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明体达用”观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作者：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十六日乙卯

          耶稣2024年10月18日

宋初政局未稳，赖有孙复、石介和胡瑗等人在各地办学，培育人才。他们通过书院的方式，坚持道德优先的原则，并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在范仲淹和欧阳修等朝廷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为二程乃至宋代理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其中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尤因其方法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黄宗羲和全祖望编著的《宋元学案》中，记录了宋神宗问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全祖望立足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来梳理宋代学术发展的理路有很大关系。因而，在《宋元学案》的叙述脉络中，北宋占主导地位的“荆公新学”也被边缘化。

在这次问答中，刘彝的回答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他指出，儒家的思想“有体有用有文”。他认为儒家不可动摇的伦理原则是“体”，而儒家的经典是“文”。这些原则和依据这些原则而形成的政治秩序是“用”。他说，若国家不以经义取士，会导致士风“偷薄”，正因为学校采用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来教授学生，才改变了学风，这都是胡瑗开创之功，不是王安石所能比的。在这里，刘彝所阐发的就是胡瑗的明体达用之教学方式在改变学风上的意义。

学者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明体达用”最初所指即是胡瑗所创立的教学法，欧阳修为胡瑗所作墓表说胡“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后来，胡瑗的教学法被不断地塑造和阐扬，比如二程和朱子总结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即根据求学者的兴趣和志向，一些人注重经义，另一些人则注重具体的治事，比如治兵、治民、水利等。

这种经义和治事并重的方法，可能也与江浙一带的学风注重事功的倾向有关，既继承了儒家因材施教的传统，又符合宋初百废待兴的现实需要。这导致了胡瑗的弟子在当时的科举取士中有很高的成功率。由此，胡瑗之明体达用之教，声名远播。

胡瑗不仅是一个教育家，他的思想也启发了包括程颐在内的后世道学群体。唐宋以来逐渐形成了通过强调儒家的心性之学来批判和融摄佛道之学的风气，在此方面，胡瑗亦堪为先驱。首先，他是宋代最早注解《中庸》的学者，著有《中庸义》。其次，他在其他作品中也屡次引用《中庸》《大学》，推助了宋代的四书升格运动。最后，他也是宋明道学许多重要议题的肇端。比如他对孔颜乐道的关注，他对《洪范》《周易》《中庸》《春秋》等经典中对于“中”的观念的融会贯通。尤其是他对于《周易》的“中”强调指出，因为周易之道是模拟天地之道的，“中”所体现的是“至公至正，无私无曲”，由此我们也可以追溯到程颐以“公”解“仁”的源头。

胡瑗虽然没有明确以体用关系来延续先秦以来的道器、本末、形上形下的哲理性讨论，但他将儒家经典与治道结合的教学方式，启发了道学家对于“体用一源”的强调。程颐在《程氏易传》中所提出的“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被视为道学群体对体用关系的最为枢纽性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本末观缺乏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和“现象”的哲学抽象，但佛教所提供的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则导向对本体“虚无”的价值导向。因此，二程在融摄两种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既要强调作为“体”之“天理”是具有超越事物现象的、唯一性意谓，即所谓“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道学家这里，“理”作为世界究竟意义上的根源，而实体性的“气”是“理”的发用和呈现。同时，二程之“理”又不是佛教“虚空”之理，其理则必然发用为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则和社会治理之道。此理为“实存”的。“理”与伦常秩序之关系，只是“显”和“微”的关系。因此，他们说：“天下无实于理者”“惟理为实”“仁者，天下之正理”。二程的工夫论就是在这样的理气体用关系上得以奠基，当我们读到“用敬涵养为体、致知进学为用”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联想到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只是二程将胡瑗更侧重于人性、学问修养的角度推扩到哲学性的本体和功用的“一源”上。

这种思想，经由朱熹的阐发更为全面。朱子在《答吕子约》中说：“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这就更明确地将形上形下与体用关系做了关联。

近代以来，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体用关系又被用来解释中西文化关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综合晚清诸多体用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这种体用分离的观点虽然遭到严复等人的激烈批评，但不失为晚清思想寻求学习西方共识的一种折中性表达。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抗争和进步，中西文化之间已经由单方向的学习进入到中西互鉴、美美与共的阶段。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新视角来建构新时代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需要化解近代体用观中“实质性”存在的体用分离或将体用关系转换为“主次”关系的“应时”之变通，回到胡瑗以降所建构的“明体达用”体用观上。一方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当代文化之间的一体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要从中理解中国当代的价值观和治理之道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正如胡瑗和二程等融摄儒家与佛道的体用观所建构的“体用一源”的思想一样，今天我们重新回溯胡瑗的“明体达用”，就是要从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找到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在原因及其制度性呈现，从而找到体用思想转化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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