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未来在于每一个个人

——“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国际研讨会

作者：黃亭瑀

来源：作者赐稿

（左起）主持人李伟雄博士、座谈会主席张静博士、刘震教授、梁元生教授、南洋孔教会会长王国华先生、曾昭旭教授、颜炳罡教授、王昌伟教授、筹委主席陈华明先生、司仪罗晨曦先生

9月28日，南洋孔教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邀请到来自北京、山东、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知名学者，齐聚富丽华城市中心酒店展开热烈的思想交流。这场会议是南洋孔教会欢庆110周年的重要活动，由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赞助，新加坡儒学会、新加坡儒商学会、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共同支持，现场有350多位来宾出席，更有近千人透过直播在线参与盛会。

南洋孔教会文化学术数码主任罗晨曦先生担任司仪

南洋孔教会会长王国华先生致欢迎辞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曾昭旭教授演说“儒学对未来世界与人类前途的可能贡献”

大会司仪由南洋孔教会文化学术数码主任罗晨曦先生担任。南洋孔教会王国华会长向大会发表了欢迎辞之后，上午开场的专题演讲，由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曾昭旭教授演说“儒学对未来世界与人类前途的可能贡献”。曾教授首先侃侃而谈当今世界的局势与乱象，从战争、族群冲突、贫富差距到环境议题、气候变迁，与孔子身处的春秋战国乱世相比，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曾教授引用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争议性著作《西方的没落》，书中观察文明的盛衰周期约为五百年，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兴起的西方文明已越过顶点，曾教授则认为美国历经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近年川普崛起，印证了西方文明衰落的论点。然而，曾教授亦认为，史宾格勒的理论无法完善地解释中华文明千年的延续，因此引用台湾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2001）提出的“连续与断裂－－中西文明起源差异理论”[1]，将之转化运用，认为世界多数文化是“断裂型文明”，唯有中华文化是“连续型文明”，而两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前者是争霸思维、后者则具备和平思维，而儒家、或说三教同源的儒释道之融合与创造，即是和平思维的基础与例证。

曾昭旭教授接着娓娓论述孔子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定性者、定位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因为孔子定调了中华文明作为以“动力”为本的文化，相比于西方以“结构”为本的文化更具有创造性。曾教授所言之“动力”的内涵，是孔子将人伦道德的根基从血缘与亲情转成“仁”的传统，毕竟血缘与亲情可能地远而疏、日久而淡，然而培养仁心的自觉与道德情感却能拥有持续不断的内在创造力。孟子亦言“士尚志，仁义而已矣”，自此，孔孟建立的“道统”——仁之“心传”、礼乐之“文统”，以及仁道、中道与王道，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亦是民族内聚力的根源——自孔子著述的《春秋》，即建构了以“文化理想”为本、而非以血缘为本的民族概念；孔孟所言之利义之辨、人禽之辨、王霸之辨与华夷之辨，在在说明了中华民族是文化的民族主义。最后，曾教授微笑总结，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善于调适、富有弹性，既有“生”之韧性与意志，亦有“活”得优美的道德理想，其所展现的包容性、融合力、以及爱好和平的价值观，将能对人类的文明与前途产生重大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元生教授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儒家经典与现代教育”

研讨会第二位主讲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元生教授，他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儒家经典与现代教育”为题，分享自身从香港到国外的学习历程，以及过去几十年投身儒家通识教育的经验。梁教授首先回忆年少求学时受到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及其思想史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启发，研读博士时则师从中国近代史学家徐中约教授。此外，“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s）代表学者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H.Berthrong）与杜维明教授，认同并发展了当代儒家的创造力，更是影响深远。怀着这样的精神与涵养，梁教授毕业后于1982－1988年来到新加坡，适逢1980年代新加坡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积极参与其中。1982年政府邀请了八位海外知名儒家学者访问新加坡[2]，教育部又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由刘惠霞博士带领，“儒家伦理”作为中学“宗教知识（Religious Knowledge）”的其中一个科目供学生选择，其他可选择的科目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以及锡克教，梁教授亦提供儒家发展史书目，参与课程的讨论与编写。隔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成立，吴德耀教授任所长，与日本、韩国、海外国际学者交流密切，梁教授也经常担任翻译与接待工作。

回到香港后，梁元生教授多年来不断寻找一个适合现代教育的课程，期望文理兼备、德学兼顾，传递儒家经典核心价值的同时，与现代人生相结合。梁教授提出“六经注我”，正是认为《六经》涵盖了人类的生活世界：《诗经》是情感和韵律的世界，《尚书》是历史之言，《礼记》是现实社会的礼仪与规范，《乐经》是艺术，《易经》是哲学与宗教的超越和冥想，《春秋》则是家国关怀和政治参与，由此亦可反思现代教育的六大面向。而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指向了教育的终极理想——做人，梁教授儒雅地说，教育是为了让人活出完美和圆融，克服弱点和短处，尽力达到“至善”，并且如同论语中每位学生“问仁”，孔子都给出了不同的提点，理想教育是让每个人都能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实践儒家精神。

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颜炳罡教授发表演说“孔子归来——中国大陆近期儒学的强势复兴之省察”

第三场座谈，由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颜炳罡教授发表演说“孔子归来——中国大陆近期儒学的强势复兴之省察”，并提倡当代儒学的实践化、生活化与草根化。颜教授开宗明义、铿锵有力地指出，虽说“孔子归来”，但其实孔子从未离去，而是人心远离了孔子，幸而近来人心再度向孔子走去。颜教授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儒学复兴，将之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4年为“拨乱反正”的第一阶段，从反孔批儒走向客观理性的研究，80年代中期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孔子研究》创刊号发行，尤其标志了孔子与儒学研究的小高峰。1994－2012年是“无孔不入”的第二阶段，孔子与儒学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全面归来，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代表着官方推动并发展孔子与儒学研究的强烈意愿，2006年央视推出百家讲坛，更对民间的国学热推波助澜。2012年至今则是“归去兮来”的第三阶段，从研究孔子到礼敬孔子，从分析儒学到复兴儒学，不仅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有利于孔子与儒学研究发展、推广与普及的政策规定，民间团体、社团、基金会乃至书院等机构亦大量涌现，生气蓬勃。

颜炳罡教授进一步点明，近期以乡村儒学、企业儒学、社区儒学等为标志的民间儒学、草根儒学的出现，是中国大陆儒学强势归来的全新现象，也是儒学复兴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颜教授致力推广的“乡村儒学”，兴起于山东大地孝行示范村建设，依托道德大讲堂，山东、河北、浙江、辽宁等地都建有推广尊老、敬老的孝道示范村。与之密切相连的“社区儒学”在青岛城阳区全区开展儒学讲学、实践活动，通过建设社区大学与食堂等形式组织社区居民。“企业儒学”则在企业里讲授儒学，提倡“以儒治企”，中西合璧、人格领导、德礼管理、仁道经营。颜教授慷慨激昂地总结，儒学在中国大陆趋势看好，期望未来继续上下联动、各阶层齐动员，尤其知识精英应该面向火热的生活，关心民众的精神诉求，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并关照人类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将优秀的世界文化引进来，亦让孔子与儒学走向世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新加坡儒学会会长王昌伟教授演说“什么儒家？谁的儒家？：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例”

下午的会议，首先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新加坡儒学会会长王昌伟教授演讲“什么儒家？谁的儒家？：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例”，王教授曾在南洋孔教会庆祝一百周年时撰写《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百年史》，对此十分熟悉。王教授以孔诞庆典与八佾舞切入，说明当代的诠释与实践有时已经脱离孔子本身的思想——按照周礼制度，八佾是最高规格的祭祀舞蹈，唯独天子可用，因此《论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若孔夫子看到后人用八佾舞祭孔，想必摇头批评。而历来关于谁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儒家，亦有诸多争议与论辩，孟子与荀子，程朱与陆王，汉儒、宋明儒与清儒，他们的思想与论述大异其趣，但人人声称自己是儒家，而王教授更有兴趣的在于他们所认为的“儒家”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争议则在于孔子／儒家是否为宗教，不过，这其实是个相当近代的问题：1895年康有为向清朝政府建议广设孔庙，两年后正式提出模仿基督教宗教组织的构想。1912年，陈焕章于孔子诞辰正式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并撰写《孔教论》，上下两篇分别为〈论孔教为一宗教〉与〈论中国今日当倡明孔教〉。

王昌伟教授接着详细讲述南洋孔教会的历史。1914年实得力孔教会创建，以“实得力”（Straits）为名，点明地域范围包括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等，成立之初会所置于中华总商会内，章程展现了移风易俗、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愿景，但也面临政治认同、民族与文化身份、宗教意识等难题。实得力孔教会于日据时期停止活动，至1949年恢复并改名为南洋孔教会——“南洋”之名凸显了以“中国”为中心，章程中亦明订以宣扬孔子遗教、促进中国固有道德及学术为宗旨。1989新增不讨论政治的共识，以忠恕之道、安身立命为核心；2000年一度提议更名为“南洋孔学会”未果。2007至2023年间，郭文龍会长领导孔教会，积极筹建孔庙、孔圣殿或孔子大学堂，期望能建设一个儒学重镇、文明对话的中心、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在王教授反思性的结语中，南洋孔教会的发展涵盖了对“孔教”的性质、与“中国”的关系、与在地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之变化与讨论，亦反映出多中心、多元表述的中华文化观。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刘震教授演说“从『生生之谓易』看易学生命力”

最后一场专题演说，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刘震教授以“从『生生之谓易』看易学生命力”为题，谈论《周易》蕴含的生命、阴阳、变化与道德哲学。从“死生有命”、“生死”到“生生”，刘教授感性表示，我们决定不了生死，但可以决定从生到死之间的风景，尊重客观环境、书写自身生命历程。所谓“生生”，前面的“生”指涉了大化流行中的生命本体，后面的“生”则是生命本体的本能、功用与趋向；《周易》的生命哲学，正是在宇宙、社会与自我之间实现平衡。八卦是“生生”的符号表达，象征了生命的环境、规则与核心，其核心是多元一体的体系。刘教授进一步解释，“生生之谓易”中的“生”，具有阴阳两重内涵：阴生，即自然界万物的客观规律（厚德载物）；阳生，则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主观能动（自强不息）。荀子所言“制天命而用之”，亦是指人充分理解和把握天命、加以运用，成就个人生命。由此，阴阳相互作用，永无穷竭，推动了万物的生生不息。

而“生生之谓易”中的“易”，则有变化的含义，强调了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永恒、普遍的，这也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刘震教授指出，西洋历对时间的描绘是单向箭头，准确而不可逆，中国干支历法则是循环前进的，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教授又以卦象为例：第六十三卦“既济卦”六爻皆当位，却并非大吉，因为物极必反，一如“花好月圆”之后将走向凋谢和亏缺。相反地，第六十四卦“未济卦”六爻皆非正位，却可触底反弹，象征新的开始。整体而言，《周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共义互利、以及人与自我的诚实。“生生之谓易”，蕴含着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体现在个人修养上是进德修业，体现在社会治理上“举而措天下之民”。刘教授深具启发的结语说道，生命在《周易》的视域下，是客观规则与主观意识的结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枷锁下舞蹈。帛书《易传》中孔子所谓“仁义求吉”与“德性求福”，指出了何为应然的生命德性之路，而我们当在应然与必然之间取得平衡，在融入他人与社会的前提下实现个体价值，这正是生命力的展现。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伟雄博士主持问答环节

专题演讲结束后，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伟雄博士主持了问答，与会者针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新加坡“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提问。

座谈会由南洋孔教会常务副会长张静博士担任主席

研讨会最后的圆桌座谈，由南洋孔教会常务副会长张静博士担任主席，与五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在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展望。曾昭旭教授首先提出，上一次儒学面临巨大的文化碰撞，是从印度传进中国的佛学，儒家文化历经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将之吸纳、融合，成为新儒家。而当代儒学所面对的冲击，是现实、系统化的西方客观知识之学；五四时期曾采取全盘西化的作法，但曾教授认为儒学的现代化不仅需要“返本开新”，亦应该“开新返本”、创造性地回到根源，并以中西文化的融合作为愿景。梁元生教授则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专注于强盛的国家与社会，但当今儒学仍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包括港台的新儒家、新马的儒教复兴、英法的汉学研究、美国的波士顿儒家，因此梁教授将儒学比喻为前途未卜的凤凰，持续寻觅再生的沃土。颜炳罡教授呼应，儒学起源于山东，一路从中原、东亚传至欧美，而接下来很可能再回到山东返本、开新。颜教授乐观认为，若说二十世纪儒家的目标是为中国寻找出路，那么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儒学可以为人类共同问题寻找前途与出路，实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刘震教授也认同儒学应与世界对接，吸纳外来、让自我生生不息。但同时，刘教授指出，当今儒学确实面临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究竟为何，如何吸引年轻人学习并实践，并避免成为脱离现实的“书斋式儒学”，都值得深思。王昌伟教授则幽默提及近期非常受欢迎的电玩游戏《黑神话：悟空》，反映了现今多元新颖的文化传播方式。不过，王教授亦关切政权与儒学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相较于以国家之力推动的官方儒学，他更倾向宋明时期的“自得自学”。曾昭旭教授回应，他也认为儒学的生命力在民间、在具体个人的生活与实践，因此所谓“返本”之本，亦可诠释为每个人的反求诸己。曾教授说道，过去我们从东方到西方取经，取的是“民主科学”之经，而现在与未来西方到东方取经，取的将是“安身立命”之经，期许儒学能够微妙地接合客观之学与道德、主观之情。张静博士最后提问对新加坡儒学未来发展的看法，王昌伟教授引述杜维明课堂上所言“你们每个人都是儒家”，获得众学者一致赞同，曾教授亦引用子贡之言“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刘震教授补充，新加坡有两个特点，一是拥抱西方文化与多元文明，二是高度城市化，未来或可发展“城市儒学”，回应城市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矛盾。五位学者的交流精彩热烈，本日“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国际研讨会在掌声中圆满落幕。

【注释】
 
[1]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的文章〈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收录于《中国青铜器时（二）》，主要针对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金属器时代的文明起源与两河流域的苏美文明（Sumerian）进行比较，提出前者具有连续性变化的特性（如新石器的延续运用、宗族的延续、人与自然和超自然的连续等），后者的变化则具有断裂性（如生产工具的断裂、政教分离、人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等），而将“连续－断裂”的概念运用于中西文明的大历史是曾昭旭教授的论述。
 
[2]八位学者为余英时、杜维明、熊玠、唐德刚、许悼云、吴元黎、伍振鷟、陈真爱。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