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西方世界的堕落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希腊多利安神庙（Doric Temple）的废墟，胡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 (1783)）作

不仅仅是丹麦政府的堕落，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堕落，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甚至那些从前处变不惊、自鸣得意的国家如瑞典，现在也遭受恐惧焦虑之苦。在没有外来强迫或者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的情况下，瑞典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异族人前来定居。如果报道可信的话，目前在瑞典某些城市竟然出现了“不能前往的”禁区，也就是瑞典人不愿意前往的地区，这在之前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瑞典的犯罪率统计数据似乎证实了瑞典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新闻报道。

或许部分问题是源于道德高尚。瑞典人认为，如果它能展现出有能力做其他国家难以做到的事，也就是成功地同化异族人，它将成为世界的灯塔。瑞典社会的美丽意味着任何前来此地的人都希望尽快融入这个文化之中，而且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认为除了单纯的道德高尚浮夸之外还有更多别的东西，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某些更深刻的东西，至少在或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阶层中普遍存在：即欧洲作为一种文明，除了当作批判、嫌恶、甚至仇恨的对象之外，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权利。毫无疑问，其背后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也不可能绝对确定地指出来。在本文中，我仅仅提出若干临时性建议。

第一个是20世纪的欧洲历史决定性地给任何辉格党式历史解读蒙上了怀疑的阴影。本来其解读是：历史的必然前进方向是进步，至少是在道德维度上。但是，没有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杀戮导致很多善于思考的人觉得，一个带来如此灾难的文明必然有某种巨大的毛病，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可以理解。其他文明就像欧洲文明在技术上带来灾难一样通常也能带来如此灾难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视而不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历史记忆带来的直接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更糟糕的是，旨在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果却没有达到目标，反而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使得下一场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在某个方面，下一场灾难更糟糕：起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要么是军人，要么是这场战争令人讨厌的副作用如饥饿和疾病所造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针对全体民众疯狂屠杀。这还没有统计共产主义（另一个欧洲产品）的骇人破坏。

接着，当然是欧洲殖民主义，人们针对殖民主义的态度随着去殖民化的运动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给所谓的低劣种族和文化带来启蒙和文明，结果成为其镜象，这种形象总体上是负面的，破坏性、残酷、贪婪、剥削、杀戮，无恶不作。现在，欧洲的财富被认为是完全建立在对非欧洲人的奴役和剥削（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de jure or de facto）的基础上的。马尔科姆对麦克达夫（Macduff）说，“这样的人适合管理吗？你说”。回答说，“适合管理？不，他们连活着都不配。”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瑞典既没有参加到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短暂和最低程度的活动外，也不是殖民帝国，对此，或许可以回答说，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并不那么英勇无畏，而且从两次战争中均获取了大量利益，而且，就算它本身不是殖民强权，它也充分参与了殖民主义作为关键部分的世界经济体制而且受益颇多。

令人好奇的是，这种自我贬低和蔑视与上文提及的道德浮夸并非水火不容的。因为在罪恶极大之所，赔偿和悔改的义务也大。没有人比一个真心悔过的罪人更浮夸堂皇自命不凡的了，如果承诺从现在开始在行为举止方面要无可挑剔，或者可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灯塔。罪恶越大，成为圣人的机会也越大，正如教义中最伤感的、哗众取宠的废话---在人生后期成为大圣人的可能性，难道不会鼓励人们在早期犯罪吗？---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观念。欧洲国家，或者他们的领导精英，已经因为先辈犯下的严重罪过，现在进入了自动神圣化阶段。从现在起，他们必须比善良更好，即使这种善良可能要毁灭他们。

不用说，这种导致道德浮夸的自我克制的历史叙述并非没有貌似合理性。毕竟，最近的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一直是灾难性的。但是，要点在于它不仅仅是灾难性的。如果存在可怕的罪行，同样也存在伟大的成就---不仅仅包括我们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也都从欧洲文明中受益。

但是，就像进步历史曾经取得胜利一样，羞耻历史取得了胜利，至少在受教育的精英群体心里是如此，这个精英群体比从前庞大多了。它以羞耻为骄傲，因为这确保了他们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虽然他们的国家已经明显地相对衰弱了。如果他们不再是为世界上的所有善承担责任的文明的一部分，他们至少是那个一直为世界上所有的恶承担责任的文明的一部分。每个心理学家都很清楚，大部分人宁愿成为坏人也不愿意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没有哪个文明能够长久经受住欧洲人现在进行的无情的自我批评，虽然带着很多的自欺和不真诚。受制于他们的文明，欧洲成功地将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这种自我仇恨慢慢遍布任何地方：懦弱的博物馆负责人现在常常觉得有必要给18世纪的绘画或者艺术品（objets d’art）添加一个注释，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事实，该商品或物品是奴隶贸易的产物，或者因为奴隶贸易才成为可能。以正人君子自居的自我仇恨者的邪恶军团之大令人感到震惊。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德国人拒绝承认他是德国人，仅仅宣称从基因上说他是欧洲人，他的民族羞耻感是如此强烈。在另外一个场合，德国林业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当有人建议“骄傲的木材”（Holz mit Stolz）作为公司座右铭时，他们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骄傲可能不适合作为第一步，担心有可能滑下斜坡落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深渊。我不想最小化纳粹政权的恐怖罪行（顺便说一下，我母亲曾经是犹太难民），事实上，它对当今我们身份认同问题的很多负责，但是，在我看来，针对过去的罪行，没有文明或者文化身份能够经受住如此漫长的攻击。文化骄傲的哪怕最微小的公开承认或者自我保护的尝试现在都被等同于纳粹的恐怖罪行：因为如果你声称一种民族身份值得捍卫，现在常常被认为你当然就是排外分子，就像在大街上寻找外国人实施攻击，或者渴望你的国家侵略其他国家、压迫和剥削其他人的时代那样。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可能更容易得到原谅：如果承认的话，其罪行是可理解的和可原谅的。

布莱恩‧帕特里克‧博尔格（Brian Patrick Bolger）著《无目标的奔忙：21世纪的民主和身份认同》

我最近阅读了布莱恩‧帕特里克‧博尔格（Brian Patrick Bolger）的《无目标的奔忙：21世纪的民主和身份认同》（伦理出版社）。博尔格先生在这本有关西方如今不知不觉陷入的或者为自己创造的存在困境的书中，花费很多精力关注身份认同问题的困难和争议性。他为其复杂性辩护。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一边是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经鼓吹的个人的绝对自由的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译注）其中，人是微观世界的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中的分子，总是自己做出选择；另一边是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希腊神话中另一个女海妖，是大漩涡怪，坐落在女海妖斯库拉的隔壁，吞噬所有经过的东西，包括船只。---译注），否认所有个性，因为它受制于集体身份。

在我看来，这个两难困境似乎是虚假的。除了用英语（我的母语）写作之外，我没有多少选择，我对其他语言的掌握不足以让我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如果我有话要说，我必须用英语表达自我的事实并不能决定我表达什么东西。语言的奇迹是，虽然受到规则的制约，但它在表达的内容方面是无限的。那些说语法限制自由的人是错误的：语法是自由的前提。

但是，在现代世界，我们的身份认同很复杂，不仅有等级差异，而且在不断变化之中，几乎是微光闪烁的等级差别。比如，在医生之中，我主要是医生，在作家中，我主要是作家，当我走在家乡的大街上，我主要是市民---或者，我猜想现在可能用没有大男子主义色彩的用词。在酒吧，我是喜欢喝酒者。

至于我的国籍，我是英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同胞在一起比和外国人在一起一定觉得更舒服更自在。我认识很多外国人，我们之间有更多共同点，如果和离我不远的周六晚上聚集在酒吧喝酒的英国年轻人相比。他们刺耳的尖叫可能是骚乱中的或者聚会中的那种尖叫让我感到害怕，实在粗野无礼和愚蠢得很。但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我和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比上文提到的外国人更多。

当然，除了复杂性之外，还有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越来越多，在有些地方，移民数量之多足以构成不同的社会，对他们来说，融合是不必要的，更不要说同化了。事实上，存在一些人反对这种融合或同化，因为这等于是强行将所在国的文化强加在外人身上，据说多样性文化有助于创新性的发挥（就好像之前缺少创造性一样）。因此，英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像商队旅馆，供人们暂时歇歇脚，并不真正共同生活其中。必须承认，到现在为止，除了零星的恐怖主义活动之外，很少有暴力冲突。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不吵不闹地一起过日子。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样各方杂居的巨大文化好处尚未出现，虽然有人热情宣扬它如何如何好。我们不是生活在艺术或音乐或者文化或者建筑的黄金时代，差得远呢。除了科学和技术，我们的时代简直就是贫瘠的不毛之地。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存在一种紧张和焦虑的暗流，给每个人一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印象。在我们只是生活在他人的旁边，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没有很多共同的文化参照，你自然有一种难以觉察的感觉，总觉得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且，想象所有少数民族仅仅因为其少数地位就能完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暗示这种可能性，仇恨会在在新环境中继续存在。

我不愿意被认为是个排外分子，而且我本人也是移民的产物，我在一个并非祖国的国家生活了大半辈子，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困难。大部分外国人显然都很好，他们作为外国人常常为移入的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情感的巴尔干化而不是拥有共同点，不仅是国籍，而且是性倾向和性癖好、残疾、宗教、政治观点都处于消解的过程中，到最后很有可能任何共同点都没有了。我并不觉得这是稳定可靠的社会的长远秘方。

我还未提及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分裂，还未考虑削弱西方社会并使得西方容易遭受外来袭击的文化巴尔干主义，布莱恩·帕特里克·博尔格（Brian Patrick Bolger）先生在书中都有暗示。或许我随后会谈到经济问题。

译自：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the Whole Western World by Theodore Dalrymple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the Whole Western World – New English Review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和萨缪尔胡克斯合著）、《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法老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