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今轹古 斯文在兹

——“古典学与人文研究的现代取径”青年学术论坛纪要

来源：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时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初二日庚子

          耶稣2024年12月2日

切今轹古 斯文在兹

“古典学与人文研究的现代取径”

青年学术论坛纪要

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同主办的“古典学与人文研究的现代取径”青年学术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自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四十余位学者出席本次会议。各位与会者从经典研究范式转变、文明互鉴、经史关系等角度，探索当下古典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研究相结合的路径取向。

开幕式

11月23日上午，论坛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老师主持，博雅学院院长助理肖文明老师致辞。肖文明老师回顾了博雅学院的成立过程，指出学院一方面基于教学推动通识教育、另一方面基于科研推动中国古典学发展的双重定位，并表示本次论坛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包含古今向度，更兼有跨学科特性，从中可见古典学对于各个学科的影响力。

肖文明教授开幕致辞

合影

主题报告：人文传统与古典学视野

论坛主题报告以“人文传统与古典学视野”为议题，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老师主持。首先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丁耘老师作《先秦及西汉文献中的“情”》的报告，他着眼于“情”这一中国古典学术中的根本议题，以《周易》《老子》《庄子》等文献对“情”的论述为分析对象，指出“情”的情实义和情感义内在贯通。情实是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是情感未发的状态，情感则是情实的特定样式和状态。

周春健教授主持主题报告

丁耘教授主题报告发言

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老师作《如何理解唐代文学的经典性》的报告，她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考察经典研究与经典化研究的不同，认为传统唐诗学有鲜明的经典研究特色，关注经典的典范价值、关注创作主体，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现代唐诗研究则在探寻历史面貌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深入的工作，追求客观实证。未来研究应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经典研究，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

刘宁教授主题报告发言

最后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江湄老师作《在文明比较互鉴视野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的报告，她将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终身教授刘家和先生的史学研究，作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个范例。其史学研究基于文明互鉴视野，认为中国文明精神核心在于历史理性，主张历史学者基于经史传统认识中国史学，通过读史获得对历史的“内在理解”。这一研究呈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面向，有助于推动当下史学研究的发展。

江湄教授主题报告发言

在其后的与谈中，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老师基于现有学科研究方式，讨论三位学者所呈现的研究与古典学的密切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琢老师基于经典所具有的古今贯通性，讨论三位学者共有的理论关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凌鹏老师基于中国司法实践，讨论经典中的观念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凯老师基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讨论突破当今学术机制的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陈斐老师基于当下学术研究现状，指出现代生活方式转变造成经典研究没落的重大影响。

第一场：古典学与人文研究方法论

论坛第一场报告主题为“古典学与人文研究方法论”，由江湄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海忠老师作《前后超越与向外超越——中国古典学的时代生命》报告，指出中国哲学基于时间观念思考超越问题。个体在天时这一时间序列中被关联为一体，人在面临外在变化的过程中形成前后超越的意识，进而形成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古典学关注对当下建制化学科的反思。个人对于时代的生存感觉是特殊的经验，当下学科将其客观化为情感史、经验史等研究。从特殊经验中找到普遍的生存经验，进而摆脱现有学科研究方法限制，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磊老师作《作为复兴概念的古典学》报告，指出古典学研究包含三种类型：文献学意义上的古典学、寻求古典精神的古典学和作为实践的古典学。中国历史上的古典学始终与“复兴”相伴随，每一次复兴均包含三者，当下的古典学同样如此，古典学研究者要在同古人的思想对话中推动古典学的发展。李长春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古典学并非执着于历史真相，其根本关怀在于价值观念，这是古典复兴的根本动力所在。同时主张避免对“古典学”的阐释陷入经典化研究的历史主义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琢老师作《以道统经：孔子与中国经学统一性的奠基》报告，指出孔子是王官之学的传承者与儒家经学的开创者，经学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奠定，一方面基于“性与天道”赋予经学哲学义理，另一方面基于三代历史赋予经学政教法则，展现出“以道统经”的整全视野，为经学赋予了普遍性的义理内涵。孔子由此奠定了中国经学的精神高度与整体格局，开启了中国经学的统一性方向。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汉宋之学对于“性与天道”的理解不同，背后是对人的心性差异认识不同，讨论该问题时不妨引入汉宋比较的视野。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凯老师作《〈中日史学家〉与西方学界的中国史学史认知》报告，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海外中国学转型之际，欧美学界推出《中日史学家》一书，论述中国史学传统的特质，引领西方学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的演化脉络中考察《中日史学家》的内涵及其影响，有助于以中西史学对话为切入点，在古今中西会通的视野中，寻求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冯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海外中国学既是了解中国学术演变的外部视角，更是中国近代学术生成的有机组成与参照，中西文明互鉴堪称认识中国文明不可缺失的视角，在当下尤应提倡。

中国艺术研究院陈斐老师作《现代词学的“学词”之维》报告，指出现代词学名家夏承焘先生所撰《作词法》反映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学词”之维。现代词学研究应走出仅接“体制外派”一脉文学史、文艺学研究的误区，赓续“体制内派”宗师的多元理路，重建“学词”之维，阐发“词”这一中国特有文体的本体特质，还原其生发的鲜活语境及负载的文化信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黑白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进入词学内部，从创作角度开展研究，是激活现代词学的古典维度的重要路径。

第二场：经史传统与文教秩序

11月23日下午，论坛第二场报告主题为“经史传统与文教秩序”，由华侨大学文学院蒋晓光老师主持。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吴宁老师作《巫史传统与〈周易〉经学》报告，指出原本用于卜筮的《周易》如何通过义理化和道德化，而成为解答宇宙、社会与道德的经典。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德刚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基于突破性的角度思考《周易》这一转变，可以发掘出西周思想的多重面向。

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老师作《大一统文教根基的凝定与化成——由〈春秋〉向〈诗经〉的溯源》报告，指出由《春秋》学“大一统”向“《诗》教”溯源，能够把握西周立国关键时刻中政教精神演进的脉搏，由此窥探大一统的文明原理和秩序机制。以«毛诗»学为例进行观察，可见《诗》教所代表的文教的凝定与化成，能够为国家形成、政体构建、制度更化奠定端本正始之道。南京大学文学院黄若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基于大一统思想可深入理解周秦之间的连续性，《诗经》之亡是周代文弊的产物，《春秋》是对周文的反思。

黄若舜老师作《背〈春秋〉之义？——从〈春秋〉到〈史记〉的历史叙事》报告，指出《春秋》将人事祸福归因于是非的价值观念，而《史记》肯定祸福的偶然性因素，以天道锚定价值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宫志翀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呈现形式，一是因果关系的必然，一是价值观念的必然性，《春秋》和《史记》均呈现了价值观念的必然性。

宫志翀老师作《今古文礼制之争的现代解释——以“冢宰”为例》报告，指出《王制》中冢宰为私臣，反映尚贤重民、公私分际的理念；《周礼》中冢宰统领百官，是绝对君权的体现。两种“冢宰”的构成不同，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后世政治制度。闫云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宫老师的报告不是采取决定论而是采取适应论的思路观察政治，为探讨经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对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理解，可吸取宋学资源将六经当作整体来进行把握。在经史传统中，经典有时以具体礼制在制度层面影响历史，有时以所载之道、礼制精神、制度法意，来间接引导和塑造历史。

第三场：出土文献与名物训诂

论坛第三场报告的主题为“出土文献与名物训诂”，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凌鹏老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焕泽老师作《秦苍梧郡与蒙武蒙恬父子史事新探——以里耶简7-1、7-12为中心》报告，指出里耶简7-1、7-12文书可佐证蒙武于秦王政二十五年担任洞庭尉兼洞庭郡守，参与征服苍梧郡，于二十五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期间去世。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蔡一峰老师在评议中围绕蒙武卒年的现有研究与林焕泽老师进行了讨论。

蔡一峰老师作《古书语词辨释二则》报告，指出《尚书·立政》“克由绎之”中，“由绎”之“由”与“（抽）”有关，与“绎”同有抽引义。“由（抽）绎”是近义连用而非联绵词。又《左传》“天诱其衷”中的“诱”与训“用”之“由”同源，“天诱其衷”近言“天用其衷”，与上博简《吴命》“天用其衷”可合证。孟琢老师在评议中就两处经文相关的古注展开讨论并提供了参考文献。

华侨大学文学院蒋晓光老师作《礼仪·土地·物品：汉赋名物书写引论》报告，指出汉赋书写域内名物以传达“大一统”意识，书写域外名物以传达万朝来邦的理念，汉赋名物将土地之宜、君臣之礼交织在一起。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谷维佳老师在评议中针对名物、博物、咏物三者的区分与蒋晓光老师进行了讨论。

第四场：子学思想与义理阐释

论坛第四场报告的主题为“子学思想与义理阐释”，由孟琢老师主持。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德刚老师作《重访老子出关——一种“故事哲学”的探索》报告，指出“老子出关”这一通常被视为“背景资料”的故事，实际亦可通过“故事哲学”的方法加以哲学思考。老子出关行动不仅源于情感上对周王朝由眷恋到失望的转变，还来自他直面现实的理性批判。而老子与关令尹喜的相遇情节，实可从“权力关系的矛盾冲突”视角予以探究。中山大学哲学系苏杭老师在评议中围绕老子相对关令尹喜而言是否“没有权力”，“故事哲学”的理解方式属于“体系性理解”还是“散状理解”等问题，与宋德刚老师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老师作《〈孟子〉的传述事业——兼与〈论语〉的比较》报告，指出《孟子》的传述可从序《诗》《书》、述圣贤、述仲尼三个方面来理解，在经典和先贤的基础上，《孟子》阐发特定价值，确立了道统对政统的统摄地位，这样的“传述”作为一种论说方式，为理解“四书”乃至整个儒家经典系统的内在关联起到奠基作用。苏杭老师在评议中表示，孟子对经典与先贤的“传述”更偏向于自身的思想立场和理论需要。而文中所说孔门弟子的“脸谱化”趋势，有助于建立儒家道统，同时也隐含僵化人物的可能。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老师作《诚的内涵与结构——周敦颐〈通书〉的根本思想新论》报告，指出《通书》的核心是内圣外王、无为无不为之道，而“自发向善而不息”的“诚”则是支撑这一系列目标的关键。朱熹从实理角度解释“诚”是不尽准确的，实理只是诚的基础，诚本身主要是指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人所禀受的实理。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老师在评议中围绕朱熹对《通书》重心的理解是否有偏差、“诚”指向何种状态、能否表示实体等问题，与傅锡洪老师进行了讨论。

第五场：礼乐传统与古典文学

11月24日上午，论坛第五场报告的主题为“礼乐传统与古典文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成玮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谷维佳老师作《献赋以为礼：唐宋献赋活动的礼制表达》报告，指出唐宋时期的献赋活动融入了不同于汉代献赋与礼乐关系的独特礼制表达，是为了呼应彼时国家对明堂礼制的初创和毁复，与礼制改革呈现出同频共振的关系。唐宋献赋活动从根本说，是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乱之后，重新回应君主对礼制的肯定，并为修礼行为正名的一种策略。华侨大学文学院蒋晓光老师在评议中表示，以往对献赋与礼制关系的研究往往偏重史学色彩，此文或可进一步考虑礼制对于文学理论、技法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回归文学研究本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凌鹏老师作《曾国藩的文论与礼学》报告，指出曾国藩对文道关系的理解经历了变化，最终在同治时期认定“文道合一”。这种变化恰与曾氏礼学思想的变化大致对应，即从理学本位转向融合汉宋的礼学经世说。通过对于“文”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可充分展现曾国藩眼中的理想人格的不同层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老师在评议中表示，曾国藩的“通人之学”无法被现代学科简单规约，故应以整全视野来看待；曾国藩的礼学经世说不妨放置在清中期以后的“以礼代理”思潮中来理解。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黑白老师作《回归古典之维：论词体游戏性的发生与消隐》报告，指出在词体推尊的过程中，抒情、言志的大传统备受推崇，而作为小传统的词体游戏性则遭遇贬斥。但“游戏性”实为早期词体的一大内核，不失为一条词体的逃逸线。遵循“游戏性”这一暗线，或能重返词体发展的古典之维，在古今对话中再度敞开、丰富词体的美学场域。中山大学中文系彭建楠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游戏性”应有具体的游戏和诗学概念中的游戏这两重指向，建议从“狭义”的游戏出发，进一步上升思考“广义”的游戏即诗学概念中的游戏。

第六场：学术风尚与古今之辨

论坛第六场报告的主题为“学术风尚与古今之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老师主持。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友灏老师作《高攀龙对朱子朋党论的接受与运用——以〈朱子节要〉的编纂历史为中心》报告，指出晚明时期的“朱子朋党论”成为东林领袖高攀龙的重要思想资源。高攀龙在逆境中编纂《朱子节要》，推尊朱子所谓君子有党等论说，以此因应时局，体现了朱子政治思想与晚明政治文化生态的关系。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老师在评议中表示，明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往往关注如何将儒家三代政治理想落到现实，其中的关键便是如何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此而言，高攀龙朋党论在明清思想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成玮老师作《江南博学风尚：〈近科通雅集〉系列与八股文的“衰年变法”》报告，指出八股文在晚清行近终点之际，却又在内容和体裁上生出新变，光绪晚期《近科通雅集》便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探究清季八股文风之变更，除了关注政治、经济等总体环境外，亦须从科考中觅求直接动因。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林锋老师在评议中表示，江南作为经济文化中心，风气之变化往往丰富且复杂，是否存在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统一的博学风尚，或需进一步探索。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老师作《文明转型与韩愈“起衰”的现代阐释》报告，指出苏轼对韩愈所作“文起八代之衰”的评价广为后世接受，而近现代学人面对“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对韩愈“起衰”问题的阐释往往出于再造文明、文化复兴、范式转化的意图加以探索。在试图从中国古典经验世界开出文化复兴之路的学者看来，韩愈“起衰”内蕴的精神具有一种化合不同学术文化而自我挺立、别开生面的范式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凌鹏老师在评议中提出，近代学人对“起衰”的阐释充满时代关怀，这启发我们不仅要厘清学者对某一观念评价变化之理据，还应思考观念及评价的现代意义。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陕庆老师作《寻求未来的怀古——鲁迅早期文章中的古典意识》报告，指出鲁迅早期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集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中国的构想。鲁迅将当时的中国判断为衰落中的文明古国，认为盲目接受西方文明论是一条歧路，故而采用“怀古”与“别求新声”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将传统诗学概念（如“心声”“神思”等）与西方浪漫派诗歌之力相沟通，借此批判晚清洋务以来的器物、制度层面的改革，以期精神世界的“第二维新之声”。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高思达老师在评议中表示，相较于章太炎“排满”的民族视野，鲁迅更具备世界主义的眼光，虽肯定“古”的价值，目的却在于开出“新药方”。

第七场：政治哲学与现代中国

论坛第七场报告的主题为“政治哲学与现代中国”，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闫云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冯庆老师作《〈七发〉的收敛》报告，指出汉初枚乘《七发》上承战国百家修辞，下启赋体文学体式，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地位。以政治哲学眼光结合枚乘生平与战国秦汉思想史流变来看，可知《七发》具有劝导君主的收敛性动机和自觉的政治修辞学意识。汉赋以降的中国文章学继承了《七发》的“发散”和“收敛”的情感技艺，若要理解过去的政治哲学智慧，就应具备文章学、情志学的视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董成龙老师在评议中表示，《七发》具有针对具体的政治处境的写作动机，或应放到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

董成龙老师作《政治的形式化与形式主义的政治——中国研究的一个政治哲学论纲》报告，指出中国历史是文质交替循环的进程，文质关系可理解为质料（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形式化”为视点，或可为理解中国历史提供初步的政治哲学论纲。近代中国遭遇的危机是政治形式化退变为形式主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形式化、形式主义与再形式化的分析或可为认清当下处境和未来道路提供一种政治哲学视野。中山大学法学院陈颀老师在评议中围绕如何从四因说理解文质、“形式”如何生成和适用等问题，与董成龙老师进行了讨论。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高思达老师作《文野之分下的民族简说》报告，指出将西方民族学研究贯通为一体的核心议题是野蛮—文明的二元区分。20世纪以降，“文明”叙事不再高蹈于抽象的宏观层面，而是落实为对具体文化单位的科学考察。1960年代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体系解体和新兴民族共同体的涌现，西方民族学的研究单位开始朝向现代文明世界转变，这也在认识论层面引发对民族学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以及表述方式的批判与反思。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陕庆老师在评议中表示，“民族”很难被本质化，因此我们只能讨论“民族”的学说和话语。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历史发展和知识发展的双重过程，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民族”实为一个历史结果，我们所处理的是“历史”形成的民族。

闭幕式

11月24日中午，论坛接近尾声，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老师主持闭幕式，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彭玉平老师作闭幕致辞。彭老师在致辞中表示，古典学如今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然而研究者对古典学的义理与思想是否具有深度把握的能力，古典学的价值与意义能否精准榫接到当下，则是问题的关键。彭老师引用《文心雕龙·辨骚》“气往轹古，辞来切今”与《论语·子罕》“子畏于匡”章，揭示了中国古典学应当承担的文化托命。

彭玉平教授致辞

在致辞结尾，彭玉平老师对中山大学始终践行的古典学研究与教学进行了高度评价，对本次论坛试图在通古今之变中令中国古典学开辟新径、焕发活力的宗旨予以肯定，并对古典学研究的年轻力量表达了期待。青年学术强则中国学术强，底蕴深厚、格局开张、境界高远而不失锋芒的学术青年是中国学术之幸。古典学研究多倾听青年学者的声音，方能行稳致远、含弘光大。至此，“古典学与人文研究的现代取径”青年学术论坛在殷实收获中圆满结束。

会场掠影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