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宋学家批判汉学的学理脉络
作者: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廿六日乙丑
耶稣2024年10月28日
“汉宋之争”为清中叶学术史的一大聚讼问题。学术界关于“汉宋之争”的既有研究多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主要关注汉学家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而对理学阵营的声音则较少关注。笔者以为,从理学家的角度对“汉宋之争”进行反思,厘清宋学家批判汉学的学理脉络,或许能更好地把握“汉宋之争”的关键所在。
桐城派集矢于汉学的“卫道”之论
乾嘉时期理学阵营中最早向汉学发起批判的当为桐城派。桐城派坚守程朱理学,以“文以载道”相标榜,其代表为方苞、姚鼐。方苞与人交往,凡非议朱子之学者皆被视为异端,尝谓:“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并极端地认为“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与李刚主书》)。其卫道之心显露无遗。继方苞之后,姚鼐将卫道的矛头对准汉学家。
姚鼐曾经想师事戴震,但被戴震婉拒后提出“交相师”的说法。此段公案学界多有论述。刘师培说:“自桐城姚鼐以宋学鸣于时,为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汉学,桐城文士多和之,至失其真。”其实,姚鼐对汉学之批评主要与其在四库馆的经历有关。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四称:“乾隆中开四库馆,惜抱预校录之列,此其拟进书题,以《提要》勘之,十仅采用二三。”郑福照所著《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记:“于是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于此种风气之下在四库馆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故入四库馆不到两年即被迫称疾请辞,离开四库馆。姚鼐于是年撰写《赠钱献之序》对汉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宗汉学者“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他讥讽汉学为“窥隙”,是“细”,仅是枝节问题。姚鼐晚年对汉学的批评更加激烈,其锋芒甚至直指戴震:“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此种语气已近乎谩骂,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争鸣,卫道色彩较为明显。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方东树为姚鼐弟子,为学宗主程朱,尝自叙学行说:“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方东树因愤懑于《汉学师承记》对汉学的表彰及对程朱学说的批判,撰成《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序例》将汉学家分为“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他认为汉学有害于“世教学术”,故“思有以弥缝其失”,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言论,然后在条目之下附辨正之语。所辩驳之人自毛奇龄始,包括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戴震、焦循、汪中,以至于阮元。
方东树对汉学家关于程朱之学的批判尤为不满,他在《汉学商兑》卷中云:“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邪!”但方东树也具有深厚的“汉学”能力,于汉学家的许多观念都能以考据的方法进行反驳。如辨毛奇龄关于“道学”名目源于道家的说法,即通过考据的方式指出“道学”名目渊源于孔孟。又如,阮元认为“克己复礼”之“己”即是“自己”之“己”。方东树指出,“此全祖述毛奇龄《四书改错》。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离悖诞,亦皆与之相类”。接着,方东树通过对《论语》字义的辨析,并引古人“言各有当,随举自明”为说,证明“克己”之“己”系“私欲”,而下文“为人由己”之“己”则为“自己”,两者并不矛盾。
李慈铭评论方东树说:“颇究心经书,以博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梁启超则认为《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
“汉宋之争”所争在一“理”字
乾嘉时期“汉宋之争”最后聚焦于思想论争。如前述,方东树即娴熟于作为方法的考据,并不排斥“汉学”的方法;而汉学家也并未放弃对“义理”的追求。惠士奇手书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也就是说,就“学”而论,尊崇“汉学”;就“行”而论,服膺“宋学”。
戴震向以擅长考据学示人,但却对义理情有独钟。在以义理为旨归的《原善》中,戴震有言:“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晚年更是自述“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又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此正可以见戴震于义理之旨趣。戴震身后,学者对其治学精神的认识颇有出入。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唯洪榜“以为功不在禹下”。焦循则认为:“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在“汉宋之争”中,宋学家所极力反对的正是汉学家对“理”的批判和改造。方东树指出“汉学之人,有六弊焉”,其中“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他对“东原自得之义理”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云“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戴震释“理”为“腠理”,方东树批评说:“不知言各有当,执一以解经,此汉学所以不通之膏肓痼疾。”
汉学家凌廷堪和阮元均主张 “以礼代理”。凌氏云:“不知圣学礼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乱真之有哉!”阮元则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方东树反驳道:“礼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则万事万物咸在。”在方东树看来,“‘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因此,他反对以“礼”代理。可见,“理”与“礼”何者为先是汉宋学的争议焦点。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可谓道出乾嘉“汉宋之争”的关键所在。在乾嘉汉宋学的论争中,既有“争”的一面,又有“不争”的一面,“不争”意在双方都承认“考据”的方法论意义,而其所“争”则在义理的内涵以及具体指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启超所谓清学“乃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或失之偏颇。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学者汇聚彝伦讲堂,探讨儒学的海外传播
【下一篇】【戚学民】清史书写中的“大儒”孙奇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