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波斯坦】上帝、文学和契诃夫
上帝、文学和契诃夫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不做判断的写作能够成为伟大作品吗？
在阅读最近出版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随笔和演讲集《老真理与新滥调》时，我遇到了辛格非同寻常的观点，他说聪明人“不能成为无神论者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天生就喜欢与更高级的权力争吵。他们或许指责上帝，但他们不能否认上帝。”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辛格还说“上帝是个作家，我们都是书中的人物和读者。死亡恐惧不过就是不得不将上帝之书合上的恐惧而已。”他接着说，如果上帝是画家，“他应该不是现代主义者。”
将画家分为相信上帝的和不信上帝的两种意味着有另外一种划分作家艺术家的二分法，曾经有过的二分法如红皮肤（Palefaces）和白面孔（Redskins）、刺猬和狐狸、现实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等等。正如庞大和有风险的普遍化概括所说，聪明人不可能是无神论者就引起强烈的回响。它的真理商有多高呢？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是无神论者，这是真的吗？人们该如何确定这是否真实呢？毕竟，我们不能去调查死去的作家，询问他们的观点。活着的作家也不大可能迫不及待地在这私人问题上给出答案。人们只能求助于他们的著作，寻找相信上帝带来的影响。
当然，人们可能驳斥辛格的概括，通过指出一些宣称无神论观点甚至带有强烈不可知论色彩的伟大作家。但是，最近一些年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和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没有一位是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和启蒙时代的其他作家都做出了直接的尝试，要将宗教从其著作中清除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了不起的伟大作家。福楼拜（Flaubert）是无神论者吗？左拉（Émile Zola）？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呢？我不敢肯定。我能说的是，在其小说中，上帝或者更高权威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
辛格在说“相信上帝”时，心里想的未必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标准宗教著作中描述的上帝。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我为何写我在做的事”中所说，他自己的信仰是一种非启示性上帝。有关他的宗教，他写到“我以一种令人好奇的方式将摩西十诫、休谟式哲学、科多瓦拉比摩西（Rabbi Moshe of Cordova）卡巴拉教派著作、和近代犹太秘学创始人拉比以撒卢利亚（the Holy Isaac Luria）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的同时还有法国天文学家和优秀的科普作家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和威廉·克鲁克斯（Sir William Crooks）的神秘主义。”但是，对于辛格，从来没有任何规范性东西。当有人问他，素食主义是否让他有资格遵循犹太宗教的饮食清规时，他回答说，他成为素食主义者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或者挽救自己，而是要挽救鸡。在被问及是否相信自由意志时，他回答说，“我当然相信自由意志，我能有什么选择？”
在信仰问题上，托尔斯泰和辛格站在了一起，他们相信，没有任何真正的艺术家能够成为无神论者。在一篇文章中，托尔斯泰写到他认为莎士比亚的种种缺陷，他注意到“艺术的宗教本质”，托尔斯泰理解的含义是“不是直接宣扬带着艺术伪装的宗教真理，也不是用寓言式展现这些真理，而是展示出一种与特定时间内最高层次的宗教理解相对应的确定无疑的人生观，这可以作为戏剧写作的动机，按作者的理解穿透他的所有著作。因此，它总是与真正的艺术在一起，笼统地说，总是与每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一起，尤其是和戏剧家在一起。” 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美国舞蹈家、编导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说得更加简单，“艺术的首要主题是热爱上帝。”
有些著名作家已经通过经常性的宗教实践而公开了他们的宗教，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小说家阿格农（S.Y. Agnon）、艾略特（T.S. Eliot）、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鲍尔斯（J.F. Powers）、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作家。但是，当辛格宣称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是无神论者时，他心里想的并非宗教实践。相反，那是一种信念，在某些作家身上表现得比其他作家更明显，在人类生活中更具决定性的更高权力。否认或者挑战这种更高权力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虽然有人可能反对他的观。为什么上帝会允许纳粹大屠杀或者苏联长达72年的统治，除了带来嫉妒、饥饿、数百万人遭到谋杀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上帝像辛格说的那样是小说家，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令人恐怖的故事？
如果上帝是个小说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小说家就是微缩版的上帝。他们赋予小说人物以生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让他们取得成功或失败，有时候甚至杀掉他们。人们总是在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作品中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作品中同样如此。这种含义赋予其著作以重量。人们同样也能在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中发现它。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克兰利（Cranly）在提及主角史蒂芬·戴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时说，“令人觉得好奇的是，你的心里怎么充斥着一种你说你并不相信的宗教。”
在很多方面，辛格的笼统概括的一个关键证明就是最著名的俄国短篇小说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毫无疑问，他也是俄国最讨人喜欢的戏剧家。契诃夫在不止一个场合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从来不是好斗的积极分子。正如英语教授比尔·布莱斯德尔（Bill Blaisdell）在最近的研究著作《契诃夫成为契诃夫》中所写，“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无神论感到自鸣得意和沾沾自喜”。他的很多人物只能在宗教中找到希望，契诃夫从来没有嘲弄希望的出口。几乎就好像他希望自己也能找到那种希望和那个信仰，但他做不到。在写给小说家和戏剧家列昂捷耶夫笔名谢戈廖夫（I.L. Leontyev-Shcheglov）的信中，契诃夫写到童年时期受到的令人吃惊的宗教教导和教育，但是补充说“我现在没有宗教信仰了。”后来，他写到“相信上帝是有必要的，如果人们没有信仰，不应该大吹大擂地用无神论取代，而是独自一人去寻找、寻找、寻找，直面自己的良心。”
在谢尔盖·狄亚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看来，契诃夫说，“现代文化是一种以伟大未来的名义不懈努力的开端，即人类或许能够认识真正和真实的上帝，这是一种持续千万年的努力，一直到终结，但愿是在遥远的奖来，也就是说，不是猜测，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著作 中寻找上帝，而是清晰地认识他，认识他就像认识2x2等于4一样。”契诃夫当时是个无神论者，但是虔诚的无神论者，最好的无神论者：一个没有热情去劝说别人摆脱宗教的人，其首要原则是“人们永远不应该遭到羞辱---这才是要点。”
在作家中，契诃夫是少数真正的好人。他写到“我的最神圣之物是人类身体、健康、智慧、才华、灵感、爱、绝对自由---摆脱暴力和虚假的自由，无论最后两者可能如何呈现出来。”他出生于1860年，是6个孩子中的老三，只活了44岁。很年轻时，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依靠写作为其兄弟姐妹和父母提供经济后盾。他的祖父花钱赎回了自由身，不再是农奴了，他的父亲是残忍和心胸狭隘的人，经营的一家商店也破产了。契诃夫作为内科医生---在西方并非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免费照顾农民，帮助建造学校、图书馆和医院。他还给很多未来作家提供了建议。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来说，他很少表现出任何反犹主义，他是（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当事人）德雷福斯的护卫者（Dreyfusard），在德雷福斯审判期间，他不惜和右翼出版商阿列克谢·苏沃林（Aleksei Suvorin）闹翻了。
在1889年写给出版商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写到自己“往前走，写一篇有关年轻人的故事，农奴的儿子，从前的小商店店主，一个唱诗班男孩，中学生和大学生。他在成长过程中尊重等级差别，亲吻牧师的手，珍视他人的观点，为每一口面包表达感谢，常常受到鞭打，上学时没有鞋子穿，与人打架，虐待动物，喜欢和有钱的亲戚一起吃饭，在上帝和他人面前没有任何缘由地扮演伪善者，除非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接着讲述这个年轻人如何将身上的奴隶挤出去，每一次挤出一点点，他在某个早上醒来发现，他的血液中流淌的不是奴隶的血液而是真正的人血。”
契诃夫相信进步，但是觉得进步不能摆脱政治。他写到“我小时候就习得进步信念，我忍不住相信进步，因为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别巨大，一个是父亲和老师鞭打我的时期，一个是他们停止鞭打我的时期。”至于政治，他在写给作家阿列克赛·普列谢耶夫（Aleksey Pleshcheyev）的信中写到“我不是自由派，我不是保守派，不是渐进主义者，不是僧侣，不是无差别主义者。我希望成为自由的艺术家，别无他求，我感到遗憾的是上帝没有给我做这样的人的权力。我讨厌任何形式的撒谎和暴力。我认为商标和标志都含有偏见。”
作家伊凡·谢格罗夫（Ivan Shcheglov）批评契诃夫，说他在小说“灯光”中写到“你不能写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此，契诃夫有不同意见，反驳说，“我们不应该扮演江湖骗子的角色，我们要坦率地宣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清二楚的。明白和理解一切的，不是傻瓜就是骗子。”
契诃夫将这样的观点带进他的艺术之中。在回答苏沃林（Suvorin）批评其中一篇小说的无结果时，他写到，“艺术家不应成为小说人物以及他们所说的话的法官，他唯一的工作是作为不偏不倚的证人。。得出结论是由陪审团来做出的，也就是说读者。我唯一的工作是成为有才华的作家，即知道如何区分重要证言和不重要证言，将我的人物放在适当的光线下使其说出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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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炫酷的超脱---作家宣称不坐在法官席上对人物做出评判，这是值得向往的吗？作为艺术，它有可能取得成功吗？请考虑一本典型的契诃夫小说“歇斯底里症发作”。三个大学生---医学院学生、艺术学院学生和法学院学生---前往莫斯科的红灯区逛窑子。这是法学院学生瓦西列夫（Vasilev）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他对背景的可怕和妓女的悲惨生活感到震惊。小说主要是通过他的视角来讲述的，“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些花里胡哨毫无价值的东西，能够引诱一个正常人，刺激他去犯下可怕的罪恶，花几个卢布购买一个人？”据说瓦西列夫有一种“辨识人性的天赋，他拥有非同寻常的敏锐天赋感受到普遍存在的痛苦。”这种意识在他和朋友在妓院遭遇的妓女下贱的生活中被彻底激发出来。想到女性生活在这样的道德肮脏境况中，他就受不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义愤填膺，想到和尝试设计出一些方法拯救这些女孩子脱离悲惨生活。他的愤怒变得越来越深刻，几乎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瓦西列夫的两个朋友，医学院学生和艺术学院学生第二天召唤他前往看望心理分析师。此人询问了他的病情，为他做了检查，并给他开了一些喝的药。绝望消失了，“他心中的负担越来越轻，就好像冰雪融化一样。”故事的结尾是“他站在街上呆了一会儿，和朋友们告别，拖着疲惫的身躯前往学校。”小说提供了妓女生活的真实画面，但瓦西列夫的精神痛苦最后如何，我们一无所知，任何问题都有解决，也有提供任何真正的结局。契诃夫的很多小说都这样，没有结局，就消失了。
他的小说“农民”讲述了一个丢掉餐馆招待工作的人必须带着家人回到农村的故事。小说给出了对农民生活悲惨细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肮脏拥挤的生活状况、殴打妻子的场景、整体上粗鄙残酷的日常生活。因为医疗水平低劣，此人死掉了。他的妻子和女儿离开农村的家，心中只有模糊的宗教渴望，讨个更好一点儿的生活。巧妙的素材再次没有交代结局。
甚至在契诃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中，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故事的结尾是两个有情人安娜·谢尔盖耶芙娜（Anna Sergeyevna）和古罗夫（Gurov）最后一次在剧院见面，然后分手。“她按了按他的手，快速走下楼梯，回头看了他一眼，从她的眼睛中，他能够看到她真的很不快乐。古罗夫站了一会儿聆听，接着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他拿起自己的大衣，离开了剧院。”再次，作者提供了描述、细节和场景的精彩，但没有任何类似于满意结局的东西或者最小程度的满意结局。飞机轰鸣起飞，却从来没有降落。
在《契诃夫变成契诃夫》中，鲍勃·布莱斯德尔（Bob Blaisdell）为他所说的契诃夫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做了辩护。他写到，“契诃夫不愿意用根本不存在的答案来安慰我们。”接着他引用契诃夫写给苏沃林的信中的话说“对于作家尤其是那些艺术家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承认这一点的时间了，即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不能做出任何东西，就像苏格拉底曾经承认的那样，伏尔泰曾经承认的那样….。如果拥有宗教信仰的群体中的艺术家决定宣称，他根本不理解所看到的一切---这本身就构成思想领域里的一种相当程度的清晰性，这是巨大的飞越。”
契诃夫论证说，“真实地描述生活和显示出这个生活是多么严重地偏离了常规”是作家的任务。他接着声称，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常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不诚实的行为是什么，但是，荣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真的吗？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也相信这是作家的任务，依靠生活常常提供的那种复杂性来阐述，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虽然他能够记录痴迷，描述爱情和残酷性，在其对自然的描述中留下抒情的诗句，而且，契诃夫选择不对其人物做出评判。在《在峡谷里》中，小说人物阿信亚·阿布拉莫维奇（Asinya Abramovich）
因为被排除在老公公的遗嘱之外而发火，把滚烫的水倾倒在遗嘱中取代她的女人的婴儿身上。这同一个女人，即杀害孩子的凶手在故事中继续变成村庄里的“权势人物”，“英俊和幸福，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人人都害怕在家里、村里和砖墙院子里的她。”契诃夫是在说，或者至少在暗示，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罪恶常常不受到惩罚，而好人却吃尽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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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一直并不是没有批评者。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这个人，但对他搁置判断的确提出了指责。他也赞扬了契诃夫，“他是个奇怪的作家，就好像随意性地扔出来词汇，但作品中的每个东西都充满活力。他的理解力多么了不起。他从来没有任何冗余的细节，每个细节要么是必不可少的，要么是美丽漂亮的。”美国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写到契诃夫相信“人生可以过得充满智慧和爱，没有强迫和虚假，同时他专注于显示实际上人们过的人生悲哀、乏味、无聊透顶。”微弱赞扬地得出结论说，契诃夫是“具有不容置疑的独创性的艺术家，虽然可能未必是一流作家。”
契诃夫的最严厉评判者或许是米尔斯基（D.S. Mirsky），此人在《俄国文学史》中写到“人类难以超越的孤独和相互理解的不可能性”是位于“他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的核心观念，但“他的人物都独特地缺乏个性特征。”米尔斯基声称，他的戏剧更加糟糕。“甚至比在小说中更甚，契诃夫戏剧中的支配性的信息是忧郁、沮丧和绝望。”（契诃夫写到“就我理解的事物秩序来说，人生是由恐怖、争吵和愚蠢组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混合起来和交替变化。”）他继续批评契诃夫的散文，认定“像他那样拥有显著地位的俄罗斯作家没有一个会使用如此缺乏辛辣和气魄的语言，”补充说“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他是最不需要担忧作品被译者背叛的。”
契诃夫写作中缺失的虔诚信仰给小说增添一种神秘光环，一种重量，一种多变性和丰富性，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切都难以企及。没有了更高权力和决定命运和分配终极公平正义的可能性，小说中的人物倾向于显得平坦，其命运也就缺少了趣味性。正如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所说，就算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不可能成为无神论者的。
作者简介：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为《评论》撰稿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