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图式世界

作者：程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初九日戊申

          耶稣2024年10月11日

朱熹用图问题是个老问题，数十年前陈荣捷先生就作有《朱子之图解》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概说；但这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陈先生之后，对朱熹图式作出专题探究的并不多，仍有继续发覆之必要。朱熹图式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朱熹的思想特点、思维特性和学术品格，是必不可少之视域，应予以充分重视。

朱熹用图种种

朱熹论学，非常善于用图（包括图式和图像），其创作、论及的图的数量相当可观且种类繁多，涵盖图像、图式、图说、图帐、图样等不同的类型。

朱熹丰富的用图、论图之举，首先说明朱熹对图很感兴趣，有乐在其中之感。其次，朱熹谈论、关注的图虽多，但主要关切的是图所内蕴的知识、学理等内容，会据此明辨图的优劣与真伪。再次，朱熹更注重图的理论价值，并将图作为探究学问、传授思想的重要文本媒介。从文献出处上看，朱熹之图的出处涉及专题著作、文集、书信、语类等主要文献类型；从文献内容上看，朱熹之图包括礼制图、礼器图、易图、四书图、理学观念图等。这和朱熹兼顾义理、象数的学术取向分不开，也印证了朱熹对图的格外青睐。

这里需对图式与图像之别略作说明。图式有其独立的研讨价值，它是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一种独特文本表达方式。图式不同于图像，是因为图式不是纯图像表达，而是包含更多的文字构件，比图像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体现出更多的明晰性；图式不同于文字，是因为图式不是纯文字表达，而是文字勾连起来的形象化构造，比文字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体现出更多的隐喻性。图式呈现出鲜明的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不断交合的思维特质，比图像更具条理性和系统性，比文字更具启发性和开放性，是在观念的联结中引导思维的动态脉络，比图像更便捷、比文字更高效地起到教化的作用。故此处更多是针对朱熹的思想性、义理性图式（如易图、仁说图、《大学》图之类）而论。

朱熹用图之缘由

朱熹之所以尚图，部分原因是受到前人（如周敦颐、陈祥道）的影响和启发，更重要的因由，则应从其思想和学理层面去考察。

其一，图式便于解说经典，全面呈现经典的应有内容。《周易本义》将易学图式列于卷首，就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忽视这些图式符号，就不是经典文献的完整样态了。同时，朱熹认为图式是一种很有价值、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方法。如在讨论讼卦彖辞为何是“刚来而得中也”时，朱熹说“此等须要画个图子看，便好。……若画图子起，便极好看，更不待说”。“画个图子”是朱熹常用的研学、论学手段。朱熹并未仅将图式视为辅助性、陪衬式的插图，而是善于“画作图样”“画图贴说以进”，非常注重发挥图式的主导性方法价值。由此可说，朱熹形成了“辩之以书、标之以图”（陈荣捷语）的图文并重思想进路。

其二，图式具有较为突出的教化之效，也有助于启蒙。首先，图式有助于为教化实践的展开呈现清晰的义理脉络。《西铭》主旨为“理一分殊”，朱熹特别提及：“旧尝看此，写作旁通图子，分为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论及《东铭》，朱熹更令弟子“写作图子看”。在讨论经义、义理时，朱熹不仅自己画图、作图，也经常要求学生作图，擅以图式思维来培养、引导学生。其次，在接引初学方面，图式更便于说理施教。朱熹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但“语之虽勤，识之不易”（权近语），相较于文字文本，图式更为直观、简明、扼要，对于彰显经文结构及义理主旨具有一目了然、一图胜千言的优势。朱熹作有《易学启蒙》，开展图式教化的专题解读，正显示出对图式这一特性的重视。再次，在图解经典、表达思想之余，图式还有延伸的教化效果，即在观看主体与图式之间的互动中形成思想交互。以图为教，由观进思，形成“印象”，“了然在目”般发挥隐性的思想力量。

其三，理学思想的表达与诠释需要。首先，阐明理学本体之需要。作为万事万物之理据的“实理”到底是什么？能否清晰实在地表达出来？理气关系，孰先孰后？理气如何生成万物？这些问题都是理学中不易讲清楚的基础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朱熹看来也极易回应。“‘无极而太极’，只是一句。如‘冲漠无朕’，毕竟是上面无形象，然却实有此理。图上自分晓。到说无极处，便不言太极，只言‘无极之真’。真便是太极。”朱熹推崇《太极图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太极图将理本体的地位及作用逻辑作出了具象描摹，实理由此不再玄虚。其次，指明理学工夫之需要。对于表达工夫而言，图式有其独特优势，即可以更高效地定位展示工夫概念网络、架构工夫命题逻辑关联。在图式中，蕴示着工夫的内容、比例、方位、关联等信息，亦可透显工夫概念之间主次、对应、先后、上下等逻辑关系。它反映着一种思维的动势，具有鲜明的引导性价值。工夫进路、次第的展开过程，需要导向知行一体的连接，图式有助于推动强化这一连接，这可能是文字文本“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不具备的。

朱熹用图之影响

朱熹用图，也产生了相应的理论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对理学、经学、东亚儒学研究等相关领域的探讨。

其一，影响对理学发展演进的认识。朱熹推崇、认同周敦颐，个中原因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图亦有文。且朱熹认为，太极图与其理本思想能完美契合，所以才会得到朱熹的特别推尊，并先后作《太极解义》《太极图说解义》，以申其义。从理学演进方面看，朱熹善用图式，为后世理学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很好的指引，能够超越语言文字边界的思想图式，成为新的义理叙事逻辑。

其二，拓展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朱熹将图作为诠释经典的常用方法，对宋元以后的经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图式诠释法已然成为经典诠释方法的重要组成。朱熹弟子饶鲁就作了《庸学十一图》（惜已佚），其后王柏《研几图》、许谦《读四书丛说》都是善于运用图式解经的著作，元儒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更是创作七百余幅图式，成为图解四书、图解朱熹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

其三，影响对东亚儒学的认知。韩日儒学尚图为学界熟知，存有海量的图式文本，《圣学十图》即是典范代表。甚至有学者提出，韩国儒学形成了以图解经为主的诠释范式，与中国儒学以文字为主相别。其实，中国儒学里面也有丰富的图式资源，朱熹就为其中典范。此外，还应看到韩日尚图，实滥觞于周敦颐与朱熹。

其四，影响对教化观念的理解。图式教化是一种“形象工夫论”，如果说文字文本首先以表意为目的，图式文本则同时具有存有学的价值，观看图式有助于“存在的扩充”（伽达默尔语）。《圣学十图》称：“圣学有大端，心法有大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因图设教，是图式研究中不应忽视的重要功用，也是开展教化应注意的特色门径。

总之，朱熹重视图式、善于用图、积极作图，为我们解读义理提供了新路径，为诠释经典提供了新维度，也为研究朱熹思想拓展出了新面向。朱熹用图，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理学被把握为图式”的世界，理学既可以图式的方式呈现，也可以图式的方式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四书》图式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23VJXG00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