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化视域下的女性自觉
作者：范必萱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元2024年9月3日

摘要：君子之道植根于中华元典精神之中。中华元典精神所涵盖的“乾道”与“坤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君子”一词的含义在文明进程中逐渐演进为“品德与才能”的象征，从此“君子人格”的内涵跨域了社会阶层的局限，君子形象更为立体，故而君子人格的内涵理应跨越男女性别的局限。女性也可以成为“君子”。由于坤道懿德的熏陶，君子人格也是中华女性向往的理想人格。当下，在我们呼唤“君子文化”回归的时候，女性的文化自觉正在兴起，“女君子”群体的形成必将成为“君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君子之道；坤道懿德；女性的文化自觉；女君子。

一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汇集了世界多种文化体系。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拥有本民族的性格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呈现出广博、深邃、包容、坚韧的特质。千百年来，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的磨难，但是君子人格精神依然保持着崇德向善、修己利他、清正刚毅等文化基因，坚守着中国人的道德理想。

早在西周时期，“君子”一词就已广为流传。当初“君子”的内涵是指拥有权利的贵族阶层男子。自《易经》一书问世，孔子及其门人所著的《易传》十篇，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君子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升了《易经》的哲学高度，建立起“易道”的思想体系，因而赋予“君子”尊贵而亲切的人格含义，创立了君子文化的雏形。“君子”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格象征，演进为对有德有才的男子的尊称。从此，“君子”一词跨越了阶级屏障，打通了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在心性本体的限制，君子文化在人格主体的层面体现出平等观念，也就是说，人人皆可以成为君子。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做‘君子’”。梁先生又说：“孔子有个理想的人格，能合这种理想的人，起个名叫做‘君子’”，“‘君子’这个名词，要想下一个恰当的训诂，极不容易，因为它是表示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孔子指出种种标准，作为人格的楷模。能合这标准，才许他是君子。”[1] 这是梁先生对君子人格概念的阐述。

君子的标准，《周易∙文言传》提出君子四德，应是基本准则。《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文言传》 以“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个字，将大化流行的天象应用到人道君子的德行修养上，认为“元”是众善之首，在君子的修养上就是仁，君子以仁为体。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道德首出，仁为根本”。儒家推崇的“五常”、“四端”、“三达德”以及“恕道”等等义理，都是把“仁”放在首位的。这是讲“元”是众善之首；乾卦的“亨”，象征美好的人际交往，应符合礼仪；“利”，是讲道义的聚合；“贞”，是指做事应守正道。乾卦的“元亨利贞”即为君子的“四德”，即仁、礼、义、事，这与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基本相同。可见，进德修业，忠信立诚，是君子修为的基本原则。

君子的种种标准，蕴含在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之中。自《周易》建立君子人格的基本概念之后，在儒家《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典籍中，君子人格的内涵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统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耻等伦理范畴，君子人格逐渐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君子文化中的“君子”，往往是与“小人”相对的。“小人”一词也有多种含义。在古代，“小人”是指地位低下的普通民众。后来随着君子文化的形成，“君子”一词的内涵演进为“道德高尚、具有才能的人”之后，“小人”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泛指社会生活中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德行卑贱的人。在《论语》中，以君子与小人对举的经典名句很多，譬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通过君子与小人不同品格的对举比较，赞扬君子高尚的德行。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在此处所说的君子，是指在上位者；所言小人，则是指下位者。上位者应以德修身，以身作则，为善亲民，以德化民。钱穆先生在他的《论语新解》中对此注解道：“凡其人之品德可以感化人者必君子。其人之品德随人转移不能自立者必小人。是则教育与政治同理。世风败坏，其责任亦在君子，不在小人。”[2] 钱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树立“君子之风”的重要启示。

从另一角度看，君子与小人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今日之君子，如若不能保守君子之节操，日后亦可能沦为小人；今日之小人，若能反躬自省，学君子之识，养君子之德，实君子之行，也能够成为君子。

二

在《易经》中，乾坤两卦是“易”之门，是六十四卦的核心。乾卦与坤卦勾画出的阳刚与阴柔，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宋儒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分析甚为详细：“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种阴阳交合互补的关系，正是万物化生的自然本源。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中国文化中这种阴阳交合、互生互补的自然观，正是乾道与坤道蕴含的天地之大义。

孔子的学说，尤以人格的培养与教化为重。“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是孔子提倡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孔子教育的平等性和包容性。孔子提出的人格标准，按照《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士君子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是“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生命境界，是儒生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同人身的肢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这说明“四端”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意识的发端，是人类共有的潜在道德行为的本源，凡人类皆俱之，并无男女性别之分。圣人的这些教诲，都具有人格教育的普适性。君子之学与君子之行，既没有社会身份的分别，也没有男女性别的区分。男女性别的不同，只是生命形态的不同，而在心性本体上则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在君子文化的视域中，君子之道所蕴含的对人性的关怀，是同等的，既跨越了社会阶层的屏障，也跨越男女性别的屏障，它面向的是每一个独立的人格。因此，君子文化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怀，自然包含着对女性的关怀。

《周易》乾、坤二卦提出了君子文化的基本概念。《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是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系辞传》提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天，为阳，乾道化生一切阳性事物（包括人道中的男性）；坤为地，为阴，坤道化生一切阴性事物（包括人道中的女性），这是《易传》从哲学的高度提出的大化流行的宇宙观，阐明了“阴阳之道”的动、静、刚、柔四个特征，以及“男女有别”的自然特性。乾道象征天道运行，周而复始，君子要效法乾道之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 《文言传》阐释坤卦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道象征大地之广阔，意味着坤道中的君子通达文理，行中道，把内在的美德推展于外在的事业，这里所指的君子，包含着女性。“美在其中”，“ 美之至也”，不乏对中华民族优秀女性坤道懿德之赞美。“厚德载物”， 慧中秀外，是女性君子人格的彰显。

《诗经∙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描述美丽贤良的女子，只有君子才能相配。《诗经》是讲“正夫妇之始”的“义法”。蒋庆先生在《读经与中国文化复兴》一文中说：“《诗经∙周南》讲‘文王之化’熏陶出‘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又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人类一切良好的政治、历史、文化都必须建立在统治者夫妇关系符合‘正道’之上，夫妇关系一坏，则一切都坏。这是因为统治者身居上位，为‘风化之所出’，与民众的关系是‘上风下草’的关系，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若不符合‘正道’，会直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古今中外因‘夫妇不正’造成的政治灾祸史不絶书。而所谓‘正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所以，‘正夫妇之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3] 君子之德与淑女之德相配，是“正道之始”的关键，是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基础，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

三

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女性，在人格上既保持淑女贤良的自然属性，又在社会舞台上展现出卓越的社会价值。她们以特有的坤道懿德，直接或间接地为“君子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据史料记载，在远古时期，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缫丝制衣的技术，改变了当地百姓以往用兽皮、树皮遮体的状况；嫘祖辅佐黄帝管理部落，开创了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嫘祖还首倡婚嫁习俗，初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文明。黄帝是有据可考的人文始祖，嫘祖被誉为“人文女祖”，后人还称嫘祖是“先蚕”圣母。

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女政治家。商代后期形成隆重的祭祀祖先的“周祭制度”，以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家族和部族之间的凝聚力。妇好经常在王室和贵族举行的祭奠仪式中担任主祭，可见妇好拥有至高的政治地位。商王武丁多次命妇好率兵征伐夷人，为商朝收复了不少土地。妇好每次班师回朝，商武王都要到城外迎接，反映出武王对妇好的尊重。武丁时期是商代的中兴时期，这与妇好的辅佐是分不开的。虽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妇好的功绩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但是从1976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中，提供了不少研究妇好的参考资料。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建立。周朝的礼制对女子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女子天性中的美德得到彰显。“周室三母”的懿德嘉行，为古代女性树立了榜样。周室三母，即太姜、太任、太姒，她们以忠贞和顺、仁德明理、诚挚庄重的品行，对子女广施德教，辅助周朝王室成就了德治的功勋。在“周室三母”之后，还有周武王姬发的王后邑姜。邑姜是姜太公的女儿，周成王姬诵、唐叔虞的母亲。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针对周武王所说“予有乱臣十人”一语，指出辅佐周武王治国的十个大臣中，还有一位是妇女[4]。这位妇女就是邑姜。宋儒朱熹对此作注说：武王的十位“治乱”之臣中，是“九人治外，一人治内”，说明邑姜对内宫的治理功绩显著。从周王室四位母亲的功绩看，周朝之所以能延续国运约800年，除了建立健全礼乐制度之外，还与这几位女性“以德化天下”的贡献有关。

西汉刘向编纂的《古列女传》中记录了一百多个从上古时期至汉代妇女的历史故事。首卷是“母仪传”，赞颂妇女教子有方、母仪天下的功绩，其中“邹孟轲母”的篇章堪称典范。孟母教子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孟母深明大义，深谙礼法，她以君子人格要求自己，以君子人格影响教育孩子，一以贯之，为中国培养出孟子这位伟大的“亚圣”。孟母是“母教文化”的楷模，开启了中华母教文化的篇章。继孟母之后，还有陶母、欧母、岳母等伟大的母亲，她们以纯正仁德的母爱，以自身潜在的君子人格，为中国培养出圣贤、君子和社会有用人才。

东汉时期著名女史学家班昭，出身于儒学世家，她以广博的才智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继承父亲班彪和长兄班固的遗志，完成了《汉书》的续写。在她撰写的《汉书∙八表》中，以儒家德治思想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体现出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班昭曾应皇帝延请，到宫廷做了皇后的老师。她以儒家的坤道懿德教导后宫嫔妃。在汉和帝驾崩之后，因为继位的皇帝还小，由邓太后主政。邓太后请班昭参与政务，班昭以一己之力，辅佐邓太后执政。可见班昭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知识，还具有经世致用的能力。班昭晚年在身患重病期间，不忍看到家族内的女孩子们无人教导，担心她们将来出嫁之后由于不懂人伦大义，不懂妇道，会影响家庭幸福，于是她带病写下《女诫》七篇，以古圣先贤的教诲来教导女子，让她们懂得明德、明伦、知礼、复性的道理。《女诫》写成后，她让女子们各自抄写一份保留，以便出嫁后可以随时遵照奉行。这份手抄的《女诫》后来流传于坊间，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教女课本，直至民国时期。班昭的德行和才华，以及她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女君子”。

班昭留下的《女诫》，开创了我国女性自我教育的先河。之后有唐代宋若莘姐妹的《女论语》、明代徐皇后的《内训》以及明末王相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后人称这四本书为《女四书》。《女四书》的内容上虽然存在历史观念上的局限性，但是却体现出中国女性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

载入现代史册的女君子，也不乏其人。例如：1936年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被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就是一位女性。史良出身清贫，她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她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断然拒绝了反动派诱降的阴谋，始终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七君子”以大义凛然的正气，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史良还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号召有血性的妇女走出家门，奋起救国。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史良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组织起草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从此，在我国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制度，保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史良认为，“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史良是女中豪杰，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献身于“为生民立命”大业中的女君子。

在近代，也涌现出不少新时代的女君子。例如：1997年，有一位带领180名受害老人作为原告， 勇敢将整个日本告上法庭的女士，她的名字叫王选。王选以惊人的毅力，以个人名义与日本打了42场国际官司，终于迫使日本向世界承认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1995年， 随丈夫在日本工作的王选女士意外得知一个信息：她的老家崇山村五十年前流行的鼠疫及炭疽病与日本的细菌战有关。她联想起早年听父亲说过，日本侵华时期，家族中有8位亲人因鼠疫夺走了生命，又想到17岁到崇山村插队时，看见一些受炭疽病折磨的老人。她义愤填膺，决心要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于是她毅然辞去年薪50万的工作，回到国内搜集证据，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耗尽百万家产，往返于两国之间发起诉讼。在42场国际官司中，她独自出庭的就有18次。尽管屡遭败诉，但她坚持不懈。她的正义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终于在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给出最终判决：日本承认了731细菌部队曾对中国实施过细菌战的事实。这一判决结果，使长期以来日本731细菌战的罪行从模棱两可的推断成为事实，从此将日军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王选以她的一己之力，以她的“不忍之心”和侠肝义胆，赢得了世间道义的胜利，体现出一位知识女性的勇敢精神和社会良知。

另外，在经济领域，有一位敢于向邪恶势力开战的女君子，她的名字叫刘姝威。2001年，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刘姝威在偶然情况下，发现蓝田股份财务造假。她没有沉默，而是在《金融内参》捅破了蓝田股份的泡沫。蓝田为此起诉了刘姝威。此时没有人站出来帮她，她只能孤军作战。在遭到恐吓和死亡威胁时，刘姝威坚信自己的推理和结论没有错，她说：“我是一名学术研究者，现在却变成一个巨大势力集团的对立面。我没有选择，只能以死相拼。”于是，刘姝威借助媒体发表了2万多字的文章《蓝田之谜》，进一步公开分析蓝田财务造假的过程，使蓝田事件暴露于世。最后随着相关部门的介入，蓝田神话宣告破灭。2002年，刘姝威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至2015年，沉默了12年的刘姝威，再一次逆流而上，勇敢发声，质疑乐视股份的贾某某巨额减持套现的异常行为。但是她的这一次开火不但没人理解，反而遭到来自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民间的围攻，遭到网上群嘲。刘姝威依然没有妥协，又是孤军作战。直到乐视分崩离析、股票退市时，人们才想起这位“吹哨人”，才明白刘姝威的预见性和良苦用心。刘姝威是孤勇者，她彰显出一位当代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君子人格。

我们不会忘记坚守在大山深处的教育工作者张桂梅，她以纯朴善良的大爱点亮了贫困山区无数女孩的未来。她倡导性别平等，唤醒了女孩子们的文化自觉，她用真诚的爱心去温暖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面对病魔，她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她的事迹感动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可以堪称“女君子”的优秀人物。她们的功绩，虽然在史学家的笔下有所忽略、有所遮蔽，但是她们的足迹却真真切切地留存于世间。诚如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所赞誉的那样：“她们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5]

杨绛先生曾经指出：“人生一世，需有三个自觉，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人的这一生，就是在自我探求中，逐步觉醒的过程。”[6] 女性个体生命的成长，充满灵动与顽强，每一位追求自我完善的女性，都能在“君子文化”的大厦中找到安顿身心的居所；而女君子群体的成长，则需要一个从“自觉”到“自信”、从“自信”到“自在”的过程。

面对当前各种文化交汇、中西文明冲突、价值评判标准错乱的复杂世态，中国人的心理充满迷茫与焦虑，亟待呼唤君子文化的重建与回归。只有君子群体的力量形成合力、形成矢量时，君子人格的道德之“风”才能引领纷繁芜杂的旷野之“草”；也只有在社会环境风清弊绝之时，儒家所追求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当下，在我们呼唤“君子文化”回归的时候，女性的文化自觉正在兴起，“女君子”的群体正在形成，这个群体必将成为“君子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注释

[1] 梁漱溟《中华圣贤讲什么》第一篇，中华书局，2016

[2] 钱穆：《论语新解∙12∙19》

[3] 引自：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四川人民出版社《儒学的时代价值》第107页。

[4] 《论语》泰伯篇第二十章，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5]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之《中国妇女》。

[6] 引自【知乎】：杨绛先生百岁那年，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