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海教授访谈录之二 为何《史记》是大学生的必读经典

来源：“海南落笔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廿四日壬辰

          耶稣2024年11月24日

2024年秋学期，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宏海教授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301班的张国诚、贺琦飞、崔彬、郭津言，社会学院吴傲松、范芳云等同学多次谈读书问题。应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晋同学之邀请，特将第二次对王宏海教授的访谈实录与各位同学分享如下：

本次访谈，王宏海教授主要谈了为什么《史记》是大学生必读书目。以下为王宏海教授的谈话：

中国古籍存量之多，可谓浩如烟海，一是儒释道经典巨量；二是医药、阴阳风水所谓的民间秘术书籍也不少；还有巨量的文学作品，如果眼界再开阔一些，西学东译，可读的书目就更多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精读《史记》，为什么？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梁启超先生认为《史记》应该进入高校课堂。

那么，是否两位近代中国的大家说了这些话，我们就应该精读《史记》呢？那倒不一定。不过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仔细读过《史记》，研究过《史记》的人，推荐《史记》的效力不足，或为道听途说而已吧。我之所以推荐大家读《史记》，在于我在细细品味《史记》，越品味越难以罢手，深以为不读《史记》，无以为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生不能说是大知识分子，但且当得小知识分子，既为知识分子又怎么不读《史记》呢？梁启超、鲁迅先生，乃至钱穆先生都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读过《史记》，而且还从中受益非浅，是以对于《史记》评价甚高，推荐大家读《史记》亦有应然之理。我不是拿老一代大知识分子说话，而是我自己也深有同感。钱穆先生说，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他为后世2000余年历史写作立了标准，后来的《正史》都是以《史记》为法，从纪年（《春秋》）到叙事（《尚书》）再到写人，《史记》做了标志性、转折性的创新。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成一家之言”实在是谦虚了！可以说，《史记》不仅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成就了“何以中国，中国何以。”这是它的基本意义所在。

我们不妨从《史记》具体内容看看，它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史记》是写人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占了大部分，其余部分也是为大部分服务的。只要有人存在就脱离不了人的社会、人的观念以及人类所依赖的环境，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就把这个全写出来了，他写山川河流地理，又写四季变化，再写物产。更为重要的是写礼、乐、律、历，乃至天象等书。把人和人的存在写全了，如果说，儒家讲仁爱，讲道统，讲正统。司马迁还讲了道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小说家等等。儒家有传统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既讲鬼，还讲怪，甚至还讲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司马迁有千言万语要说，也仅仅用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多字，这么多字竟然把几千年的事情讲完了。

举例说，司马迁写《秦始皇本纪》，写得极富有感染力，写出了千年历史未遇之大变局的人心、社会与政治，秦始皇终其一生经历种种坎坷，体验了种种心理折磨与自我调整，其精神之强大几乎无人可及，然最后却以悲剧结尾，他有无数宏图大业有待展开，可最终丧于小人的算计。司马迁在描述始皇帝的精神世界时，读者看不到一个关于心理描写的语词，但是几乎又处处能叫人感受始皇帝的精神世界。难怪鲁迅先生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呢？

如果说文学手法在于文学言语表达以及意向性语词运用的技法，而《史记》又确实属于史书，居于正史之首。那么如何理解它是“史家之绝唱”呢？鲁迅写过两本很有影响的文学史专著，一是《中国小说史略》，一是《汉文学史纲要》。可见，鲁迅先生是研究过历史的，知道写史要遵从史实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司马迁把文学与史学高度统合，写成了最具文学意蕴的史书，也写成了最具史学意义的文学巨著。如他写始皇本纪，写始皇帝自比三皇五帝，巡狩至东海，多次遇刺，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封禅泰山，勒石刻碑，解释自己统一天下的必要性和意义；至琅琊台，又勒石刻碑再次说明统一天下，做到“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搜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始皇三十二年，到碣石，再次刻碑，说：“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由上可知，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始皇帝巡狩天下时，多次遇刺，多次勒石刻碑以表明心意，以求获得天命支持”的意向叙述的淋漓尽致。司马迁用秦始皇东巡，勒石刻碑这样的具体史实，反映了六国流亡贵族的反抗，与秦始皇自述统一天下的合法性自证。用今天的话讲，秦始皇做事情不仅要记录在案，还要官宣，他自己也不断地发朋友圈，树立正面的人设。

司马迁这样的历史选材与叙述，不仅展示丰富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还体现了是历史写作与文学叙事的内在张力，为后人写史做出了示范，以至于很难让人超越，或许这真就是所谓的“史家之绝唱”吧。

读《史记》必读《太史公自序》，读《太史公自序》又要结合《报任安书》仔细研读。司马迁世袭史官，为汉武帝时期士大夫，古代有奖掖士大夫气节，提振社会风气的礼教，故有“刑不上士大夫”的例则，日本、韩国的耻感文化受此影响甚大。而如果从今天中国的视角看，“刑不上士大夫”则成了特权，特例了。

士大夫的节操在中国影响甚大甚远。晚清谭嗣同因变法而以死明志就是这样的例证。司马迁自述如果不是为了士大夫的节操，扬善惩恶，早就因受宫刑而自尽了。如是则可以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义了。

再说梁启超先生，他是戊戌变法的旗手，也是现代中国报人的先驱，是当时大学生的启蒙导师。他们家被称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绝对是个好爸爸，好家长。我想在这样的导师推荐《史记》进高校课堂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吧。

当然了，现在元宇宙、穿越小说，短视频等各类影视剧的情节也大多可以在《史记》找到创作源头。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向大家推荐《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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