：汤洪 李丹（分别系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初七日丙午

          耶稣2024年8月10日

“六经”有两种主要排列次序，一是以《诗》为首，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一是用《易》居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两种不同排序的原因，学界认识视角不一，因而分歧较大。最早关注此问题的是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他赞同用《易》居前的排序，其理据是“六经”中《易》著述成书最早。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则认为两种不同的次序是今古文之争的结果，今文学家以《诗》为首是按照“六经”内容深浅程度排列，古文学家用《易》居前是根据成书时代早晚排列。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则认为《史记·儒林列传》《诗》《书》《礼》《易》《春秋》序列是建立“五经”博士的时代序列，而《汉书·艺文志》《易》《书》《诗》《礼》《春秋》序列是刘歆的新说。杨伯峻《经学浅谈》赞同陆德明的说法。金景芳《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补充徐复观之说，认为用《易》居前是刘歆为抬高古文学家地位而编造的新说。廖名春《“六经”次序探源》则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是先秦和汉初人们的共识，《诗》《书》《礼》《乐》次序在孔子之前即已成为习称，用《易》居前是孔子晚年重《易》经学思想产生的巨变。黄丽丽《六经次序辨》认为以《诗》为首的排序由《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用《易》居前的次序由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而使《易》升华为“大道之原”所形成。钟书林《“六经”次序新探》认为以《诗》为首是依照“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而排序，用《易》居前则按照西汉“六经”恢复的早晚而排序。各家所言，皆有充足的理据，但此一问题离定论共识似乎还为时尚早，故本文拟梳理原始文献，探寻两种排序背后的成书时代、前后源流以及文化机制和内在缘由。

一

记载“六经”的早期文献尚多，传世文献《左传》《商君书》《荀子》《庄子》《礼记》和出土文献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皆有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大夫赵衰推荐郤縠为中军元帅时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礼》《乐》“四经”并举，已基本形成以《诗》为首的排列次序。

《商君书》“四经”排序与《左传》一致。《农战》有四处说到“务学《诗》《书》”，说明《诗》《书》这两本经典，在先秦应是人所共知的必读书目。《农战》又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商鞅反对以《诗》《书》治国，力主耕战，相同的思想在同书《去强》篇也有论述：“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总之，商鞅力斥儒者所看重的这些传世经典和治国主张。

《荀子》增列《春秋》，已成“五经”，前“四经”次序与《左传》《商君书》一致。《儒效》为儒者辩护，论述重用儒者才能得天下：“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庄子·外篇》增列《易》，已成“六经”，前“四经”次序与《左传》一致。与《荀子》“五经”次序有异。《天运》记载孔子回答老聃的一段话，已是以《诗》为首的“六经”完整面貌：“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自言长期修治研究“六经”，自认为谙熟其中道理，但还是没有被君王所取用，因而尚未得道。六经的核心主旨在《天下》篇有解释：“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外，《徐无鬼》中，女商对徐无鬼说自己取悦君主“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虽没有举全“六经”，但前“四经”次序与《左传》《商君书》无异。

《礼记》言“六经”次序为《诗》《书》《乐》《易》《礼》《春秋》，与《庄子》稍有差异，此为早期文献特例。《经解》论说“六经”宗旨及得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繁；《春秋》之失乱。”

除传世文献外，郭店简《六德》所记与《庄子》一致：“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则亦载矣。”由此，我们认为，迟至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学术界所讨论的儒家“六经”，其排列次序主要是《天运》《天下》以及《六德》所记载的以《诗》为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应是先秦列举“六经”文献旧制习惯和通说，是当时学术界的文化共识。

二

上引《左传》《商君书》《荀子》《庄子》《礼记》大致根据成书时代先后排列，仔细揣摩各书所载“六经”名目和次序，转换一种观察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勾勒“六经”成为经典教科书目的四个成书历程。

第一阶段为《诗》《书》“两经”，其纂成时间，当在《左传》成书之前，为晋大夫赵衰前时代所纂辑。《诗》《书》并举，先秦文献甚多，前引《商君书》中即有不少，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帛书中亦夥。从现存文献的记载规律推测，在赵衰之前的某个时代，应存在一个较为原始的《诗》《书》“两经”时代，但确凿的文献载录，尚需进一步探索。

第二阶段为《诗》《书》《礼》《乐》“四经”，其纂成时间，至迟在赵衰（？—前622年）所生活的时代。《左传》中赵衰所举“义”之《诗》《书》，“德”之《礼》《乐》，已是当时儒者所熟练掌握的儒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可知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教学所用教科书仍是赵衰所说的“四经”。但是，孔子以自己丰富的学识系统全面整理修订过这些教科书并以此教育弟子，或许也有自己一些新的阐释，故儒家学派由此而兴。直至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所生活的时代，依然保持着《诗》《书》《礼》《乐》“四经”的旧制。

第三阶段为《诗》《书》《礼》《乐》《春秋》“五经”，其纂成时间，至迟在《荀子·儒效》篇成书的战国时代。记微言大义的《春秋》已进入儒家经术范畴，并正式成为儒家师传的必读教科书。战国时代学术隆盛，书籍骤增，在《春秋》纳入儒家经典后不久，《易》也由卜筮书升华为哲学著作从而跻身为儒家研习经典。

第四阶段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纂成时间，至迟在《庄子·外篇》成书的战国时代。《天运》《天下》所举“六经”，基本定型，直至向、歆父子以古文经学家观念重新编排“六经”次序。《庄子》此一成熟定型，在出土文献郭店简《六德》中有双重印证，且《六德》将“六经”分成三组叙述，撰者应是深谙“六经”成书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由“六经”成书的三个阶段推测，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诗》《书》《礼》《乐》“四经”已为士人所熟知。孔子新的创设或许是教学内容新增了《易》和《春秋》，由此形成孔子教授“六艺”的教学范式。孔子对《易》和《春秋》的重视程度尚没有后世古文学家表述的那么显著，但孔子的这一开创为后世儒者所遵从并不断研习、阐释、累加，由此形成孔子之后战国文献如《庄子》、郭店简所举“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称引次序，直至汉初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论说“六艺”尚以此为序：“《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三

《庄子·天下》所言“邹鲁之士”或即为战国善儒术之“博士”，此“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据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战国鲁、魏皆有博士。秦博士除掌“六经”外，亦有占梦博士、仙真人诗博士，至汉初文帝时，尚有诸子传记博士。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出，博士之途逐渐限于儒家经术，而儒术独盛，此即世人皆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时代转型。此时所立，应是今文博士，今文学家沿用先前旧制，“六经”所指，其内涵与《庄子》和《郭店楚墓竹简》所载“六经”应无二致。先秦“六经”俱存，但秦火之后，《乐经》或即亡佚。因此汉初立经授博士实际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今文“五经”的次序依然遵循先秦旧制，直至《史记·儒林列传》仍是如此：“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自《左传》经《庄子》到《史记》，“六经”次序有着基本一致的时代惯例，彻底打破这一格局始至《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观刘歆此言，《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列先后是依据秦火后“五经”发现恢复的早晚次序，这个次序是刘歆根据历史真实的记述还是为反对今文经学、提倡古文经学而特别造设的新论，此需另文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歆是主动有意识地改造了秦汉以来一直沿袭的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序旧制，而变换成用《易》居前的书写顺序，这在他所编撰的《七略·六艺略》亦有明证。《六艺略》序“六经”次序，已是用《易》居前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七略》虽不传，但其基本面貌保存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其志《六艺略》本于刘歆《七略》。观《六艺略》叙录，刘歆编订“六经”新次序的理据，一方面应符合陆德明所言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列。但另一方面，刘歆借“六经”新阐释反对今文经学，极力为古文经学争取政治上的官学地位的目的也很明显。在古文经学家看来，“六经”皆史。与今文学家看待孔子为政治家有所不同，古文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孔子秉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理念，将前代史料加以系统整理，并以此教授弟子，由此将经学和史学合二为一。

自《汉志》“六经”定型后（《乐经》佚，实存“五经”），后世完全遵循此一定制，唐承隋制增至《九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唐太和年间，增至十二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朱熹推崇《孟子》，由此成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遂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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