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上千次的死亡

作者：拉里·麦克科劳斯基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现实是在你不再相信时仍然走不掉的东西。----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

死神掌舵（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93）

我们是长有肛门的神。---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拒绝死亡》1973

今天，我想到了死亡，希望这并非因为我的新小说刚刚发表。（我还是提到了《事业失败的大学》成为《新英语评论》（NER）杂志社的另一部作品，这真有点儿丢人。）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北美图书有一万多部，每年自费出版的图书还有50万部，图书的诞生和死亡的现实常常被认为是同义词，实在有点儿不幸。我希望，书籍出版之后有人看，我也希望，人死之后还有来生。

至于死亡本身，这严酷的事件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瑞士钟表一样准时，或者像货运列车的速度一样风驰电掣。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我们故意很少去考虑它。我猜想，作为能思考的存在，我们为何觉得不能改变的东西就甜蜜无比？而我反常的思想则提出抗议，我们必须思考死亡恰恰是因为其确定无疑。我们都逃不掉的东西有两样，死亡和缴税。对于缴税，我们想了太多太多，为什么不来想想死亡呢？

或许，答案就这样简单：我们认为生死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一方与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水火不容的差异导致心理上的隔离。这似乎很有道理，但缺乏逻辑。因为死亡毫无例外跟随生命之后，我们为何不得出死亡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个结论呢？如果死亡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为何要拒绝呢？为何一想到死亡的前景就恐惧不已地尖叫，而不是思考和设想生命的终止对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意义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专门为现代世界量身定做的东西，或者是意义的缺失。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1973年的《拒绝死亡》抓住了我们的文化不适症，并做出了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现在均适用的诊断：“人的生存条件的反讽在于最深切的需要是摆脱死亡和毁灭焦虑；但是，唤醒焦虑的是生命本身，因此我们必须回避充分的生活。”

贝克尔揭露了人类的两难困境---我们因为人类独有的特征---意识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变得复杂多变和有可能实现圆满，但也暴露出缺陷，意识成为人的诅咒，人类成为唯一提前知道自身最终消亡的物种。这种提前知晓不仅仅是模糊的不舒服或者微不足道的不愉快。死亡绝非弗洛伊德想象的性压抑的解决办法，而是我们最根本的挑战，很可能是存在的理由。

对大多数人来说，肉体湮灭的前景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事。我们很少人从孤立的身体视角直面死亡，接受随之而来的不光彩毁灭和腐烂。那是无法解释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导致了可解释的疯狂。贝克尔敏捷灵巧地解释了人类的难题：“人从字面意义上说被一劈两半：他对自己了不起的独特性有清醒的认识，在大自然中鹤立鸡群，神圣而威严；但是，死后他将返回地下几英尺以便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腐烂，永远消失。”

因此，死亡作为终极的悲剧性边界而存在，是一种流淌在我们身上的自我诱导的、自相矛盾的意识流。这就引来怎么办的问题。通过邀请手持大镰刀面目狰狞的死神收割者前来喝茶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将生和死当作连体双胞胎兄弟而不是激烈辩论的拜登和特朗普或许还是有帮助作用的。（拜登的辩论是枯燥乏味的表演，即事先安排好的僵硬的、死一般的表演---此后，民主党就宣布了他在政治上的死亡）。生死之所以是分不开的伙伴，或许并非因为我们胡思乱想或想让它们如此，而是因为按照哲学家安东尼·佛留（Anthony Flew）的咒语，我们被要求“跟着证据指引的方向走。”

这是真正引人注目之处。无神论和科学唯物主义以其毫不妥协的叙事支配现代世界，上帝就是个幻觉，是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无神论的拒绝命令或许是错的。自从最遥远的记忆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死亡问题---不是作为拒绝者，而是以怪异的宿命论方式---在从前出版的两本非虚构著作----《为跌倒的搬运工哀悼》（Lament for Spilt Porter）和《无法诉说的衷情》（Inarticulate Speech of the Heart）中---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证据将引领我们到何处？我非常愉快且吃惊地发现在物理学和生物学（虽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说过的话）和在逻辑学（在安东尼·佛留基于转换的证据的帮助下），支持上帝存在的证据反对拒绝的必要性的声势是很强大的。证据引领的方向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驳斥了当今文化的偏见。提出某些证据未必为你赢得朋友或者影响人们的观念，但你将永远不会被视为乏味无趣之人，这一点更加重要。

在这么短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没有多大空间来恰当处理充分的证据。虽然如此，这里提供若干碎屑作为精神食粮。道金斯在《上帝幻觉》中解释了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令人吃惊的不可能性和无法衡量的现实，即未来科学能够解释的事实。生命的不可能性被压平，变成了纯粹的细节，正如人类现象被简化成为或活着或死掉的细胞。但是，生物学家道金斯知道得更多。当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撰写他的代表作《物种起源》时，细胞曾经被认为是简单的，生命的可能性出现在条件适当、闷热潮湿的沼泽地。今天，我们知道单个人类细胞就包含了六十亿核苷酸对，它太过复杂，根本没有办法作为简单的事实来解释掉，安慰自己说我们未来可能充分理解或者被动理解。

如果细胞学的复杂性还不够，人类学成分以其准确严谨性允许人类需要存在的微小可能性---所有关于多重宇宙的无根据猜想的生存条件，在宇宙其他地方并不存在。月亮管理海洋潮汐，与太阳保持距离使得有适宜人类生活的温度，提到的还有人类学的很多其他成分作为金发女孩效应（the Goldilocks Effect凡事都必须有度,而不能超越极限，来自于童话“金发女孩和三只熊”，讲的是一个金发女孩不小心闯进棕熊一家三口住的房子，然后喝熊爸爸的粥觉得太烫，熊妈妈的粥有太凉，最后喝小熊的粥刚刚好；熊爸爸的床太硬，熊妈妈的床太软，小熊的床刚刚好。她躺在上面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突然棕熊一家回来，把金发女孩吓的一溜烟逃跑了。---译注）---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如果要完美无误同步运行的话。生物信息学家尤金·库奥宁（Eugene Koonin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立医学图书馆 (NLM) 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的资深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计算出生命依靠自己生存的概率是10到1,018的三次方？）。如果做遥远的预测，这个数据说明，就连从全世界的所有沙子中选中特定的一粒沙子也比生命的卑微开端面临的可能性更大。面对这种概率---就像一连赢得万亿万亿的彩票---道金斯的确承认我们的幸运可真不是一点点儿。

这篇文章不是有关信仰的也不是要论证上帝存在的，但是，我的确认为值得思考拒绝死亡使得我们付出的高昂代价---无论是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是对于无所不在的社会拒绝的文化含义。拒绝死亡和拒绝承认来生的可能性不能依靠种种渺小来平衡，如我们忙碌的生活、众多的事业、痴迷于不可改变的身份认同等。焦虑并不能依靠转移注意力或者千百个渺小之事而得到缓解，意识的诅咒和庇佑告诉我们的可不仅仅是这些东西。“人们除非能将自己的渺小转变成为最高可能层次上的有意义性，否则他是无法忍受这样的渺小的。”

贝克尔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发现一种能够依靠的实质性叙事。“人们创造出他们需要的现实以便发现自我。”我们的叙事拥有直接的个人相关性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画出一幅画，从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相关性议题非常有意思。直到最近之前，叙事往往存在于自我之外的狭隘可能性范围之中，即上帝、家庭和国家。如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狭隘性扩大中---但是，实际上变得更加狭隘---进入无限选择的主观性幻觉之中，除了我、我自己和我本人，再无其他任何内容。

在上帝、家庭和国家等古代叙事的三重彩之外，现代人有了很多意义替代品。身份认同政治和时髦的意识形态事业是人们投入其中的肤浅叙事，但他们常常并不清楚最根本主张的功效，这些主张就是在制造幻觉和永久性怨愤。这些从国外借来的意识形态叙事类似于伪装成美德和正义的宗教。贝克尔明白意识形态叙事的功效令人怀疑，并预测了我们内心的迫切渴望，即寻找个人的和持久的叙事。

个人叙事未必是独创性的。相信我们自己的独创性应该总是高举一面红旗宣扬自我反思的必要性。真正的创造性---这是非常罕见的---发生在有人栖息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启发的时刻，偶然瞥见了物质世界之外的可能性。（比如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99年的《圣殇/圣母与圣子》雕像（La Pieta）就不能被简化成为各个组成部分。其实体或许是大理石，但是其本质还有其他东西。我们知道这一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圣母与圣子》（La Pieta），雕刻在一块完整的卡拉拉产的大理石上，圣母的衣带上有米开朗基罗亲笔签名。圣母和死去的耶稣的这种组合，前所未见：两个人物比例协调，姿势端庄，表现了震撼人心的古典美和怡静美。

在历史上最安全、最富裕的时期，尤其是年轻人中间的日益恶化的心理卫生数据仍然是所有时间里最高的，而且还在升高之中。在我们醒来的所有时光中都弥漫着一种集体的世界末日的感觉，这种感觉还偷偷溜进令我们恐慌不已的噩梦之中。反乌托邦的书籍和电影连篇累牍地出现，我们越来越深入地埋藏在我们假装进入的地方，那是虚拟世界的安全空间。2020年，网飞公司（Netflix）的纪录片“社会两难”提供了对此问题的非典型深刻见解，即告诉我们自己在本能上都已经知道的东西。算法驱动下的社交网络是被故意开发出来引诱我们上瘾的，对我们的大脑功能产生同样自我伤害性的影响，就像毒品一样，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所有这种痛苦和富有的创造者和受益者都毫无例外地决心让这些产品都远离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我们和孩子们都如此脆弱？如果运用贝克尔的推理，那是回避不愉快之事和否认深不可测之事。但是，虽然或许恰恰因为我们努力躲避，所受的痛苦反而更多。虽然问题存在复杂性，但是，我们获得这个结果的方式并不复杂。旨在让我们观察宇宙的大卡奈斯望远镜（The Grand Canais）已经颠倒过来，变成了观察我们海军的更具穿透力的景色的工具。我们凝视错误的方向，观察错误的对象，可以预见的是，看到令人担忧的后果。

贝克尔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自己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不能面对这些排除了超验性生死观的叙事。为了说得更清楚一些，贝克尔不是在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在说，为了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理性，对付死亡要求一种超验性的理解，即便这与现代科学唯物主义的正统思想正好相反。贝克尔以这种方式并非在论证上帝的存在，相反，他得出结论说，醒来认识到上帝现象是走向充分成熟的必要发展步骤。因此，否认死亡的强迫症就变得并不那么咄咄逼人了，而是死亡意义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现代怀疑论者则觉得这些既非不言自明的也非真实可信的。虽然如此，虽然我们傲慢自大，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但我们对于我们之前的事情仍然所知甚少。在《重要之事》中，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到博物馆展览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历史心跳之前地球时代的扩张。45亿年的地球时间占据了漫长界墙的绝大部分，代表所有人类时间的不过是一长缕人类头发。如果扩展克劳萨默的例子，人类时间沿着同样的长墙展现，或许有另外一缕头发代表了20世纪和21世纪。我们是菜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知道很多，我们愚蠢地相信自以为肯定真实的东西，即使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也不知道我们为何来到此地。

在通向我们当前时间的淋巴结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往往对于其淋巴结非常敏感），人类敬畏自然，认为自然事件必然拥有超验性源头。我们并没有创造自我，却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支配性叙事”，这样的观念显然荒唐可笑。在霍布斯之前，人们就意识到生活的“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为了集体的生存而与贫乏做斗争是支持礼仪和尊重的理由，并将其作为获得意义的手段。

我们同时思考太多和思考太少。恐惧驱使我们更加痴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我们在使用令人吃惊的意识天赋在探寻和思考宇宙方面的失败是造成没有过好自己的生活的罪魁祸首。

“人们创造出他们需要的现实以便发现自我。”贝克尔的话中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创造出他们需要的现实以便迷失自我。而且，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这恰恰描述了我们的现状。

这十分怪异，因为生死目的的答案存在于我们的拒绝工具之中：意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或许不同意，虽然他的论证作为我们无神论时代的高级牧师，在讨论意识时，他是最脆弱不堪的。意识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人类进化的功能。也就是说，意识用来进行推理和漫游的不可思议的巨大潜力是超越制造和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必要性的。同时，适当创造和理解微妙含义和隐喻、诗歌和音乐，哲学和语言的大脑能力让我们成为了神灵，这是流行的肛门说无法拒绝的东西。我们是混合体，既融合了生物学和超验性又融合了肛门和神灵，有着既令人困惑又令人痴迷的包装。如果你想在鸡尾酒会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放弃谈论政治，用卓越的肛门功能的男人或者更具进步色彩的说法女人来惊艳众人。

但是，我们将高于动物水平的思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常常认为意识是功利性的大脑发挥功能的简单灰色物质，它使得我们的心脏跳动，肠胃蠕动。如果不是因为拒绝的盛行，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如此。我们的灰色物质能够大部分被放置在某处---即使我们知道功利性大脑的功能仍然神秘莫测。至于其他，对于意识惊人的和很少被考虑的功能，我们实际上很少了解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对于现代人的知识需要来说，它激发起来的是拒绝而不是敬畏。我们缺乏理解或许是因为它就不是让人去理解的。意识的超验性本质也不是要被拒绝的。

对于那些不相信无法从经验上理解的东西的人来说，认为这---字面意义上的意识并不存在，除非是作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用来否认其存在的思想）的不言自明的证据。我思故我在是有意义的。我们有意识和否认死亡的意义，这个事实是不言自明的证据，证明了意识的选择性威力和很少使用的潜力。我支持超验性意识的功效的个人证据如下：试图想象你自己的不存在---不，不是死亡可能感觉如何，而是想象彻底的不存在，即科学唯物主义据说知道的我们的可怜结局的一种状态。甚至想象不存在的徒劳尝试都是一种证据---我们不能---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可怜的结局叙事之外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是怪异的生物，关注更多的是肛门而非我们的神灵一样的潜能。

在当今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我们变得更加怪异。我们痴迷于永恒不变的、个人的身份认同部分，和并非性情不变的、共享的意识，即使它并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佛教徒相信持续存在于心灵中的概念，将意识的共享本质推到很狂热的地步。否则，如何解释荣格的原型痴迷和集体无意识痴迷呢？）逐渐理解死亡是一种共享阶段而非个体的恐怖，这留出空间让人消解恐惧和接受死亡，并充满热情地设想可能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肉体存在的消失不是生命的结束，如果证据引向另外一种版本的生命目的和死亡意义，如果死亡得到接受而不是拒绝，我们能够保持一种作为神灵出现的希望，无论有没有肛门。

作者简介：

拉里·麦克劳斯基（Larry McCloskey）已经出版了八本著作，六本有关年轻人的书，还有两本最近的非虚构作品。《为摔倒的搬运工哀悼》（2018）和《无法诉说的衷情》（2020）获得国家出版业协会（Word Guild）图书奖。《无法诉说的衷情》获得2020年加拿大最佳书稿奖，出版后，最近获得第二次出版业协会图书奖。他最近从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大学保罗芒通残疾学生服务中心（the Paul Menton Centre）主任的位置上退休。此后，他写了讽刺小说《注定失败的大学》（Castle Quay Books, June, 2024），是拥有社会服务工作资格的心理分析师。他和三个女儿、两条狗、一个妻子生活在加拿大。

译自：Death by a Thousand Denials by Larry McCloskey

Death by a Thousand Denials – New Englis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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