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处世治事治国成己的源泉

作者：郭继民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十八日丙戌

          耶稣2024年11月18日

“信”为儒家五德之一，乃古人修、齐、治、平之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在现代汉语中，“诚”“信”连用，且《说文解字》亦有“信，诚也”之解，故致使人们以“诚”代“信”，不经意间牺牲了“信”的独立性。

“信”，当然可解作“诚”，然在具体呈现中，“信”义更为丰富。《墨子·经上》曰“信，言合于意也”，谓之“合于意”；《国语·晋语》曰“定身以行事谓之信”，谓之“定于行”；《新书·道术》曰“期果言当谓之信”，谓之“观以果”；《白虎通·情性》曰“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谓之“专于一”；等等。上述四例，其质虽同，其义则各有所“偏”，故从处世、治事、治国、成己诸层面浅析之。

处世以信：合于意

处世或曰“人际交往”，贵在言行一致。从字形上看，信，人言也。人言为信，蕴含心口合一、知行合一之义，此即《墨子》所言的“信，言合于意也”。因为口易“言”，而“行”难至，故孔子有“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之感叹。其中，“行己有耻”，愈发强调了“言行一致”之难为。反过来看，世间的欺世行为，实质即在于“言意不合”、知行不一。不消说，虚伪、欺世之行为难以为继，人们洞晓其骗术后自然敬而远之，其人又当如何立世呢？

关于以信处世的重要性，孔子亦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谓至论；及至汉儒，则将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与四时、五行相配，其中，以土配信，突出了“信”的核心地位。汉儒认为，仁主春生，东方木也；礼主夏养，南方火也；义主秋成，西方金也；智主冬藏，北方水也。四时不言“信”，因为“信”属土，土统帅四时。一如金木水火皆离不开土那样，“仁义礼智”亦离不开“信”，离开“信”的“运化”作用，世间将一事无成。

治事以信：定于行

治事或曰“事功”，亦须“信”字当头。当然，此“信”偏于“行动”，所谓“定身以行事谓之信”，简称“定于行”。共同举事者，唯有以“行”证“言”，在行动中落实其“言”，众人方能抱团如一，成就事业。《周易·系辞上》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即言此理。“信”又训为“伸”，《周易·系辞下》谓，“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唯信，方可“伸”展（生长、延伸）、发展，而最终获“利”（成就）。此见，“信”于事业，乃行动之前提、发展之动力。

“信”之于个人志业，偏重于真切的付出（“行”），万不可作“伪”而自欺。譬如，举凡唱歌、弹琴、画画、写字等技艺上的事，欲求得成就，须下得功夫，任何时候都作“伪”不得、欺骗不得。倘若欺骗自己，到头来一事无成。此好比农民种田，少付出，定然要少收获。俗语云，“土地不负勤劳人”，确为箴言。

从艺如此，治学亦然。治学须坐冷板凳，须有沉潜之功，须实事求是，不剽窃、不弄虚作假，尤其不能让学术染上半点灰尘。清末张之洞创办新式学堂，极力倡导“沉静好学”之优良学风，对学风浮躁的学生严加淘汰。不欺他，不自欺，才能保证学术的纯洁与高贵，此亦为学者的基本品质。

治国以信：观于果

“信”之于治国理政，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历代圣哲无不重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言：“信，国之宝也。”《周易》六十四卦之“中孚”卦，则专门讲“信”。“中孚”卦辞曰：“豚鱼吉，利涉大川。”其中“豚鱼”比喻小民，其大义为若君臣合志，施德于民，取信于民，那么其结果则“吉”。能否取信于民，当观其“果”，此即《新书·道术》所言的“期果言当谓之信”。商鞅变法，“城南立木”，兑现诺言，以“果”取信于民，最终推行变法。

孔子于治国之“信”，相当重视。《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之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当的军事实力，还要取信于民。孔子生于春秋之衰，尽阅亡国之事：观史之“果”，亡国者在于失其“信”，故而其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论语·学而篇》中亦进一步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中“敬事而信”，即要求发布命令要谨慎而守信用，不可儿戏。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务要讲“信”。“烽火戏诸侯”拿契约当儿戏，“果”不实也，可谓最大的“言而无信”，最终亡国，亦是咎由自取。历史上失“信”而亡的事例，比比皆是，后人当引以为戒。

成己以信：修于诚

处世、立业、治国皆须“信”，“信”乃世间的通行证，是世间的流通货币，离开“信”，一切难成。信之养成首先在于“成己”，唯“成己”方可做到自信，亦能“使人信”；倘若自己都不信，何以能使人信？故而，“成己”当从自“信”入手，即所谓“不自欺”。“不自欺”的关键在于“诚”，人若能诚，自然能信。《白虎通·情性》言，“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可谓至见！诚、信虽同义，然以哲学视野观之，二者亦有区别。大致说来，诚、信关系可表述为诚为体、信为用。

《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讲“诚”最多。欲践行“诚”，首先不自欺，君子若不自欺，就要信天理、信天道，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容欺也。其次君子修诚，势必在“慎独”上做足功夫。慎独，就是独处时，要时时省察克己，去己之私，使心底坦荡荡，始终如一。“坦荡荡”，用王阳明的话讲，则是“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亦是王阳明临终时所言的“此心光明”。

因此，人生之要，根基在“成己”，在修“诚”；有了“诚”之功夫，“信”就立了起来。“诚”“信”并立，则治国者可践行圣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之期许；治事者可勇猛精进，完成恢宏之志业；修身者则能以真诚之心对待自我、对待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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