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敏】康熙日讲述略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4-09-05 21: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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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日讲述略

作者:杨阿敏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廿六日丙申

          耶稣2024年7月31日

 

康熙朝日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御前讲席,自康熙十年四月始,至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止,持续十五年,日讲近九百次。康熙帝是日讲制度最成功的实践者,其勤学之精神,不仅远迈前代帝王,即比之士大夫读书人,亦不遑多让。对于日讲的目的,康熙帝有着清醒的认识:“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问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治国,要能躬行实践,不徒为口耳之资。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康熙朝日讲的研究,或从日讲与政治、社会、学术和帝王教育的关系入手,或着眼于清代经筵制度的沿革与礼仪,对于康熙皇帝日讲活动本身的探究不够深入完整,本文希望能就康熙日讲活动做一系统梳理,以呈现日讲活动的整体面貌。

 

本文论述以《康熙起居注》为依据。《康熙起居注》的记录始于康熙十年九月,终止于五十七年三月。起居注官均由日讲官同时担任,其侍直御前、直接记注的方式使得《康熙起居注》较之《圣祖实录》更加真实可信,且《圣祖实录》对《康熙起居注》多有删改,故而本文径取《康熙起居注》。

 

一、学问之道 必无间断

 

日讲活动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与康熙皇帝本人的勤学是密不可分的。康熙十年四月初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康熙皇帝对于隔日进讲犹未满足,晓谕以后由隔日进讲改为每日进讲:“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据旧例,日讲每岁自二月经筵大典后开始,夏至日停止。八月经筵大典后开始,冬至日停止。康熙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讲官以旧例夏至辍讲奏明,上曰:“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待至六月溽暑,再来请旨。”五月二十九日,正值炎暑,讲官因前次旨意,再行请旨,希望能停讲。康熙皇帝虽然同意了停止日讲,但仍要求照常进呈讲章,以便在宫中学习:“朕御讲席,殊不觉劳。尔等退后,朕在宫中亦不时温习,未有间断。今既溽暑,姑停数日。讲章仍照常进呈,以便朝夕玩阅。”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康熙帝不待举行秋季经筵大典,即吩咐讲官开始进讲:“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尔等即于本月二十五日进讲。”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帝以天气犹未甚寒为由,仍令讲官继续进讲。这个月的十三日,康熙帝传旨照旧例冬至后辍讲,但又以为若等春季经筵大典举行后再开讲,过于迟久,吩咐于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曾传谕讲官:“天气虽寒,朕于宫中煖阁可以进讲。且机务少暇,每日披览经义,于学问多所裨益,不必停讲。”观康熙帝这些举措,或于寒暑时节继续进讲,或于春秋经筵大典前提前开讲,无非是为争取时日,多学一些。

 

除上述日讲常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更能见康熙帝时刻不忘日讲之事。康熙十二年三月初四,康熙帝因修葺宫殿,暂时移居瀛台,仍吩咐讲官照常进讲:“今缘修葺宫殿,明日移驻瀛台,暂居数日。讲书之事最要,不可少间。尔等仍照常每日至瀛台进讲,今日暂停。”康熙十六年十二日,先是传谕讲官:“今日政务繁多,可少候进讲。”中间又传谕说:“今日事虽繁,事毕仍进讲。”最后传谕说:“欲事毕仍令进讲,一时料理未完,今日且暂停讲。”最后虽然没有进讲,但其在繁杂政务中,尚惦记着进讲之事,足见其用心。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讲官为皇上万寿节之事,请求自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停讲,康熙帝表示:“讲书深有益于学问,朕爱听不倦。前偶尔违和,辍讲数日,心尚歉然。朕意欲将《诗经》速速讲完,不必停也。”而这次康熙帝确实没有休息,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均照常进讲《诗经》。

 

康熙作为皇帝,日理万机,毕竟不只有读书一事,所以在这十五年的时间中,日讲也并非逐日进行,现实情况也不允许。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曾说:“朕比来每清晨诣太皇太后宫问安,又亲为皇太子讲书,并披览他经及古文,以此宫中略无暇晷,所讲《诗经》不得逐日无间,应须陆续进讲。然讲论经义,未尝刻忘于心,尔等照常伺候,有暇即召尔等进来。”而有时辍讲时间还颇长,如康熙十三年,自上一年冬天十二月停讲以来,直至九月初五才恢复日讲。对此康熙帝心中也颇为不安。为此,九月初一康熙帝吩咐乘间进讲,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学习。

 

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六日,上谕曰:“《春秋》《礼记》朕在内每日讲阅,尔等将《诗经》《通鉴》讲章每日捧至乾清门豫备,诣讲筵行礼进讲为时良久,有妨朕披览书籍。其每日豫备,着暂行停止。《诗经》《通鉴》讲章俱交与张英,令其赍至内庭。”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日讲至此停止,但康熙帝并未放松学习,只是不再需要讲课这一形式,对经典的学习仍在继续。自古帝王好学右文,往往虚应故事而已,少有持之以恒者,康熙帝日御经筵,盛暑隆冬无间,为自古所未有。

 

二、先亲讲 后进讲

 

康熙帝对待日讲,不只徒应故事而已,还很重视学习的方法与效果。在早年,他对此即有清醒的认识,在进讲之后,还勤加温习。心有所得,必考正于人。

 

在讲官进讲之后,康熙帝还提出自己覆讲的方式。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谕曰:“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应若何举行? 尔等会议具奏。”康熙帝认为讲书务求实学,若不覆讲,则进益与否,无由得知。关于覆讲之事,据《康熙起居注》对于日讲的记载,并未见施行。只有康熙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康熙帝认为自己究心《四书》已久,命讲官试举一章,令其讲解之事可算是。

 

与此议稍有不同,据其后的日讲记录,这次上谕的精神具体落实为亲讲,其形式为: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形式上虽有区别,而与覆讲的目的则是一致的。

 

由亲讲可知康熙帝对于经典的学习程度。皇帝本人亦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到经典的讲论之中,与但循旧例者的学习效果必将大不相同。康熙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讲进讲: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一章,告子曰性犹湍水也一章。康熙帝先试讲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一章,讲完后,讲官仍进讲性犹湍水也一章。此处讲官只讲未亲讲的一章,应属特例,故而记载有所区分,点明讲官所讲。而据康熙十六年五月的记载:“十三日戊子。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进讲: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一章。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同月十八日的记载:“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进讲: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并未如前有所区分,则照常进讲应包括康熙帝所亲讲过的章节。亲讲亦成为此后惯例。

 

三、讲求治道

 

听讲之余,康熙帝常就相关问题询问讲官,勤学下问,务求实学。或论治道,或讲经典,或谈文章,或评史事,总是要讲求治道。如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五其对于讲读内容的询问,比较典型地记录了日讲之余康熙帝与讲官对话的情景。康熙帝读书毕竟是为了有资于治道,故而关于治国之道的讨论,常见于日讲之中。

 

康熙帝认为服人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熊赐履告之以以道服人,自然心悦诚服。若要以道服人,这又离不开平时将道理讲究明白。同年九月,康熙帝也曾表示:“看来讲明道理要紧,若无这道理,一切事务都无凭发落。”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与讲官论及治道时,康熙帝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与之前熊赐履所说一脉相承,由此亦可见熊赐履对其思想之影响。

 

讲求治道,用人为先。自古以来,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者,皆由于疏正人、亲小人之故。如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讨论律与例的问题时,康熙帝说:“律与例不容偏废。律有正条,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 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若不得人,则用律亦不能无弊。而用人之先,又必能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不可不辨,有似君子而非君子者,亦不可不察”,因而讨论君子小人之分的次数较多。

 

在康熙帝看来,只有君臣上下同心尽力,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因进讲《尚书》,康熙帝有感而发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十九年四月初三又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康熙帝认为尧、舜、禹、汤以来,心法、治法具在《尚书》。反复致意之间,也凸显了他试图从经典中寻求治道的努力。

 

四、道学之士 必务躬行心得

 

康熙帝与讲官的对话中,可见浓厚的理学气息。如对于学问之道,认为应以正心为本。其对于文章的看法,即秉持着理学家的一贯立场:“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亦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重道轻文,文之可贵在于载道而已。对于释道二教的态度,他曾对熊赐履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明确表示崇尚正学,不信异端。且对民间一有丧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炼化之事,深以为非。这都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对佛道的态度,实际上则并不完全排斥。

 

此外,康熙帝还经常与讲官直接谈论理学话题。如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讲毕,上召赐履至御前,谕曰:“朕昨观《大学》,格物二字最是切要工夫,盖格物即穷理也。”对于格物的解释,历代聚讼纷纭,此处康熙所论为朱子的观点。《大学章句》释“格物”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与康熙帝尊崇朱子学的立场是一贯的。但他并没有公开反对阳明学:“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道理亦为深微,乃门人各是其师说,互为攻击。夫道体本虚,顾力行何如耳。攻击者私也,私岂道乎?”对于宗守朱子学与阳明学,康熙帝以为“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

 

上举格物之说以外,还曾询问讲官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所指为何。然不论如何谈论,康熙帝对理学有一根本看法:“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这就涉及到知与行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帝曾问曰及知行合一之说? 熊赐履对曰:“宋儒朱熹云: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此言极为稔实。知行合一乃后儒穿凿之论,毕竟有病。”这一回答得到了康熙帝的首肯,表明他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先知后行,行重于知。对于先知后行之说,康熙帝主要的表现在于鼓励读书:“凡出仕之人,须读书明理,方有裨益。若不能通晓文义,焉能治民理事?”只有先讲明道理,行事方不致盲目。

 

对于行重于知之说,康熙帝则表现为反对空谈理学,要在能身体力行:“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康熙帝认为当时自夸诩为道学者,惟口为道学之言,不能实践者甚多。而他深恶痛绝的假道学,也主要指不能实践者。

 

对理学诸书,康熙帝用功颇深。他自幼喜读性理之书,晚年总结读书心得说:“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曾与大臣谈及《太极图》《西铭》《皇极经世》《近思录》《性理大全》等书。

 

五、讲章以简要 明白为尚

 

讲章不仅供讲官进讲之用,也是皇帝温习的重要辅助,在停止日讲,只进呈讲义时,其作用就更加重要。因此,康熙帝一贯重视讲义的撰写,对此发表过不少意见。明代张居正所撰讲义,是康熙帝评价讲章的重要参考。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八,“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熊赐履、喇沙里、孙在丰进讲: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一章。讲毕,上召赐履至御前,谕曰:‘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江陵直解更为切实。’”明代张居正为讲官时曾给万历皇帝进讲《四书》《尚书》《资治通鉴》等书,后将讲义刊刻成书。康熙帝此处评论讲官所撰讲义应是《论语》讲章,后来编辑成《日讲四书解义》一书。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四,就皇太子的教育问题,康熙帝再次谈及两书优劣问题:“四书粗解之,则张居正《直解》为佳,欲求精意,莫过于《日讲解义》。皇太子诚能通贯此书,自克明晰义理,惟视其力行何如耳。不然,徒滋繁言何益?”指出学习《四书》之法,可先读张居正《四书直解》,再读《日讲四书解义》,最终落实在力行上。

 

康熙帝对于每部讲章的撰写基本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前述的《四书》《诗经》之外,还就《尚书》《易经》《礼记》等书的讲章撰写工作做出过指示。对于《尚书》讲章与《四书五经大全》诸说有所不同,康熙帝曾就此询问讲官:

 

上问:“所撰《尚书讲章》与《大全》诸说不同?”廷敬对:“《大全》一书,杂引诸儒之说,《讲章》专主蔡传,其《大全》精要处俱已该括在内。”方蔼对:“《大全》以外,尚有《注疏》。蔡沈作集注时,其可取者俱已采入。《大全》一书,亦发明蔡传之意而已。”上问:“《注疏》与《大全》何如?”廷敬对:“《注疏》虽汉、唐儒者之书,其言克明俊德,为能明显俊德之人平章百姓,为百官族姓。其义甚短,不如《大全》所解之正。”上曰:“然。”

 

由此可见康熙帝不仅学习讲章而已,还主动阅览其他典籍,故能提出此问。讲官因《大全》一书,遂将《尚书注疏》一并提及,表示蔡沉撰写《书集传》之时可取者俱已采入,而《大全》也不过是发明蔡传之意,所以不必再参考《尚书注疏》。

 

经典之中有些词句对于统治者而言,看来可能不是很顺眼,讲官为了避忌,揣摩上意,也许就会忽略这部分内容不讲。如《易经》亢龙有悔一节:

 

早,上御乾清宫,讲官牛钮、孙在丰、归允肃进讲:劳谦君子有终吉一节。上亲讲:亢龙有悔一节。讲毕,上顾孙在丰问曰:“亢龙有悔一节何以注在不应讲之列?”孙在丰奏曰:“因乾卦文言有此一节,前已进讲,此节重见,字句皆同。且亢龙意义似宜避之,是以不讲。”上曰:“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孙在丰奏曰:“诚如圣谕。帝王保泰持盈,有大能,谦则豫。尧咨舜儆,兢兢业业,实同此心。皇上以此为心,真天下万世之福也。”

 

前朝的朱元璋就曾命人删节《孟子》,而康熙帝则无此避忌,命令讲官以次逐节进讲。这种保泰持盈之心,也保证了康熙帝能够顺利在位六十一年,而不致如前代许多帝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易经》讲章的撰写,讲官曾上奏说:“臣等详绎《易经》一书,卦辞言一卦之统体,爻辞言各爻之时位,其义各有不同。《解义》内每卦之前,须总论一段,发明卦爻之旨。”康熙帝指示说:“《易经》卦爻之义原各不同,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之人,初上二爻主受刑之人,每爻各有取义,必得此一段,方觉全卦之理了然。诸卦可即照此式撰刻。”康熙帝对于《易经》有着特殊的偏爱,但又深感《易》学最难,曾对讲官说:“《易》理精微,难以意测。就讲章披览,词意亦甚分明,然寻绎圣人系辞取象之旨,实非言语所能尽意,故《易》学最难。”且以不能一一体认,见诸躬行为憾。

 

康熙帝于经筵日讲之外,更命儒臣分撰《春秋》《礼记》讲义,他曾批评张英等人所撰《礼记》讲章不佳。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记载:“张英人亦谨厚,但无主见,且怠惰。朕再三谆谕,并不肯细心体认文字。当日尚好,自此番来甚觉嬾惰。如《礼记》讲章将来欲传于后世,岂可不斟酌精当。且《礼记》多汉儒傅会之说,翰林官不过照旧时解义敷衍词章,其中是非理宜自加体察。向来熊赐履屡言张英止属谨慎之人,其中却无主见。”从康熙帝的批评中,可见他是认真研读过进呈的讲章,所以能深中其弊。《礼记》讲章直到乾隆时期才编刻成书。

 

六、崇儒重道

 

对日讲官的选择,康熙帝也十分重视。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说:“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没有忘记这些讲官对他的教育,且虚心称自己限于资质,未能融贯,不过得其大概。其拣择的标准一般考虑人品与学问如何,加之以试讲,综合考评。如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大学士、学士等会同翰林院学士等为日讲员缺,将正黄旗侍读学士多奇、镶黄旗侍讲学士邬黑选择引见。上问曰:“此二人何如?”大学士明珠奏曰:“多奇虽为人平常,学问优通。邬黑才具堪用,学问不及多奇。其侍讲学士顾巴代前日试令讲书,据伊言眼目昏花,故不入选。”上颔之,顾问学士牛钮。牛钮奏曰:“多奇为人谨慎,学问颇优。邬黑才具堪用,长于办事,先以侍讲坐名补用,学问较之多奇稍逊。”上问曰:“多奇学问与谁相等?”牛钮奏曰:“与臣等仿佛。”上又问曰:“邬黑出差尚未回耶?”明珠奏曰:“邬黑尚未回来。”上曰:“多奇着补充日讲官。”谕毕,牛钮等出。

 

日讲官的人选一般是先由大学士会同翰林院学士等简选材品优长、学问淹通者具奏,然后再由康熙帝亲自拣择。决定具体人选时,康熙帝总是先让大学士陈述对于候选者的评价,供其裁择。结合自己对臣下的认识,确定日讲官的人选。有时也会参考翰林院的考试成绩。在评价各人学问时,康熙帝又将之区分为记诵与著作两方面,更加看重善著作者:“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而不知著作之难,则不自量矣!”不独在选择讲官时注重学问,任命其他官员时,康熙帝亦常问其人学问如何。

 

对于讲官,康熙帝也常能体贴下情,给予特殊关照。如康熙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上谕曰:“汝等讲书之前,既已行礼,讲书毕,着免行礼,此朕尊崇儒道之意。”在物质生活上,康熙帝也对于讲官有所优待。康熙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讲毕,谕达礼曰:“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常不辍讲,以故翰林官员每次随从。但翰林各官,俱系远离家乡,京城毫无资产,常川随朕,不免艰苦,殊为可念。嗣后扈从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物件,酌定数目,由内给与。此等物件,在何处驼载随行,着一并议奏。”康熙帝能考虑及此,真是体察入微,绝非何不食肉糜者所能想见。

 

还不时给予讲官特别赏赐,对其每日进讲,寒暑无间,著有勤劳,略示优眷儒臣之意。如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特赐满汉讲官貂皮、白金表里。康熙十六年九月初六,因之后天气渐寒,特赐讲官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缎各二疋,以示重道崇儒至意。讲官喇沙里病故后,康熙帝念其“自任讲官以来,在内则讲筵尽瘁,在外则扈从勤劳,曾无一事少旷职业”,考虑到其身后“家无余资,特赐银三佰两,为一切治丧之费”。

 

对待讲官,康熙帝还是比较优厚宽容的。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进讲:呜呼慎厥终一节、王归自克夏二节、夏王灭德作威一节、肆台小子一节、上天孚佑下民一节、俾予一人一节。上天孚佑下民一节,原不应讲,进讲章单内错写应讲。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玉书讲毕出,随欲检举。上遣侍卫传谕说:“错误亦事之常,且系小错,不必认罪。”讲官等对此次宽免要谢恩,康熙帝还推辞,以为此次错误原系小节,不必谢恩。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讲毕,谕牛钮等曰:“讲官严我斯身体肥重,难于趋走,如忽痰升喘嗽,恐有失大礼。我斯在讲幄効力年久,仍以讲官照常办事,凡遇升殿御门,免其侍班。尔等可传谕行。”考虑到身体状况,对其加以特别安排,避免失礼犯忌。

 

七、结语

 

康熙帝五岁开始读书,早夜读诵,无间寒暑,至忘寝食。年十岁,益博综群书,潜心好古,背诵不遗。年十三,援笔为文章。“冲龄读书时,奉圣夫人爱护圣躬,恐勤诵过苦,乃匿所读书,冀得暂辍,皇上必索读之不少休。太皇太后尝谓皇上曰:‘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上亦不为止”,其好学不倦盖出于天性。贵为天子,自然不用为科举功名而苦读诗书,而能锐志坟典,沉潜理义,理政之暇,犹未尝废书卷,读书人亦难以企及。史书记载,容有溢美,然其始终如一,则不可轻易否定。

 

康熙日讲依次进讲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其中,十六年以后又兼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停止日讲之后,《礼记》《春秋》二经则只是进呈讲章供皇帝阅读。在长达十五年的日讲期间,为保证学习的连续性,康熙帝尽可能在日理万机之余照常开讲,其好学之程度,有目共睹。为了更加有效地学习,康熙帝在讲官进讲之前亲讲一遍,又在讲毕之后,常就相关疑问询问讲官,与之讨论,不只是被动接受而已。对于讲章的撰写,康熙帝十分关心,对诸经讲章的撰写均有具体指示,对讲官的任命也是综合考察多方面因素而后定夺,平日对讲官亦颇为宽厚,显示了其崇儒重道之心。康熙日讲虽是天子之事,然以读书人视之亦无不可,虽有讲求治道之目的,而初则不过读书明理而已。故其好学不倦之精神,足以为后世楷模。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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