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及其在治疗文化中的解体

作者：阿尔伯特·诺顿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来自阿哥斯（Argos）城垛的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在观察灯塔的烽火，期待它宣告阿伽门农（Agamemnon）回家。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Sir Frederic Leighton）(1874)

阿伽门农是阿哥斯(希腊东南一古城)的国王，在特洛伊被围困的十年中一直在外地，现在终于胜利回家了，还带着俘虏的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Cassandra）。等他回家的是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想想一下她站在阿哥斯城城垛遥望大海，观察灯塔的烽火，期待它宣告阿伽门农回家。她的双手紧握放在身前，偶尔抓住或者缠绕裤子。她的脸上是一幅悲伤的表情，双眼凝视前方，与此同时还表现出一种无比坚定的决心。她在纳闷过去的这些年意味着什么？不，比这更加糟糕。在阿伽门农离开之前，他牺牲了他们的女儿伊菲格涅娅（Iphigenia），将其当作祭品献给女神以便获得吹向特洛伊的顺风并取得胜利。十年来，克吕泰涅斯特拉已经下定决心要报复，要杀死阿伽门农。她已经预测到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是公元前500年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创作的希腊悲剧的主题。报复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当然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处境，理解她的感受。谋杀阿伽门农的计划早就决定了。她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并不紧张不安。她之所以感到悲伤是因为她在过去10年所遭受的痛苦，加上阿伽门农之死悲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她在这场悲剧中发挥的作用。

在《刺猬评论》的最近一篇文章中，玛莎·贝勒斯（Martha Bayles）写到，与悲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在传统上说是同情和恐惧，但是，与戏剧中情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剧中人物的情感，而是你在观剧时产生的情感。你被期待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在此案例中，你感受到对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同情，但是因为你对其困境的模仿欣赏，还有一种恐惧是你本人在类似的悲剧环境中可能做出同样之事。

在那些异教徒时期，宿命论意识占支配地位，人们强烈感受到一种必然性。异教徒的宿命意识是波爱修斯（Boethius）在公元523年的《哲学的慰藉》的主题之一，他在尝试摆脱萦绕在心头的异教徒宿命意识，这与基督教的信仰截然相反。我们常常想到异教徒的宿命意识，意味着他们蹒跚前行，成为众神的玩物，在人生大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那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仍然存在一种个人责任意识。希腊悲剧通常转向主要人物的道德缺陷，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对他们抱有某种同情。

西奥多达林普尔著《可羡慕的逃避：心理学如何破坏道德》

当我遇到贝勒斯的文章时，悲剧主题一直在我心头，因为在我为准备下一本书而进行的阅读中，我读到了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的《可羡慕的逃避》（Admirable Evasions）其讨论的话题就如副标题所示“心理学如何破坏了道德”。[1] 我非常好奇因为达林普尔将自己描述为“非宗教人士”，那么，他提倡的自我责任背后是什么呢？他在若干地方谈到了“悲剧意识”作为心理学人在崇拜治疗世界观中抓住的视角的对立面。他引用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拉塞拉斯》（Rasselas）的片段，其中拉塞拉斯被迫面对一种二元论，一方面是高尚的理性原则，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直觉、情感和非理性领域。这样，达林普尔将我们带回到古希腊悲剧所表示的方面：理解到理性（阿波罗）恰恰站在非理性的和潜意识的爱和死亡本能（狄俄尼索斯）的对立面，包括潜在的破坏性本能迷醉甚至疯狂。特别具有相关关系的是在心理健康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危机是我们在心理治疗中引起的而不是心理治疗要治愈的。

宗教观点类似地采取了狄俄尼索斯的立场---不是迷醉和疯狂，而是超越理性的情感上的、本能上的、梦游般的某种认识，就像音乐将你带往的境地。那是“神圣”的宗教冲动、迷人魅力之源，是人们感受到的某种比你的思考更加神秘之物的意识。其实，上帝就站在所有事物的存在本质之外，包括了非理性认识和神秘意识和抒情性以及孩子们荒唐可笑的难以解释的喜悦。他是不可言喻的，一个用来描述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的非理性的理性用语。

达林普尔的主题是迷失在治疗崇拜中的个人缺乏悲剧意识。我的主题是他的自我沉迷抹去了他的上帝赐予的道德潜能。这些是一回事吗？单词“命运”的另一个形式是“宿命论”，正如希腊悲剧中体现的那样，意思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在异教徒时代，据说存在一些神灵在拉动杠杆指导天空下雨或者人生孩子，但是，人生没有压倒性的目的。人们被期待要遵循社会传统规范，即“敬畏神灵”的意思，正如我们在柏拉图的讲述中看到的那样，苏格拉底被审判和处死的故事。

“悲剧意识”意思是当我们偏离所理解的道德之后对所发生之事的敏感性。在异教信仰和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框架”中，我们对道德的理解更多是依靠社会规范而非良心发现形成的。因此，对异教信仰和后现代主义来说，我们认为的作为道德的社会构成都是共同的，但是至少存在若干重大差异。

首先，心理人并不承认他吸收的社会规范是其渴望得到接受和沟通交流的欲望产生的结果。相反，他相信他自己是在依据自身内在形成的身份的能动性而采取行动。极具讽刺色彩的是，他通过跟随群体活动表达了他的个性特征。异教徒没有背负后现代人的虚假个人主义重担。他们的生活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并得到众神安抚的强化。

其次，在后现代主义中，没有凌驾于民众或者社会之上的道德权威意识，上帝被认为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被抛弃，太过人性的状态/机器被赋予了原来仅仅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权力。这是世界史上的全新阶段。甚至异教徒曾经拥有一种压倒性的非人道德权威。这里举个例子，安提戈涅（Antigone）反驳国王克瑞翁（Creon (希腊神话里底比斯国王）的话，他判处安提戈涅死刑，因为违背其命令，即谁也不准埋葬她的哥哥。

克瑞翁：告诉我，… 你没有听到我在这件事上的公告吗？

安提戈涅：它是公开发布的。我不听也得听啊？

克瑞翁：那你还胆敢违抗法律。

安提戈涅：我敢。那不是上帝的公告。统治世界的终极正义不会制定这样的法律。国王陛下，您的命令是强大的。但是，如果和上帝永恒的不成文的法律相比，你的所有力量是虚弱无力的。上帝之法不仅存在于现在，它们之前存在，而且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将永远存在，永远在发挥作用。

小阿尔伯特·诺顿（Albert Norton, Jr）著《山与水：创世记、后现代主义和机器》

他在说国王的赦令并不能战胜自然法。异教信仰的神灵并没有传承任何与摩西十诫之类相思的东西，它们比人更独特更愚蠢。但是，它们和我们占据的宇宙中存在一个逻格斯（logos）。任何人，包括国王在内如果诋毁了道德法律，就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后果。但是，对于心理人来说，这并不真实。他遵循想象出来的或感受到的身份指令，这种是非观缺乏普遍性。

存在某种东西暴露了世界上轮廓极为明显的所有琐碎性、残酷性和空洞性。这是我们看见罪恶的原貌的原因。在我们一直拥有“悲剧意识”的时候，那东西是看得见的。但是，在“悲剧意识”的术语和后现代主义留给我们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截然相反时，为什么人们仍然使用它呢？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悲剧意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时代意义被完全抽空的感觉，还有伴随而来的转向内心，转向心理学的自我关照？为什么现在“凶悍的野兽”身份崛起，取代了意义的外在来源？

弗洛伊德编造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在将本能置于潜意识之中并没有错。其实，或许可以说，我们的世界观的根本公理就源自那里。那是比如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人生的悲剧意识》[2]中的假设。他从观察一个人开始，看此人的主观本能如何指导其人生观，这反过来指导其思想信念。在某种意义上，潜意识是意识的作者。在有关该话题的拙著中，我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我们内在的形成公理的潜意识反过来构成了上帝的精神或者单个自我的精神，而后者正是心理治疗世界观的源头。

在德乌纳穆诺看来，我们不“仅仅”存在，我们还必须有“个容易发脾气的存在饿死鬼，拥有对神圣性的迫切渴望。”[3]这是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在拙著中，我指出疏远上帝是一种扩散的、刺耳的向往感（sense of yearning），如果使用美国当代基督教哲学家阿尔文·卡尔·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4] 的术语的话。我们都的这个意识，无论是将其绑在上帝身上还是与上帝区分开来上，它就是悲剧意识。

小阿尔伯特·诺顿著《意义本能：反对物质主义和支持上帝》

德乌纳穆诺写到，我们从来不希望死去，这种渴望是我们的真正本质。但是，我们真的会死掉，这就是悲剧。对于狮子或者蒲公英来说，这不是悲剧，但是，对于拥有元认知能力的人是悲剧，我们是悲剧性的“我”的意识的持有者。“正如一位冷酷无情的思想家所说，如果意识不过是两段永恒黑暗之间的亮光一闪，那么，没有比存在更可恶更恶劣之事了。”[5]元认知是一种自我意识，但也是相互的他者意识，是主体间性，这产生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即社会作为一种我们参与其中的存在。人的堕落是人类的元认知事件，我们的眼睛睁开看到了罪恶，除非得到救赎，否则只能死在罪恶之中。

悲剧意识可以被写作“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它源自这个现象，人类动物特有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对意识消失的可能性的意识。我们不能真正设想自己不存在，而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尝试，在想象中在存在/非存在的泡沫中保持平衡。这创造出了悲剧意识。这个悲剧意识驱使我们设想宗教，但是，即使我们仍然在宗教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的灵魂，我自己的灵魂的持续存在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6]

因为意识到我们的必然死亡和存在/非存在，我们开始设想长生不老的替代品：名声或者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或者消解在世界灵魂中和复活中。不然的话，我们绕过非存在的不可思议性，假装我们无论如何都能设想它，一种去往湮灭的信仰飞跃，那是宗教信仰的照相底片。如果用犹太教或基督教术语，悲剧意识是通过原始故事来解释的：知道一切都会消失，因为我们还没有吃掉神仙树，但是，上帝已经对我们吹了气，我们能够呼吸了，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必然死亡的意识，即使作为反常现象。悲剧意识是宗教上的绝望，是信仰的种子。

这种对永生的渴望驱使人们去爱。爱是我们对长生不老的渴望的表现，是一种意识，即任何东西除非是永恒的，否则都是不真实的。爱是永恒的，而冷漠和仇恨是一种标志，说明它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和濒临死亡的。爱驱使人们做出牺牲，为了更好的明天舍弃今天，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为了子孙后代，甚至是为了社会的抽象理想和已经减弱的同胞情谊。越过了这个界限，我们渴望他人也能睁开自己的眼睛看见上帝，这是我们渴望永生的理由，我们在悲剧意识中感到不舒服的理由。

注释：

[1]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20.

[2] Transl. J.E. Crawford Flitch, SophiaOmni Press 2014 (first published 1912).

[3] Ibid., p. 30, citing San Juan de los Angeles.

[4] Intuition of Significance, Eugene, OR:  Resource Publications 2019.

[5] Tragic Sense of Life, p. 33.

[6] Ibid., p. 55.

译自：The Tragic Sens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Therapeutic Culture by Albert Norton, Jr

The Tragic Sens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Therapeutic Culture – New English Review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诺顿（Albert Norton, Jr）在美国南方工作的作家和律师。最新著作是《危险的上帝：为超验性真理辩护》（2021）涉及到后现代时代的真理和价值观的形成；2020年的反对唯物主义和评估有神论好处的著作《重要性本能》。他也出版过若干获奖小说集《像我一样的另一个人》（2015）和《波涛洗礼》（2017），探讨后基督教世界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