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然 著 《先秦乐教：从德性生命到理想社会》出版暨后记

内容简介

“乐教”是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支柱，却在春秋以降的礼乐崩坏中失传。近人不知“乐教”之义，首因其基本概念的模糊。“声”“音”“乐”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具备戏剧形式的“乐”，本身包含着诗辞、乐曲和舞蹈等艺术形式。讨论“乐教”，应该照顾到“乐”既有“声”“音”“乐”的差异，也有“诗”“乐”“舞”的区别。本书在明确“乐”之具体意义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乐以成教”的内容，发掘先秦乐教思想传统和精神内核，以资儒学的当代阐释和教育的时代反思。

作者简介

王顺然，武汉大学哲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传统乐教研究、中国哲学史及比较哲学研究，曾在《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中英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声”“音”与“乐”：先秦乐教的基本概念
一、从物之理看“声”“音”概念
二、从心性论看“声”“音”概念
三、作为基本概念的“乐”

第二章 “乐器”及“音律”：“声”与“音”的实现
一、“声”的实现：“乐器”及其特质
二、“音”的实现：“音律”及其特质
三、从“乐器”到“音律”：多种解释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章 “作乐”及“奏乐”：“乐”之时空形式的实现
一、“作乐”及主体意向的表达
二、“奏乐”及意向传递的可能
三、“乐”时空形式的完成

第四章 “赏乐”及“乐言”：“乐以成教”的证立与效力
一、“赏乐”：对受众身心的引动
二、“乐言”：“和”意义的呈现
三、“乐教”的实践与效力

第五章 “乐制”与“人心”：“乐以成教”之核心的抉择
一、“乐制”：“乐教”制度化的建立
二、“人心”：“乐制”的危机与孔子的重建
三、“乐教”核心之争：从老、庄、墨、荀四家看

附录一 部分文献综述
附录二 郑玄注《礼记正义·乐记》分篇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我想，遗憾与感恩大概是出版后记应有的主题，前者是对正文最后一个句号的意犹未尽，后者是对全书数千个段落的浮想联翩。我也想从遗憾与感恩两面，在后记里讲讲与本书相关的、文字外的故事。

2015年，南洋理工大学（NTU）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乐：早期中国之音乐与哲学”（Music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China）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十数人，主要是英语世界研究中国传统乐论的学者，我讲的是《儒家如何赏乐：以〈乐记〉为中心》（On Confucian Appreciation of Musical-drama: Reading of Yue Ji）。与大多学者讲“music”、讲“音乐性”“旋律性”不同，我特别强调早期“乐”中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与其仪式表演近似戏剧的基本形态。

茶歇时，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开玩笑说我好像走错了会场。我知道这玩笑里有对我意见的批评，但我说，我经常有走错会场的感觉，我参加的、听说的关于“礼乐文明”的会议多半在讨论“礼”，这次来参加专门讨论“乐”的会议，大家又都在讨论音乐（music）。此后我经常想，如果学界统计一个传统概念英译错位程度的榜单，那排名最高的一对应该不是“龙”和“dragon”，估计是“乐”和“music”。

这种对译所隐藏的理解惯性很难调整，尽管我在写作、校对过程中，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兼顾“乐”中多样的艺术形式、讲明仪式礼乐与戏剧的相似关系，但对类似舞蹈、诗颂等艺术形式的思考，很难像对音乐那样有着直接的意识。这样看，我论辩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聊音乐问题”的专家意见，毋宁说是自身难以纠正的思维惯性。


2015.11，@NTU

追究这一思维惯性产生的根源，可能来自传统文献对“声、音、乐”概念的连用。像《乐记》这类乐论经典，多半是讲完“声”再讲“音”、讲“乐”，这就让我们习惯了在“声”“音”的概念脉络中去理解“乐”。比如，唐君毅先生在解释“礼乐关系”时说：

“礼之中固恒有乐，乐恒连于诗。……又乐恒连于身体之动作而成舞，而舞亦当合于礼。……乐以音声之表现为主，而连于言。……体气之转动，显为声之高下，有一定之比例，而成乐音。乐音之相继，有节奏而相和，即成乐。声可表情，则音乐亦可表情。”（见氏著：《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II）》）

唐先生对礼乐关系的解释很准确，也照顾到“乐”中不同艺术形式，并没有偏执于音乐（music）。但这段引文中不同关联词的选择，很能体现出我前面所说的思维惯性。其后半段言“成”，表现出“声、音、乐”概念之间紧密的承接脉络，而前半句用“恒连于”，让人有一种由“再反思”而得来“应然”的间隔感。这种间隔感也代表着思考中容易产生的顿挫。

在这不易被察觉的“前见”中，不仅诗辞、舞蹈等艺术形式成为音乐的附庸，乐传统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丰富性，也被潜藏在“乐”的理论体系之下，不易被察觉。今年八月份，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举办了一场关于《论语》的经典研读会，我以新近刊布的《乐风》《五音图》和《798号楚墓竹简》等出土乐书的释读问题及其涉及的先秦知识体系为切入点，再次解释了先秦乐教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邓小虎教授随后提问说，荀子对“乐”的基本判断是“礼别异、乐和同”与“乐（yue）者，乐（le）也”，这两句又如何在先秦乐教的整体性中进行理解？按我的回应，“礼别异、乐和同”是在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所开启的周代政治文化情境中讲。周公以礼乐制度改革殷商传统，要凝聚各邦国的政治与文化。在朝见典礼上，既有台上、台下位次尊卑的区分，也有“纳夷蛮之乐于大庙”的融和汇通。前者“别异”而后者“和同”，都具有情境的真实性。与此不同，“乐者，乐也”是从“乐”的理论内部讲，点出“乐”内在的、能感通“美”“善”的内核。这样看，“礼别异、乐和同”偏重描述乐传统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乐者，乐也”则偏重说明“乐”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但也不难感觉到，面对大多的乐论文本，我们还是更习惯在理论脉络中、而不是在历史文化情境中去解读。比照我们读《论语》《孟子》时，愿意去面对情境、把握情境。我们去讨论孔门的“在陈绝粮”、分析孟告的“仁义之辩”，都会把理论问题情境化、现实化。可一到乐论文本，我们便恨不得将每一句话都去抽象地理解、理论性地构造。类似“礼别异、乐和同”这样的话，我们之所以倾向去讲它体现着“礼”与“乐”的本质区别，也是受到了“前见”难以规避的影响。

2024.08，@CUHK

无论是思维的惯性，还是理论化的倾向，这些难以彻底清除的问题会在审读、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时不时让我升起无能为力的遗憾。所幸这数年间，我尽力弥补思想、视域的局限，修正、精简文本的叙述，现在也基本表达了我能说的内容。何况，我所无力的遗憾，也是时候向诸位前贤、同仁请教，拙书的刊布势在必行。

拙书的出版，要感恩的太多，只讲封面就有很多故事。原本提交商务印书馆的书名是《先秦乐教研究》，成都分馆的刘玥妍总编辑说这个题目太普通，建议改作《先秦乐教：从德性生命到理想社会》，我觉得很好，从善如流。我请岳麓书院陈仁仁教授惠赐墨宝，他特意以简帛书体题写书名，这个字体尤其符合先秦乐教的“气质”。现在这个时代，阅读的渠道越来越多，买书有时候是一种审美的选择。什么样子最好，没有定论。但我觉得越简单的，越经得起潮流变换，于是就请责编魏雪平先生帮忙沟通。这里得说一句，要是有人觉得封面不好看，是我的责任。



讲到感恩，拙书的写作离不开郭齐勇、郑宗义和杨儒宾三位先生的指导。郭齐勇、郑宗义两位先生分别是我硕、博士的授业恩师，对我的指导远不止于本书的写作。杨儒宾先生是我博士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早前就知道我的研究方向，在他几次访港的旅程中，专门找我谈论过先秦礼乐的问题，而我电邮呈寄给他的文章，他也会逐一给予指点。拙书请三位先生赐序，是给“小”书戴上“大”帽子。三位先生很照顾，都高兴地表示祝贺。

郭师最早给我，还几次来信过问细节。疫情后，郭师身体不如前，几番劳神修订让我诚惶诚恐。宗义师不久后也电邮寄来序文，有一次在港聚会，他和我说，序文虽只有千余字，他也用了一周时间完成。宗义师一直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答应的事情总是尽心力去完成，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我。杨先生寄来较晚，过原来约定的时间。后来得知他刚刚当选院士，拨冗赐序殊为不易，也是对我的殷殷期望。

从武汉大学、中文大学，再到深圳大学，求学、工作，这一路得到了很多师友真诚的、不同方式的指点与帮扶，他们或与本书的写作、出版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便在此罗列，但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还有父母、妻女、家人，他们偶然表现出的、对我工作的好奇，已让我感到振奋、体会到“哲学”的用途。

王顺然
深圳大学六合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