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2024）学术研讨会举行

来源：“思想与文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二十日戊子

          耶稣2024年11月20日

2024年11月9-10日，“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2024）学术研讨会（含“AI+中国伦理学”青年学者论坛）于华东师范大学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思想与文化》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沧浪国学社协办。研讨会邀请到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青年学者五十余人齐聚一堂，围绕“道德”与“文明”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苟东锋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王柏俊书记分别致辞。杨教授首先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就会议主题中“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文明”两组关键词予以辨析。在杨教授看来，文明以人类整体命运为关注支点，着眼于天下众生的共同利益，作为人类活动长期发展的结果，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因而，注重文明观念，既有理论和学术价值，又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王柏俊书记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欢迎。王书记回顾了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学建设的传统，并提及其与《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的渊源：二者均创立于1982年，且均由周原冰先生发起并促成。王书记对哲学系增设的应用伦理专硕等项目进行介绍，期待本次会议能够为同仁们提供思想交流、自我分享的平台。

会议第一场由中山大学陈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楷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林宏星教授针对“‘勇’如何而为‘德’”的问题，就朱子对《论语》“勇德”的诠释加以考察。林教授指出，朱子区分“勇”与“勇德”，主张“勇德”在勇之外，尚需符合道德，从而构成道德实现的重要保证。在朱子看来，“心中之全理”提供了采取勇敢行动的理由，我们对“理”的“审”“虑”为勇敢的行动赋予普遍准则的内容，而对道德之理形成心肯意肯的信念则构成勇敢行为的动力之源。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则着眼儒家对个体存在、生命权利的尊重与维护，基于“把人当人”对“仁者人也”展开一种创新诠释。在余教授看来，“把人当人”是践行儒家仁道最核心的工夫，要求我们超越天道、本体世界，在具体生活事件中获得对自身主体性的觉察体认。“仁人”也要求管理者公正无私的领导，具有政治的向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研究员考察了“个体主义道德观的当代困境”，并提出超克方案。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使传统社会形成的个人主义道德观面临“是”与“应当”的传统区分失效、不适应于多重道德主体系统、无法应对如何使技术合规发展三大困境。为应对三大困境，须以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道德观来替代个体主义道德，呼唤一种未来伦理学的建立。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由经学的视域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夫妻伦理关系予以考察，指出权责的划分决定男女不同的价值及实现价值的不同方式，并导致女子在传统社会通常处于受保护地位。该差别很大程度上由古代财产关系，确切地说是继承家产的方式决定的。基于相关考察，曾老师主张现代《婚姻法》及相关法律的诸规定更多体现了保护妇女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传统社会关系的延续。

会议第二场由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研究员主持。首都师范大学陈鹏教授围绕“个体德性与生活世界”，以漫谈的形式对传统德性生活的现代境遇展开思考。就德性的养成，在强调本质、超越的德性形上学之外，以个人实践理解的德性、主张生活养成德性的德性社会学成为一种可能的思考进路。在德性社会学看来，个人德性必须在个人所处的社会共同体和生活世界中得到考察，传统儒家的德性生活，需以特定生活世界为其依托，后者令人的德性生活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得以可能。

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分别以责任与自由标识孟子与庄子思想的基本取向。孟子的责任哲学强调对思想-文化上的责任的自觉坚守，积极担当教化的责任，并从道德维度将自我与天下贯通起来加以实现，在道德实践中展开为作为起点的性命之辩、作为过程的心灵自我实现以及作为浩然之气所标识的整体境界。相较而言，庄子哲学持有限认识论、有限个体性，拒斥泛政治-伦理化取向，但也容易导向不负责任的自私或单纯个体性。需要将孟庄所注重的责任与自由相结合，才能在把握思想具体性的同时，真正获得对自由意识的理解。

武汉大学李巍教授基于AI建模的智能分析展开对于名学的考察，以此展现数字化技术能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的支持。李教授依托自己预训练的图神经模型“齐物智算”（ArguGat/ThinkGat），对与“名”相关的思想文本进行监督聚类，其结果显示，文本客观数据很难支持将“名学”比附于逻辑学的传统见解，“名”在宗教禁忌层面有值得探讨的独特内涵。据此，“名学”应被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加以考察。

会议第三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才清华教授对传世本《老子》中以“无x”“不x”表达簇传递思想的语言现象特加关注，指出其看似否定、负面，实则传递肯定、正面的意思。由这一现象出发，才教授具体考察《老子》中“不敢/不敢为”的表述，指出其具体展现了“无为”的具体内涵，即“权力自我节制”。“不敢”隐含对个体性的尊重，但不直接等于“包容”或“自由”，而更涉及对他者的关切和对自我的反思。

西北大学李友广教授将老子对于道德的思考置于周秦之变背景下加以考察。周秦之际，由于天子式微和诸侯势力的崛起，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权力体系与带有宗法色彩的道德在东周难以维继。为此，老子从自然规律中抽绎出“道”的概念，并采取以道观物的方式，反思旧道德、政治之弊，建构了尊重万物自然天性的理想主义新道德。荀子、黄老和韩非对老子思想予以吸收，对三代政教传统作出反思，修正了老子的新道德观念，还建立起更符合时代历史之需的政治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杨杰教授在行动哲学视域下审视老子“无为”论。“无为”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含义争讼不断，主要包括无为是一种特殊的行动，没有任何行动，生活实践之外或之上的“为”。通过考察《老子》文中对“无为”的界说，“无为”总是和大量“有为”相关联，但可依据心之欲求从中区分“意图性行动”和“外显性行动”。杨教授主张，老子对“无为”的理解应包含“无目的的有行动”“有目的的有行动”“有目的的无行动”和“无目的的无行动”四个在价值意义上逐级递增的层次。

同济大学陈徽教授从体用论出发，辨析王弼对“无为”的理解包含两种含义：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效法道体，屏除有为之举；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以无为统摄有为之术，二者又分别引出“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两论。与无为相应，王弼提出“舍己”工夫论，要求以无欲为核心，复归心体虚无。相比之下，“性其情”并非独立工夫，而强调性情一致，性情相洽。

中山大学陈畅教授以梁启超《节本明儒学案》为中心，将其对阳明学的改造视为阳明学深度参与新时代塑造的社会政治实践。通过对阳明学去形上学化，并加强人格养成的面向，梁启超将古典儒学工夫论嫁接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将社会道德的维系问题同公德私德之辨相关联。与梁启超不同，唐文治正视人性中的超越性维度，指出由之能令人身心机制在时间性的变化中保持盎然生机，得以建立同他人共在的公共生活。陈教授强调，阳明学开启了在时代中重建规范性的思想任务，其中必然涉及对世界整体的一种形上学理解，为此必须重新思考心学的现代之路。

会议第四场由西北大学李广友教授、复旦大学才清华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研究员针对信息化时代人类的精神困境展开分析，指出信息化发展隐含人与信息关系倒转异化的危险，人工智能的发展容易使人与自身疏离，造成人之本质的失落。由此，张老师思索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救赎，主张应将作为全体的“人”自身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以反思当前科技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合理利用。

复旦大学徐波副教授由儒家传统中经典的道德二难抉择问题出发，指出其在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实证性视角，徐教授试图从中国哲学视角为AI发展及伦理学推进提供一些来自传统思想资源的建议，同时通过AI技术帮助儒学突破自身局限，更好实现智慧。此外，将以AI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和传统儒家伦理合而观之，则技术革命是否有益人的幸福和道德，是否会导致更深的异化，值得思考和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丽丽编辑就智慧型机器人是否可以通过儒家“修身”获得道德情感进行考察，首先梳理智慧型机器人作为道德主体所面临的包括确定性、关系性和模糊性在内的三类道德规范模式；其次分疏儒家“修身”以获得道德情感的“先天植入式”与“后天学习式”两条进路；再次以具体的道德情感为例，指出智慧型机器人可以通过先天或后天模式习得确定性、关系性道德情感，却无法习得以“仁”为代表的模糊性道德情感，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儒家的“学以成人”。

中国人民大学李记芬副教授一反传统荀学研究多重视礼学和人性思想，漠视仁学的做法，主张荀子对仁爱思想有较为深入的关注。由现象学的进路入手，可以更好理解荀子以仁者统一爱人和自爱的做法，但其思考与现象学进路在相似之外也保有一定差异有待更进一步的辨析。

上海交通大学王金凤副教授延续现代新儒家以直觉主义看待儒家的做法，进一步探讨判定儒家为直觉主义的根据所在。王教授指出，儒家以情论心的做法可例证其道德直觉主义的特征，传统儒家对“不忍人之心”这类兼包理性主义因素和情感主义成分的内容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重审西方道德直觉主义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并揭示道德直觉的多样性，拓展其谱系。

会议第五场由同济大学陈徽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杨杰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孟少杰老师对杨泽波、杨祖汉从“道德动力学”考察朱子的既有工作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朱陆异同等问题的梳理，辨析“本体发用”和“工夫”、“工夫”和“实践”的区别，强调完整的道德动力过程应注重工夫-本体-效验-实践的整体环节。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副教授以朱子“所当然之理”为中心，对人伦之外“物”的道德进行考察，指出物的所当然之理是其参与人类共同体中的政治社会性的恰当方式，也是人对其应对措置之理。所以然之理和所当然之理的区分不应被还原为自然与道德、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人伦之外的物之所当然之理兼有描述和规范的意义。

东南大学李健芸老师特别强调智德及由之主导的是非之知在朱子哲学的“道德动力”问题上具有关键意义。智德的发用基于心灵对其本有的道德法则的自觉，凸显性理法则的确定性，在具体场景中体现为是非界划分明的道德判断，并机器为道德活动提供确定的方向。

曲阜师范大学封顺帆老师聚焦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思想，通过对其所论“心”之概念的分析考察，指出许衡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独尊朱子，保持较为纯粹的朱子学立场，而是有意识地吸收了象山心学的因素，展现了和会朱陆的思想特征。

曲阜师范大学陈碧强老师在宋代道学有关“格物”的诠释脉络下，特别关注杨慈湖的“毋意”说。杨氏将“格物”训为“去物”，强调克除与本心不符的意念，构筑心一元论体系。作为存在之根源的心，究其本质是道德之善。基于其格物说，杨氏将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熔于一炉，对经典诠释又“以心解经”的创造性发挥。

会议第六场由上海大学曾海龙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丽丽编辑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就伦理秩序建构展开由表及里的考察，指出其表层逻辑为社会伦理资源再分配，现实本质为伦理主体的权利均衡与确认，实践逻辑涉及共同体认同与权力博弈，底层逻辑为实力、势力与时运、策略。在樊教授看来，不同伦理共同体有不同伦理诉求，国家伦理秩序的建构并非寻求一种全球同质化，或不同伦理共同体的伦理秩序的“共和”。相反，伦理秩序建构是对伦理价值担纲者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考验。

北京师范大学王楷教授在现代性视角下重审儒家亲子伦理的价值基础，指出传统儒家孝道以亲生子的自然事实作为存在论基础，从发生学和价值论的双重层面将孩子规定为受限的，从而在实践层面容易造成“从父”“从义”的紧张。对现代观念，亲生子这一生理事件的孝道只涉及生理崇拜，不能令亲子关系获得价值。王教授强调，应重视亲子伦理的生成性，在由血亲维系的小我与天地万物之“一体”中寻找恰当的平衡。

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聚焦南朝的何、颜二人有关《周易》三画与六画及其爻位象征的论争，指出颜延之以为《周易》的三才之“人”只是圣人，何承天则认为指向所有人，圣人只是其中代表。二者因此构成三才与众生之辩，根据颜延之，圣哲方能与天地并列三才，将贤人以下同草木虫鱼并列为最终需要被超克的众生，最终导致三才的消解和生生的克服，同《周易》的三才精神背道而驰。

武汉大学廖璨璨副教授由理学对孟子性命论的诠释出发，重审“道德运气”论的效度与限度，指出西方伦理学对“道德运气”的讨论集中于人们对人力不可控的事情是否负道德责任，具有现实意义，但无法在根源上解释人类道德行动的理据。宋明理学对孟子的诠释引气入性，主张道德评价及行为者的道德行动能动性不应受气禀和境遇的影响，运气也不会在根本上构成对道德的挑战。孟子性命论的如上诠释不仅可视为对“道德运气”的一种回应，更超越道德评价和权责问题，强调行动者需对自身道德品格有所自觉。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冯晨教授对孔子仁的实现方式加以讨论，指出孔子之仁不预设先天的善性作为基础，而仅仅对“性灵”予以肯定。从个体生命看，仁发乎道德情感，成乎礼仪规范。从社会角度看，情感与礼仪间尚有赖“义”的介入。义是道德主体在具体处境下的恰当反应，也是情感和礼在实践中的即时表达，充分体现道德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情义礼的交互构成仁的表达活动，该活动无法以概念确切定义，而需在个体生命活动的具体过程中得到领会和实现。

会议第七场由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武汉大学廖璨璨副教授主持。上海大学曾海龙副教授以“一体两现”到“天人倒转”的传变刻画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十力学派的继承与发展。通过仁学中欲性、仁性、智性三分法，伦理心境说的提出，生生伦理学解决了儒学史上性善性恶、心学理学之争，在道德践行外关注道德存有，后者由道德意识来存有宇宙万物，突破传统天人关系中从天讲人的做法，达成从人讲天的哥白尼式革命。

浙江财经大学王聪老师就牟宗三哲学中的“自由意志”概念展开探讨，主张其经由改造康德思想而凸显，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与康德乃至现代语境中的自由意志概念截然不同。王老师考察牟宗三前后期思想，明确自由意志的本体定位，指出其遵循牟宗三的一贯用法，是即体即用的活动本体，需以道德实践得到体证。

东南大学吴蕊寒副研究员特别关注唐君毅的理想中国图式，指出唐君毅对中国社会重建问题提出的核心意见排除意识形态、政体或地缘政治等外在要素，而只关乎具体、真实的人。究其主张，根本上依据理性心灵和道德心灵，将理想中国的主体内容理解为个体、社会团体组织和国家三项观念的配合与贯通，又将政治体的实现形态标识为体现理性心灵全体大用的理想中国图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安琪助理研究员考察戴震对日用人伦的理解，重点关注其中所包含的实践向度。戴震的伦理思想在实践向度上表现为对个体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他提出“遂情达欲”的重生思想和“以情絜情”的道德理性，突破了传统“存理灭欲”的等级主义。在制度层面，通过戴震及其后学的努力下“礼”成为一种实践伦理，将个人情欲合理化、规范化。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焦德明助理研究员在“第二个结合”的视角下审视传统功夫哲学，指出后者局限于伦理道德生活和个人身心安顿，强调实践主体的精英性质，未能使广大群众从自觉的主体塑造中受益。焦老师指出，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实践的精神性，将传统功夫论的场域转移到劳动中，并采取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视角，在劳动中完成修身，改造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实现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教育的目标。

会议闭幕式由天津社科院《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作闭幕发言。陈赟教授回顾了会议主题中“道德”与“文明”、“传统”与“现代”两组关键词的在场。借助后者刻画当代中国之处境，陈教授注意到以未来为主宰，以进步主义和进化主义意识形态为驱动的现代历史性体制，于1989年在西方迎来了解体，也在中国丧失了笼罩性的影响力。光明而美好的魔法化未来被祛魅后，如阿赫托戈所言，西方进入了一个当下主义体制时代。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民族复兴话语与第二个结合话语为表达的，重续古今的新时代。尽管“续古”，却又以新时代相称，这令我们的体制变得非常复杂。因此，今天的我们也仍处于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文明的张力之中。为此，作为学术人的我们不得不面向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和根本性的困惑，在问题和困惑之间寻求秩序。

撰写人：蔡添阳、苟东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