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以“情感”判摄文明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4-12-16 18:19:51
标签:

丁耘:以“情感”判摄文明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八月廿八日丁酉

          耶稣2024年9月30日

 

 

 

丁耘教授在讲座中

 

昨天下午三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十四讲“情感”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朱刚教授先对“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何以产生持续性影响,做出独特诠释:一个国家的文明传统,经过长期演变,最终皆凝注在高度标志性的一些概念上。中华文明正在走向复兴的历史关头,重新整理和挖掘文明相关的标志性概念,正是有历史自觉和担当的工作。丁耘教授学术气象宏阔,在熔铸中西时还能自出机杼,提出原创性思想。本次讲座中,丁耘教授又将以“情感”为轴心,开显中西哲学间新的思考空间。

 

 

 

朱刚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丁耘教授先略谈“情感”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核心论述:第一,论证情感是中华文明用来认识最高实在的一个主要概念;第二,梳理中大哲学系数代学人如何阐发情感哲学;第三,梳理中国哲学史上不绝如缕的情感哲学思想线索。从这些问题出发,丁耘教授列举了能代表现代中国哲学传统中情感论述的几位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核心概念。其中丁耘教授特别指出,朱谦之先生从“真情之流”和“表示”概念引发的“情实”与“情感”之争,是思考情感问题的重要入手点。

 

在此基础上,丁耘教授又概括出本次讲座所围绕的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先秦及西汉文献中的情;

 

第二,情感主义传统的作用仅仅是伦理学或者美学吗?如何从根本上回应知情意的区别?

 

第三,为什么说情感是中国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乃至根本标识性概念,情感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标识性概念有何不同?

 

最后,当代当如何回应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标识性概念。

 

 中国传统中的“情”

 

关于中国传统中的“情”,丁耘教授以“四、五、七之难题”为入手切入。第一个难题是“四七”难题,其中“七”指传统情感学说的最经典说法,即《礼记·礼运》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而“四”指《中庸》“喜、怒、哀、乐”四情。“四七”难题源于刘宗周,他将喜怒哀乐称为四德,并强调与《礼运》之七情并非一事。因为“四德”是指与性或理统一的情,乃至于可称为四种“情理”。

 

关于四德跟七情的张力,丁耘教授做了详尽解释,一方面,两者有双重区别,七情是对象性,而四德则为境域性;七情是“主观”的情感状态;而四德属天,虽然四德之间亦可流转,但仍属客观的情感规定。不过另一方面,固然区别成立,仍不能掩盖当中的同名部分:四德仍是“情”(或曰“情感规定”),只是与性不对立之情,是作为性之存在方式的情,故可说为“客观”。

 

 

 

丁耘教授在讲座中

 

第二个难题是“四五”难题。依刘宗周,喜怒哀乐与元亨利贞可一一对应,但《易传》中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四情与五常却无法匹配。一方面,若就“元亨利贞”来对,“贞”所对应的究竟是“智”还是“信”?在《周易》解释史中,各家有不同说法。孔颖达认为贞即是信,但如此一来,智则全无着落。李道平则以贞配智:“仁义礼智,皆备于君。信既居中而属君。”“信”是中央性概念。如此一来,“四五”难题表现为智与信何者属天,何者为具统治性的普遍中介性概念。在《论语》中,“信”是初阶性概念;但在《中庸》中,信却比其他德目更为重要和基本,因“诚”即是“信”。《说文解字》即云:“信,诚也;诚者,信也。”这样一来,《中庸》将信与诚放在最高地位,就是德行本身。

 

另一方面,若同“喜怒哀乐”对照,喜怒哀乐中似乎亦缺一种情感状态对应五常中的“信”。对于“四五”难题的这一表现形式,丁耘教授援引道家典籍来解。《道德经》王弼本第二十一章写作“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常解多做“精气神”之“精”。

 

朱谦之凭此认为,《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之“情”亦当读为“精”。而马王堆出土文献之一《帛书老子》,则认为“精”当写作“情”。依高明《帛书老子校注》解,情当取“真、实”义。此种解释与“其中有信”更能对应。这里丁耘教授再次以“诚”解“信”,“诚”的基本意涵是“合一”,无论是言行合一、内外合一抑或始终合一,皆指向西方对“真”的“符合论”定义。如此一来,诚/信即“真”,也就与此处“其中有情,其情甚真”相合。

 

 

 

丁耘教授在讲座中

 

若以此说解“信所对应的感情状态”,丁耘教授认为,信所应的,正即作为“原初情感状态”的“情”,若结合《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一说,也可以把此种原初情感状态称为“诚”或“诚之”。

 

因此,真、信、诚是基本情绪或情感,即情实性本身,而喜怒哀乐是情实的特定状态,是基本情感所发出的具体内容。喜怒哀乐的前提,就是要承认喜怒哀乐之所涉(不仅是对象,而且是对象发生的境域与情境)是真实的。若能证到一切皆幻,才能从根本上不动心不动情,也就没有喜怒哀乐可言。如此,“情感”和“情实”不仅是字义的并列而已,意义上亦是相通的:情感是特定的情实样态。

 

 关于情感的现象学与存在论

 

以上是中国哲学传统内部对情感的解释,接下来,丁耘教授试图运用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特别是现象学运动,来回应或深化以上讨论。这其中,丁耘教授着重探讨了康德、舍勒与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在约百年前的德国现象学运动中,从与康德有关的方面来看,该问题被两个概念标志着:一个是Gefühl,一个是Gemüts。Affektion也很微妙,但相对没那么醒目。

 

 

 

丁耘教授在讲座中

 

首先,丁耘教授聚焦康德哲学中的Gemüt(心,丁耘教授认为也可译为“情性”)概念及其能力,并且指出康德关于心及其能力的看法有矛盾之处:心的能力是知、情、意,但又说此三者不能再从一个共同的根据中推导出来,亦不能彼此还原,如此,心的概念是空洞的。丁耘教授进而强调,康德割裂了好恶(欲求能力、意志能力)与苦乐。在康德的意义上,“尽义务”作为“应该”最好伴随着自然情感上的痛苦,否则就不是遵照道德命令。这实际上近乎“自欺”。阳明《传习录》则回应了这种割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与阳明最重视的《大学》一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其次,针对康德理论的上述问题,丁耘教授引入了舍勒的相关讨论。在现象学的解释中,苦乐就是所恶、所好,这是意向对象而非纯粹质料。好恶的对象是善恶,善恶是独立的价值客体,不能被还原为其他东西。这正是舍勒的入路。

 

丁耘教授同时指出,而舍勒接下来又割裂了善恶与苦乐:善可以不伴随着快乐和爱;这里讲的爱是天主教价值,其典范是耶稣基督,这种圣爱是通过救赎罪人的悲苦和在牺牲中显现。从彻底的现象学进路看,非但好恶与好坏不当割裂(所好就是好,所恶就是坏。“好恶”这两个字的妙处就是浑然天成地统一了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好坏中的两种情况(善恶与苦乐,即道德好坏与自然好坏)也不可割裂。割裂就是知行不一(例如对善的应然式的理解伴随实际上的自然痛苦)或意不诚。儒家所谓的“孔颜乐处”才能真正保证诚意,保证道德善不是伪善。

 

由此,丁耘教授认为,Gemüt是知、情、意的共同根据,而且这三种能力是有相应性的,彼此之间并非不可还原。康德本人就在《判断力批判》中表示道德意志和行道德意志产生的愉快情感是同一的,但并未解释这一同一的根基(只是排除了“愉快情感是被意志推出”的这种理解)。在丁耘教授看来,舍勒与海德格尔以不同方式推进康德,但他们的工作是一致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表明:舍勒努力恢复表象和兴趣之间的根本关系,只不过它的生存论基础仍然晦暗不明。而海德格尔的努力则是要为舍勒的工作提供彻底的存在论基础,即基本存在论。

 

接下来,丁耘教授将目光转向海德格尔。他表示,舍勒认为情感和认知是两个领域,而海德格尔的野心则在于,从作为最普遍概念的Gemüt出发,不仅推出伦理学,而且推出所谓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存在论条件”。海德格尔认为在康德先验分析论中统一知性和感性的最根本的共同本源是先验想象力,即时间性。Gemüt对于《存在与时间》阶段的海德格尔起到了康德的先验想象力或时间性的作用。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后,其重心从“在世界之中存在”转到了世界、存在者整体。他从莱布尼兹和谢林那里找到了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为什么有这个世界(整全性中的存在者、这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丁耘教授强调,这个问题的在于能开显世界的基本情绪。丁耘教授以《存在与时间》中的Angst(畏,焦虑)为例指出,焦虑是关于此在整体、人生整体的。这已经超出了当下状态进入特定的整全经验,这个就是形而上学的根子。无法通过一个概念让世界存在,古希腊人对“世界或整全为什么会存在”感到惊奇,这也是基本情绪之体现。

 

最后,丁耘教授谈到了海德格尔工作的两个问题。第一,情绪与真理在原典解释上无法融通。前面提到的“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就是求真的情绪,这比海德格尔综合亚里士多德的两部文本才能结合情绪与真理的处理,更为平滑。第二,海德格尔抓住了Gemüt和情绪,但并未把生存论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情绪对应起来(而是与各种存在方式例如在之中,寓在等等对应起来。这就偏离了情性的情绪内容)。丁耘教授提出,喜怒哀乐就是生存论范畴。若将Gemüt作为基本的东西,这其实就相当于“情本体”,那么本体的最基本规定就是情绪,而最基本的情绪规定就是《中庸》中的喜怒哀乐。

 

 客观情感——现象学的天道转向

 

丁耘教授从现象学回到《中庸》和《易传》,进一步落实现象学的天道转向。他谈到,现象学的天道转向里的还原之剩余(即超越者)就是天。广义理解的现象学“神学”转向的要义,是从超越性得到超越者。这个超越者在不同文明传统中如何被不同地表达,是第二位的问题。用黑格尔批判康德主观唯心论的术语说,这种超越者就是“客观者”。现象学的天道转向得到的是天道,但对于心性哲学而言,这就是大写的客观者。现象学的天道转向得到的是一个客观者。中国思想传统对天的理解和体会是情感。丁耘教授举了孔夫子“迅雷风烈,必变”和“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的例子说明中国天道思想的重要经验:用情感呼唤与回应终极实在。

 

 

讲座现场

 

丁耘教授表示,在希腊文明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里,他们理解的上帝就是思维、努斯,也是后来黑格尔的客观思维,上帝呈现出来就是逻辑的概念运动。客观思维的规定就是范畴。在希伯来文明对上帝的体验中,上帝是客观的意志。客观意志的规定是法。

 

在中国对天的认识和表现中,天是客观的情感,天理是客观情感规定,仁义礼智都是客观情感规定。正如刘宗周所言,仁义礼智就是喜怒哀乐,仁就是天之喜,天理是情理,你要从喜去体会,才能体会到仁。这就是情感是中国思想根本标识性概念的原因——我们对同一个根本问题(天是什么?)的回答跟希伯来、希腊不一样:天是客观情感,而认识天要通过客观情感规定,仁义礼智在我们这里的主观体验是喜怒哀乐,我们要通过流转去体会。

 

最后,谈到为何情感这个概念可以判摄异质性的文明时,丁耘教授指出,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按照宋明理学的正统认为天是仁体,这也是程明道的见地。程明道《识仁篇》提出,其他的德都在仁里面,义、理、智都是仁。希腊与希伯来的上帝更多地是被智与义揭示的。客观的情感规定是普遍的。客观的情感规定相当于基督教讲的上帝的位格,比如耶和华在圣经里是个专断的、愤怒的形象,但耶稣基督是哀愁的形象,他表现的是爱与恩。

 

 问答环节

 

讲座结束,主持人朱刚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精到总结。他认为本次讲座充分体现了丁耘教授为学的一贯风格:出入于古今中西,而后形成自己的思考。随即,朱刚教授提出他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将开显终极实在的情感称为客观的?进而,如果用情感来判摄希腊、希伯来和中国文明,那么代表着思维和意志的希腊、希伯来文明是否就隶属于代表着客观情感的中国文明?这种知情意三分如何与中国情感(如“四端之情”)融贯起来?

 

而吴重庆教授则将视野聚焦于东方:应当如何理解情在中国传统中的层次划分、发生机制,如:发乎情,止乎礼?同时,中国固然有伟大的文明传统,但也出现过“以理杀人”的情况。我们应当如何推进至客观情感来展现天道?

 

哲学系周小龙副教授则在中西两端都有评论:一方面,丁耘教授将仁义礼智(性)与喜怒哀乐(情)做了并列,如何应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对性与情的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丁耘教授引康德的情感(Gefühl)作为例子,但在康德的语境下“情感”恰没有对象相关性,在德国古典哲学后来的发展中,“情感”的对象相关性亦存在争议。

 

丁耘教授综合几位学者的问题,做出详尽回应。他认为,客观情感是顺着黑格尔的客观逻辑来讲的,而康德那里主观和客观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如何使用这一对概念,事关我们所要表述的对象和内容。客观情感的用法实际上跟现象学的神学转向和天道转向相关。我们须得将“转向”研究透彻后才好理解主观和客观的区分问题。

 

对于朱刚教授的第二个问题,丁耘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用Gemüt推出知、情、意,并且认为前者就是情绪/情性的话,那么知和意都是某种情绪状态。这种看似极端的理解方式还可指向孟子的四心。而吴重庆教授所说的“以理杀人”实际上是理与气、性与情的割裂。最后,关于“发乎情,止乎礼”,丁耘教授认为,“发乎情”之情更像是一个特定的情实状态,他自己所说的情更接近张祥龙老师说的“兴起”,即情实本身。

 

 

 

问答交流环节

 

接下来,现场的同学也踊跃提问。有同学从沃格林所说“文明之神显”谈起,此说是否适用于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又有同学好奇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到底指什么?还有社会学的同学想了解,人的行动逻辑可以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性和传统性。丁耘教授所说的情感如何与这一理论框架对应?

 

丁耘教授的回答可谓举重若轻,在他看来,今天讲座所说的Gemüt若是放在沃格林的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情性神显”。但如何理解“神显”是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神显”指向天。《中庸》清楚表明,天(包括圣人之德)是以不显的方式显。这亦是现象学讨论的东西,即不显的东西如何显现出来。这与西方的神学与形而上学类型并不相同。我们须得以现代的问题意识才能看清这一问题。

 

关于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丁耘教授认为这一术语背后含蕴着多种可能指代,需进行具体分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本有给出世界,而万物都在世界之中各安其位,且绝不脱离这个世界。关于社会学对人的行动逻辑之区分,丁耘教授认为,本讲座所说的情感并非某种特定情感的表达,而是述说终极实在;在此,行为的动机化,即促使某人这样去做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在讲座即将随着锡昌堂外的斜阳落幕时,丁耘教授感慨道,我们当前的情绪反应具有真正的时代性,这正是基于基本情感的敞开性和人类对于意义的关注。而意义不仅处于语义学的逻辑世界中,更是敞开了一个世界。在此而言,世界历史即作为客观情感规定的历史。世界意义的运动正与客观情感的流转相匹配,由此生生无穷……

 

讲座合照

 

 

 

(报道:张云翼、蒋凯扬、苏杭;摄影:罗惠)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