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何以经世？
——评孔妮妮《真德秀研究》
作者：惠江南（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走进孔子》2024年第4期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和私淑弟子，亦是朱子后学中的领军人物。黄榦称他为朱门的“护法大神”（黄幹：《勉斋集》卷5），全祖望赞其为“正学大宗”（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学案》卷81）。然真德秀研究却因黄宗羲“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学案》卷81）的断言遭到冷遇。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才开始重视真德秀及其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现有研究已关注到真德秀在推动理学经世化的过程中贡献卓著，却并未对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和具体路径进行深入系统的研探。上海师范大学孔妮妮教授的新著《真德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下文引用仅标明页码）即聚焦于真德秀的经世思想与经世实践，并借此管窥南宋理学家将朱熹构建的完备的“内圣”之学运用到广大的“外王”之务的全过程。

如所周知，理学是中国儒家哲学在11至18世纪的主流思想体系，对有宋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影响深远。然一直以来，理学因其“内圣”特质而备受误解与诟病。先有清儒颜元“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颜元集·存学编》卷1）和戴震“以理杀人”（戴震：《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的尖锐批判，后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宋儒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口诛笔伐，更有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对理学“器识虽足以笼罩外王，亦从未忽视外王，然重点与中点仍是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的分判辩识。

在先辈们的解说与批判中，宋明理学不仅是一种与经世济民、社会治理毫无关涉的内圣趋向的个体性学问，而且是一种扼杀生命与人性的禁欲主义。时至今日，依旧有不少学者对理学有着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偏见，认为理学只是一种内在化、微观化的心性之学，传统儒家念兹在兹的“治国平天下”对理学家们来说不过是“偶然的义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但是，近来的一些研究却逐渐打破了学界对理学的固有认识。陈畅教授在《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中指出，宋明理学“并没有局限在内在的精神体验之中，而是展开于广阔而具体的家、国、天下、社会历史政治视野之中”，理学家们所大讲特讲的性理之学亦是三代之治、礼乐文化的基石（陈畅：《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由是，我们可以看到，理学并不是与经世济民毫无关涉的“微观内在”的哲学形上学，而是贯本末而立大中的治道渊源。

实际上，宋代理学家本身就有着明确的经世诉求。一方面，宋代士阶层本身就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另一方面，“经术正所以经世务”（脱脱等：《宋史》卷327），宋代儒者之所以大谈“性与天道”，正是为了实现“外王”的经世理想。

张载明确指出“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张载集·答范巽之书》），言明理学与政治治理息息相关。朱熹对士大夫的经世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古人之所为学者，岂读书为文以干利禄而求温饱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国家而已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凡此种种，皆显现出理学乃是“全体大用”的经世学问。

然而，理学何以经世？理学家们念念不忘的理、气、心、性等形上概念如何与君臣之道、庙堂之策、对外方针乃至基层秩序重构等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本末贯通、体用一如？诚如陈畅教授所指出的，“回向三代之治不是简单的制度损益能够做到的，还必须有一个更加根源的基础”，经由人人同禀于天的性理之奠基，三代礼乐被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以新的形式发挥实际的塑造生活、维系世道人心的功能（陈畅：《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

所以，当朱熹建构起有关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理学哲学体系，完成了“内圣”的准备后，其弟子后学则顺势而为，责无旁贷地将朱熹完备的理学命题应用于治国平天下的经纶世务中。自此，理学家无论是身居庙堂，协助帝王治国理政，还是退居地方，独自料理基层事务，都力图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贯彻理学的“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阶层都纳入到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作为朱门的“护法大神”（黄幹：《勉斋集》卷5），真德秀无疑是推动理学经世化过程中的最为勤力者与最出色者，而孔妮妮教授的《真德秀研究》则全方位揭示了真氏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相比同类研究，孔妮妮的《真德秀研究》一书颇具特色。第一，是放弃了以往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中聚焦于理气心性等形上概念辨析的路径，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理学经世化的演进方向，并在这一“理学演进方向与时代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中考量真德秀的地位和作用。”（第11页）首先，该书聚焦于真德秀对君臣之学的诠释与建构，不仅多角度展现了真氏向上层统治阶级传播理学思想的方式和过程，而且揭示了晚宋时期君臣观的政治文化内涵。

其次，作者通过分析真德秀对金和蒙古的战略规划以及担任地方官时的施政主张和基层治理，揭橥真氏是如何运用理学思想影响国家的对外方针和地方基层秩序的建构与稳固。最后，本书还阐明了真德秀的文道观，指出真氏以义理为正宗、以经典为正宗、以古为正宗，“目的在于提供承载价值观的典范文本，使士子尊经重道、明辨义理”（第237页），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总而言之，作者将真德秀的思想、实践和著述均置于理学经世化的背景下作系统解读和整体探究，揭示了真德秀是如何在朝堂和地方无孔不入地“渗透”理学思想的动态过程。

第二，是回到真德秀所处的“历史世界”，尤其关注其对所谓“君臣之学”的发挥。从自上而下的“革新政令，颁行天下”而言，君臣无疑是其中关键。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改制或政令颁行的最终决定权在君主手中，但“天下治乱系宰相”（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6），君臣共同构成了上层权力系统的一体两面。作者有感于“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阐释真德秀对帝王之学的建构，而对真德秀辅臣之学的诠释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第40页），因而在解析真德秀的政治思想时从帝王之学和辅臣之学两个角度予以诠释。

具体来说，真德秀在经筵讲读中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构建帝王治国的知识体系，“将君主格物致知的学习能力与治国理政的行政能力紧密结合”（第45页）；以“正心诚意”建构帝王治国的内圣之道，通过正君心而彰君道、正朝纲；以齐家为帝王治国的宗法之则，通过强化宗法意识正纲常、严内治。由此，真德秀将知识论层面的格物致知和修养功夫论层面的正心诚意导向具体的治国实践。在对辅臣之学的建构中，真德秀将纲常伦理，即“天理”与南宋的政治危机结合起来。

为解决此起彼伏的权臣擅政危机，真氏将君为臣纲视为君臣之道的基石，同时认为臣子应“以正己、格君为体，以谋国、荐贤为用，考论古今辅相事业”（第65页），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人臣‘不谋功利’的道德准则与‘忠诚恭敬’的政治品格。”（第73页）可以看到，真德秀以理学思想重塑了君臣之道，使之成为君臣共同认可的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进而影响上层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令颁行和行政措施，如不主议和、拒送岁币的外交政策，蓄势以待、以备战守的积极防御，以及“去欲”“主敬”的官员道德要求。

第三，是多角度揭示了以真德秀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的经世途径与方法。除了以经筵讲义、著书立说、创办书院或授徒讲学的方式践行道统，作者还指出真德秀通过参与地方治理和民众教化来践行理学思想。诚如作者所言，“自北宋诸子以来，对基层社会进行秩序建构，确保地方安定、淳风化俗，一直是理学家的社会理想。”（第214页）

真德秀在数次担任地方官时，都广泛参与基层事务和民众教化，在济民化俗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理学在基层社会的影响。真德秀将“廉”“仁”“公”“勤”之道贯彻到对基层官员的素质要求上，以及狱讼、赋税、救荒、地方保障体系和军备经武等具体的邑治行政事务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同时，真德秀以朱子理学为本，参以时制，以宣扬伦理道德、更易民俗风习、强化社会保障等多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基层社会的秩序建构和民众教化进行探索，从而为理学家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开拓了可能性。如果说真德秀对君臣之道的建构塑造了实现理学家致君尧舜、道济天下之理想的政治主体，那么，他在地方治理中运用理学思想处理政务、培植官员、教化百姓，则培育了实现理学家重构社会秩序理想的现实土壤。

最后，是多学科视角与方法的交互为用，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为客观准确地揭示真德秀的思想原貌及其在理学经世化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作者在各类文集、方志、家谱、碑刻、笔记中细致搜求文献资料，并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多重视域中，对理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本书认为，真德秀一方面“通过纲领设计、经筵讲义、复兴文教等一系列精心设计，最终确立了理学官方哲学的政治地位”（第276页）；另一方面“力图集群体合力在对人际网络、政教网络、文化网络的建构中，逐步将上到天子下到庶民的所有阶层都纳入理学的发展体系中。”（第276-277页）

其实，真德秀向上层统治阶级渗透理学思想以影响君臣之道和施政纲领这一自上而下的经世路线，就是理学思想的官方化；而以理学思想建构基层秩序、化民成俗这一自下而上的经世路径，就是理学思想的世俗化。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条路线和官方化、世俗化的两个面向，真德秀将性理之学导向了经世致用，并将其渗透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方方面面。从此，“天理”及其蕴含的“秩序”便由个体意识转变为群体意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思想与群体价值理念。

学界以往对理学和理学家的研究多集中于形上概念的分析与解说，至于其经世思想和经世活动，则往往被悬搁。本书则通过对真德秀著作的系统解读，揭示了真德秀的政治建构、治邑实践以及理学与现实碰撞后产生的成败经验，客观而生动地展现了理学在晚宋时期由学术思想走向政治治理和社会实践的曲折过程，可谓把握到了理学经世化的关键。

当然，本书亦有未尽之处。性理之学与经世之学并非分裂之二事，而是本末贯通、体用一如之整体，正如真德秀批驳一些儒者将“性命道德之学”与“古今事变之学”分裂为二的不良倾向时所言：“理不达诸事，其弊为无用。事不根诸理，其失为无本。”（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8）作者在探究真德秀及理学思想的经世途径和经世过程时，若能更深入地从根源上揭示事变之学背后的性理渊源，由体及用，溯用于体，则更能展现理学合“内圣外王”为一体的原初面貌，并使本研究更加缜密有力、严谨周到。

毕竟，只言独立形态的性命之学而不及经世致用则为空疏，同样，只言经世致用而不及形上道体，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如此，本书整体上来说瑕不掩瑜。作者选取真德秀作为个案研究，通过揭示真氏在朝堂和地方上的理学实践，借以厘清朱熹之后理学在社会各个层面不断延伸的发展脉络，突破了现有研究多拘于理气心性等常见命题范畴的局限，无论是对拓展真德秀研究，还是对促进理学研究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