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著《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钱穆历史政治学研究》出版暨后记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4-09-03 16: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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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元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理论,政治文化。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治体代兴:立国思想家与近世秩序思维》《儒家与宪政论集》(杜维明、姚中秋、任锋合著)等。

《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钱穆历史政治学研究》

任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内容简介】


本书在对钱穆论著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一统、政教关系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治理。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络中获得共和新生的,正如钱穆代表的经史经世之学是在与舶来政治学的会思中演成了传统之现代更生的典型路径。本书所论,不限于政治思想史,更着眼于钱穆这一类先行者指示出的新政治科学。

【作者简介】



任锋,香港科技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传统、政治学理论与历史政治学。完成和主持“比较视野下的大一统政治理论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道统与治体》《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等多部学术著作,在《政治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八十余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目录】

导论


待解缚的先知与被重构的传统:在现代脉络中辨识钱穆

第一章 走向回归的离乡:作为政治学人的钱穆与现代立国问题


第一节 国有与立:钱穆的历史政治思维纵观
第二节 论“钱学”七书:钱穆政治学的门径
附录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

第二章 “眼前有景道不得”?:钱穆与现代思想的宪制进路


第一节 钱穆的“明夷待访录”
第二节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第三节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隐义
第四节 “会通为体,分别为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大义家言

第三章 现代中国立国的治道转型


第一节 “统”、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
第二节 制宪时刻的启蒙迷思:论大国共和的政教问题
第三节 再论大国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新说的三个面向
第四节 三论大国共和的政教维度:民心与治体生成
第五节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附录一 治化的三重世界:严复《天演论》导言探微
附录二 《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

第四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革命立国中的人民与政制


第一节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
第二节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第三节 君道再还:钱穆宪制思维中的元首论
第四节 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
第五节 大国礼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第五章 历史政治学与治体新论

第一节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
第二节 立国之道的新和旧: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
第三节 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
第四节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第五节 治体论与国家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聊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搁置之前关注的现代乌托邦主义问题,回向近世思想学术传统去探索究竟。当时张灏先生笑着问我:是不是要回溯近世,然后再返照现代?坦白说,导师点拨的这一路线,当时在我心中虽有几分意向,终究还属依稀朦胧、恍惚遥远之境。


博士论文研究经制之学,辗转十多个寒暑,逐渐形成了《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要旨之一是揭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立国治体论,后者源自先秦发皇自汉,大显于宋,余波响于民初,探讨已涉入现代学思。在沉浸于古贤思想世界的期间,大约自2013年起,我开始系统精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先是聚焦于《政学私言》,后拓展至《中国文化史导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诸书,流连徘徊于《晚学盲言》,十年之间算是展开了学术行程的另一条路线。



这一路线的开拓,并非有意呼应导师的点拨,而是顺承了自己这十多年来的学思关怀。我曾选用保守宪制的视角来考察故国传统与现代政法转型之间的互动关联。偶然间翻阅《政学私言》,没料到这本小册子为我敞开了前所未睹的先行者视野,也逐渐认知到钱穆先生尚未被世人充分了解的政法学人面向。当然,我这样的称谓仍是出自现代学术分科的专业眼光,并不符合宾四先生推许的通学通人境界。权当是在“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的意义上立论吧!


在《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的写作后期,我不断体会到,钱穆正是传统中那类立国思想家的精神学术胤子,他与周公、孔子、贾谊、董子,与司马光、苏轼、陈亮、叶适,与王夫之、黄宗羲同处一个文明传统,而治体论这一貌似在现代中断的思维其实并未遭遇历史终结。



钱穆对于近千年前陈亮和朱子的论辩公案了然于胸,对于现代中国转型中类似的变革思维与立国思维之争提出了深具历史洞察力的剖解,其学术论衡展现出理解梁启超、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另一种视野。

他的史学、经学、文化学研究,具有深刻系统的立国宪制自觉,这使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呼吁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主,努力摆脱智识上依傍外国的次殖民地困境,探寻独立更新的现代立国道路。这称得上是先知者的旷世希声,为我们开示出了共和治体的文明地基。

受到钱穆先生的启示,我围绕大一统、礼法政教和历史政治学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激励更多人关注这个智识资源的富矿。学界同人们陆续观察到,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以钱穆先生最受重视。另外,从百年政治学史来看,钱穆也因主张中国政治学的内在演化而趋于获得比梁启超更高的学科评价。正如钱先生所言,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国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政局。

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络中而为共和加冕的,正如钱穆代表的经史经世之学(也包括严复、梁启超的晚期转向)是在与舶来政治学的会思中演成了传统之现代生成的典型路径。本书所论,不限于政治思想史,更着眼于钱穆这一类先行者指示出的新政治科学。我们应汲取这些学思资源中灵动的智慧,在历史的、比较的、实践反思性的维度上继续推进他们未竟的事业。

与杨光斌、姚中秋两位同人的切磋琢磨推动了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燕华、尧尧的共同成长见证了我的不惑岁月。感谢沈蜜、杜立昊博士帮助处理了文本的注释、文献细节。

是为记,莫蹉跎。

任锋

壬寅年夏于倚窗望川居
修定于癸卯年正月
再定于是年冬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