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著《传统辨析·西学初渐·当代审思》出版暨自序

书名：《传统辨析·西学初渐·当代审思》

作者：陈卫平

出版社：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儒学和传统思想的论文集。按照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传统辨析, 共九篇文章, 前四篇是个案分析, 后五篇是专题综论；第二辑西学初渐, 共五篇文章, 论述了明清之际西学初次影响中国, 对原有传统的冲击, 以及不同观念的比照和交汇；第三辑当代审思, 共八篇文章, 论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若干问题。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 是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 但其何以具有当代价值则是需要论证的。

【作者简介】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中国近代进化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目录】

【自序】

本书是我第二本关于儒学和传统思想的论文集，此前的2021年由孔学堂书局出版过以《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为书名的论文集。我在该论文集的“自序”中说过，自己治学领域主要在中国近现代哲学，近些年又致力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课题。因此，编过一本关于儒学的论集，觉得已是“江郎文尽”了。现在这本论集，缘于《尼山文库》编委会彭彦华女士的几次邀约，难以推辞，就选了第一本论文集之外的22篇论文，按照内容分为三辑。这里向读者交代一下这些文章的主旨和用意。

第一辑，传统辨析，共九篇文章，前四篇是个案分析，后五篇是专题综论。《孔子君子论的多重理论内涵》阐述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层次设定、内在要素、外在表现和培养途径的多重理论内涵，意在表明对于某种有重大影响的传统理论或观念需要多方面、多层次地予以分析。《心不违仁与富贵为人之所欲——孔子心学与共同富裕的理想》阐明孔子不违仁之心与欲富贵之心所表现的对于共同富裕的心向往之，由此提出需要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认识“心学”，研究“中国心学”。《墨子：孔孟之间的重要环节——以古今之辩为中心的考察》，试图证明墨子是孔子的对立面，同时也是孔子到孟子的思想环节，因为孟子拒斥墨学，又吸取墨学，化解墨子对孔子的质疑和挑战，深化发展了孔子开创的儒学，从中可见某个思想学派往往是经过与其对立学派的矛盾运动而得以发展的。《仁且智：孟子和荀子对孔子儒学的发展》表明，人们通常所见到孟荀之异，实际上是他们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且智”，即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结合。因此，一个学派里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是其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类称”与“特例”的统一：先秦诸子的求道之思》以先秦诸子的“闻道”“遵道”“志于道”“成人”之道与康德的“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人是什么？”略作比较，发挥了张岱年把哲学看作“类称”即包含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特例”之“总名”的观点，认为先秦诸子的求道之思奠定了中国哲学“道不远人”即“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岳霖语）的传统。《略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试图引发人们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即对其地域特征则挖掘不多；并对地域性传统何以可能，从认识论上作了点考察。《礼仪家教：构建礼仪之邦的基点》认为儒学核心价值观通过礼仪制度建设得到落实，礼仪之邦是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产物，而礼仪家教是礼仪建设的基点和儒学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起点。《中国古代阴阳之道辩证思维的历史发展》着重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发展进程的内在历史逻辑进行梳理，这就是从先秦之知其然的“察类”与“相反相成”，到汉至唐宋之知其所以然的“求故”与“体用不二”，再到宋至明清之知其必然和当然的“明理”与“理一分殊”。《中国传统哲学的致知之道：认知与德性相依不离》指出，张岱年把认知与德性相依不离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致知之道不同于西方哲学认识论之特点，本文以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儒、释为对象，对张岱年的观点作了引申和发挥，认为这样的致知之道不仅表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民族特点，而且为超越西方实证主义的狭义认识论提供了智慧。

第二辑，西学初渐，共五篇文章，论述了明清之际西学初次影响中国，对原有传统的冲击，以及不同观念的比照和交汇。明清之际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的交界处，怎样判断这个相对独立阶段思想的性质，曾有两种不同观点：“曙光说”和“晚霞说”，两者的分歧在于如何认识明清之际思想中的近代因素，《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从一个侧面看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提出了与“曙光说”和“晚霞说”不同的“胚胎说”，认为把明清之际思想看作近代的胚胎较为妥帖，以因引入西学而形成的“由数达理”思维方法为对象，对此予以论证。明清之际“西学”成为与“中学”相对待的名称，这就有了两种类型文化的比较，《略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比较的三对矛盾》指出：这样的比较有三方面的内容，它们蕴涵着三对矛盾，即认识同异（分辨两者之同异）蕴涵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评价优劣（讨论两者之价值意义）蕴涵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矛盾；结合中西（寻求两者之结合点），蕴涵的“中国化”与不“失真”的矛盾。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中国，并非偶然，《明清之际王学对天主教的接引及其意义》认为晚明盛行的王学为天主教提供了本土的思想接引，天主教成为内在于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的元素，这突出表现在它成为重建后理学时代信仰价值系统的新蓝图的重要资源，其“新”是就有别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而言的。对于接受西学的主体即中国儒生士人群体来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世界观念对儒家夷夏传统的冲击，是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也是思想基础。《西方世界观念对儒家夷夏传统首次冲击》对此作了叙述和论证，并分析了这样的冲击为何未能走向“开眼看世界”的近代视野。明清之际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义和科技知识两大板块，绝大多数儒生士人接受了以西方科技为“格致之学”的称呼，他们中间从事科学研究者以“会通以求超胜”作为融合中西科学的指导原则。《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清之际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指出，“会通以求超胜”后来出现了“西学东源”说的转折，“会通”演变为证明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古籍中早已存在，纳入了传统经学知识体系之中。因此，如何“会通以求超胜”依旧是中国近代的重要课题。

第三辑，当代审思，共八篇文章，论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若干问题。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前提，是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但其何以具有当代价值则是需要论证的。《“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从1957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说起，认为传统哲学具有当代价值的现实根据，在于传统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逐渐显示出与现代文明的互补性，因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21世纪，传统的当代价值受到空前的关注。《“两创”: 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对于“两创”作为根本方针作了如下阐释：它正确回答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它提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三十而立”立什么——小议如何阅读<论语>》和《从<黄帝内经>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两篇文章都包含着今天怎样解读古典经典的思考。前者认为中国有不少类似《论语》那样的语录体的传统经典，对于这些经典的阐释必须关注诠释学所讲的语境，以避免跌入“戏说”之坑，这实际上是讲阅读传统典籍如何“进得去”的问题；后者是表示要从今天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来阐发、挖掘传统典籍的意义，如果站在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品味传统经典，那么，它既有历史性，也有当代性，这实际上是讲阅读传统典籍怎样“出得来”的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与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相割绝，《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结合：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说明，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展示的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值得当代中国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借鉴的，是价值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当今包括学术刊物在内的媒体上，流行着这样的论调，即中国近代（1840—1949）哲学对于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批判，发展到“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造成了割断传统命脉的历史灾难。《中国近代哲学割断了传统的命脉吗？》认为这个说法不合乎史实。本文分析了中国近代哲学主要论争的四个方面（历史观、认识论（知行观）、逻辑和方法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论证了就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来说，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哲学赋予传统哲学以近代的活力；就中国近代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来说，是变革和融合的统一，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哲学结出了中西融合的创造性成果。《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与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新向度》从近20年来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为背景，认为十年来儒学研究出现了五方面的新向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儒学研究形成了携手同行的关系；创建当代儒学新形态的“接着讲”成为风尚；对于经学给予以往未曾有的高度关注；从书斋里的学问转向以滋养民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为己任；西学专业的学者以跨文化、中西比较的视野研究儒学。《道传四海：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影响》勾勒了这样的图景：中国周边曾有过东亚儒学，并在现代东亚滋养出“儒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起飞；中国作为“模范”文明，激发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浪涌潮起；当惊呼“西方没落”之际，中国哲学显露出回应“没落”的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源里，流淌着中国哲学的血液。如此图景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对于论文集各篇论文作上述的介绍，为了扼要表述自己些许心得，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提出批评意见。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2024年6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