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红：别开新“局”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初六日甲戌

          耶稣2024年11月6日

方向红教授在讲座中

2024年11月4日下午三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十七讲“局”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主持。

朱刚教授主持讲座

朱刚教授首先感谢并肯定了方向红教授为学术研究而组的这场“局”。他表示从这场讲座独具匠心的名称——“局”就可以看出，这是方教授跳出具体实事领域的又一次思想探索，尤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方教授在讲座介绍中指出：“局，有权利要求成为一个标识性的概念，而我们有理由询问局的结构。”朱教授认为这说明了“局”既具有深刻的哲学结构，同时也能反映出汉语文化圈的基本生活经验，由此欢迎和期待方向红教授在讲座中为我们揭开其中的奥妙。

方教授上台回谢朱教授为其主持大“局”。进而坦言他对“局”这一哲学概念的发现与思索其实早已萦绕于心，但也忧于其从表面上看来所形成的一个困“局”：一方面，我们在西语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翻译；另一方面，“局”这一概念在中西方哲学史中都未曾出现或被反复讨论。为此，方教授特别感谢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举办“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并向他发出邀请，从而推动他打破这一困“局”，将“局”作为“标识性概念”而提出，以呈现其所蕴含的哲学性内涵和特点。接下来，方教授便开始展示他对“局”的运思布局。

一 局的初步定义

开宗明义，方教授依循解释学循环的原则尝试给出“局”的一个初步定义：“一个包含多元素及其关系的系统”。一个局如果成立，它至少要包含多个元素，元素之间要有关联，并形成可以运行的系统。但这还不够，局至少在横截面上是相对稳定的，且一定有人的参与。因此该定义可以修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包含人和诸元素及其关系的系统”。但这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还不够贴近，因为任何一个局，它都含有某种或隐或显的主题，这个主题由组局的主要人员确定，或出于某种自然目的而设立。方教授一步步将定义深化为：“一个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包含人和诸元素及其关系的系统”。

二 寻找局的特点与定义更新

方教授在解释完“局”的基本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归纳出“局”的几个临时性的内在特征：“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它是一个整体，含有相互关联的部分；各部分在时间上相互影响，在空间上相互并列；有一定的结构；这个面是非平面非直接的，有迂回有反转有高潮和低潮。”

方向红教授在讲座中

紧接着，方教授从量词使用和词语搭配两个方面，指出“局”的临时性特征和初步定义的不足。

首先，对于“一把椅子”来说，具身性的动作“一把”，将我的身体与椅子在生存论上和语用学上关联了起来；“一张报纸”则在我把它铺开张大的瞬间向我呈现。以此类推，我们在一“首”诗中可以发现，“首”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在一“部”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整体被剖开成各个部分，且这些部分之间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在八“阵”图中我们可以找到“山前车队”的结构；在一“曲”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情节的迂回反转以及高潮和低潮。这些量词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具有“局”的特征，但我们却不能用“局”来代替它们。

其次，“局”在词语搭配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局，可以布，可以设，可以摆，可以搅，可以破，但不可以观和赏，除非你在局外，视局为作品；局，可以是僵的，是危的，是死的，但不可以是悲的或喜的，除非你是在终局之后，把局当剧本；我们常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这两个方面均说明局的初步定义有着严重的遗漏。

这个遗漏表现为“我”在“局”的定义中的缺失。方教授指出了“我”对于局的不可或缺性。第一，我置身于局中。置身局中的意思就是，当我在局中，我会把自己当成其中一员而不是一个观众或欣赏者，我必须亲身地参与其中；第二，局中的多重角色会相互作用。方教授援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观点：我作为此在，其存在就是“在世之在”，此在通过操心和操持与世界打交道，一个个的意蕴整体是此在为了自身而组建起来的周遭世界，我的世界为我而存在。当我向死而生之后，当我通过呼声和决心回到本真的我的时候，我决意重新面对世界并重演历史。

然而，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和强调的思路在西方哲学中是很容易走向极端的，以至于有哲学家会认为，在人生的局中只有一种较量，那就是意志的较量，就是说，在世界之中的我与他人带着自身的意蕴整体在进行着意志的较量。当我组建我的世界时，我一定会遇到他人及其周遭世界对我的抵抗。他人当然是有意志的，难道周遭世界也可以表现为意志吗？

在这里，方教授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问题：世界在何种意义上也具有意志？方教授认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回答，但此回答存在严重的问题。然后，方教授引入了“势”这个概念来取代意志主义的单向度思维。为了说明“势”这个概念的含义，方教授专门援引了法国汉学家余莲的作品《势：中国的效力观》并指出，意志并非局中的一切，对于意志，局之势可鼓之可弱之。

由是观之，方教授将“局”的定义更新完善为：“一个由我介入其中的、为了某种目的（完成一件事情）而人为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包含人和诸元素所形成的势及其关系的系统。”

三 探寻局的结构

想要探寻局的结构，就不得不将物的结构与裹挟着“我”的局之间做一个简单但必要的区分。对于物的结构，海德格尔在晚期哲学中做了很多努力。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就叫《物》，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乃是因为物之物化，世界世界化，存在将自身分解（Austrag）为天地人神四方，其间的每一方都与其他三方彼此映射互动，共同构成了物自身的呈递。在任何一物那里，都可以发现周期与节律的天、承载与遮蔽的地、看护与见证的人和掌握命运荣光与危险的神的共同作用，它们共同成就了一物。

方向红教授在讲座中

在这里，方教授强调了海德格尔的两个贡献，一是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首次发现了并着重强调了归闭的一面、隐的一面，为此海德格尔也引用过《道德经》中“知其白，守其黑”；二是海德格尔将人的地位降低，人对物的最好呵护和最佳关爱模式就是庇护它，做一个守夜人或者见证者，这对主体性高扬的近代西方哲学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独特贡献。

但方教授随即也从易学角度对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天地人神进行了两重批评。一重是，海德格尔错误地把天之象当成了象之天。按照《说卦传》，乾为天，乾还可以为首，为环等。天是乾健的一个最具标识性的代表，但天还不是阳本身、乾本身。因此，海德格尔错失了对阴阳这对范畴的发现。另一重是，海德格尔说的物是万物，但他对万物之间却没有进一步的层次构造和区分，导致每一物的结构都是天地人神，这种齐万物的说法似乎过于宽泛。从邵雍提供的先天易学来看，物生而后有象有数，每一个层级的构造都可以通过象数来进行推演，这无疑是对物的进一步规定。

方教授分析物的结构以进一步说明和阐释物与事-局的差异，并从横纵两个方向剖析了事的结构。从横向结构来说，与物的天地人神相对，局是由人、神、命、运这四个方面决定的。局中人不是含情脉脉的守护者和见证者，恰恰是奥林匹克赛场挥洒汗水的运动员，甚至是罗马斗兽场中的角斗士；天地人神的神早已经远遁，不知所踪，但局中的神所指称的恰恰是位高权重、掌控全局的大人，譬如历史上的三公九卿之流；所谓命，指的是使命或者最高目的，偏向阳的那一面；所谓运，指的是命的展开和过程、流程、机制等，偏向阴的那一面。在局中的“人神命运”里，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任何一个局都包涵了“人神命运”这四项基本结构，或者四项基本功能；其二，阴阳的划分是可持续的，比如我们可以设立最高使命和最高目的，这就是阳中之阳，但还可以设立阶段性的目标和纲领，这就是所谓阳中之阴。

讲座现场

从纵向结构来看，局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中后天分为形与气两个部分，后天的形就是局的建制，气就是局的变化。先天分为理与势两个部分。在这里方教授作了特别说明，他援引了康德的两种先天概念，一种是纯粹先天，即先验感性论中的时空和先验知性论中的十二个范畴，另一种是来自后天的先天亦即一种规范性的、产生自经验的、但对人的后来行为有约束的先天。前一种在局势中就是纯粹的先天，譬如组织的最高纲领以及行动的基本原则等，即所谓“理所当然”和“势在必行”等等；后一种先天多表现为伦常关系，债权契约等，在局势中通常表现为局中各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势的变化。

当新成员进入一个组织时，局势中的张力，既有的关系网络对新成员来说就是一种来自后天的先天，是不可抗拒的。在此，方教授还援引了苏洵在《辨奸论》里的说法：“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四 两论“我与局的关系”

因为我总是有好恶、有利害地入局，所以我无法避免在局中受到碰撞和感到迷茫。对此，方教授指出了现有的分析“我与局的关系”的三条歧路：

1. 意志主义。叔本华和尼采分别通过消极意志和积极意志试图回避或对抗整个局面，然而他们都跳过了对局之“势”的了解。譬如士气在战场上就是势的表现，攻守之势不能仅仅从意志方面得到领会；

2. 宿命论。完全的被动性或者随波逐流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局势虽是先天的，但局势也在变化，局中局，局外局，甚至说世界大气候对我身处其中的局的小气候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3. 骑墙性思维。我们很难在实践中一方面遵守规定，另一方面发挥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这种朴素的两面性思维实质上总是在意志主义和宿命论之间反复摇摆，缺乏自身的真实见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实际上只有两条歧路。

那我们经过现象学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开发出第三条道路？方教授认为其实并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现象学的道路就是对以上两条道路的纠偏。

1. 重新理解意志主义的“我要”。一方面，我们要防止意志主义带来的妄想和冲动，——事实上意志不能解决局之势的强制性影响——，另一方面，从“人神命运”的结构来看，神、命、运三者皆无法改造，我只能通过改造我的意志，将我自身的好恶利害进行调整。“我要”的不再是跟自己的好恶利害相关的东西，而是局的“命”（使命）；

2. 在宿命与自由之间。对我而言，入局就是诞生，开局就是重启。这里面，我的处境极其复杂，会受到局内局外各种事务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象来测绘出自己在局中所处的位置，知道自己行至何处以及未来的局面，但我绝不是完全被动的，前赴后继的努力、甚至献出生命的努力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方教授继而以“入局—变局—出局”为线索，从实践层面再论“我与局的关系”。人在入局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游戏、棋局的角度而言，局无尊卑但“命”有高下。参加什么局并不是最为本质性的，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和行业并不相同，但每个局的使命却有高下优劣之分。每个人在入局的时候都应该秉承“取法乎上”的理念。

人如何在一个既定的局内寻求变局呢？首先要确立“我要”的观念，把“我要”从个人的好恶利害转向局的“命”和“运”；其次是在宿命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有时甚至可以不囿于象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出局对人有什么影响呢？这里分为被动出局和主动出局两种情况。被动出局时，我们无能为力。对于主动出局而言，方教授指出，海德格尔在晚年曾讲过，存在就是一种贪得无厌。存在论就是一种局，它有等级差异。当一个人所面临的局面过于糟糕，或者局中的使命与自身的使命完全不符，我可以选择退出来，退出来的方法是现象学还原，即对局面和局势不置可否，这也就是现象学所讲的悬置。

五 问答环节

本场报告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进入了评议和问答环节。首先，朱教授对方教授的报告作了简短评议：“方教授从各个方面和维度为我们剖析了关于‘局’的思考，从现象学、存在论、易学等多方面的思想资源撷取出最为宝贵的部分。”朱教授表示，本场报告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以及最大收获是方教授对“局”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对“人神命运”四个维度的揭示，对先天与后天这两个纵向维度的剖析，另外，方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如何来“破局”也极为精彩。我们毕竟都身在局中，会想方设法把局中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们因此而变局、破局和出局。朱教授也顺势提出了他的疑问，“局”似乎是中华文明中特有的概念，人、物、事在人类文明中是通行的，局比事还要再进一层，更为复杂。那么局和事有什么区别呢？此外，现象学的道路和它的操作特点是什么呢？

方教授感谢朱教授的提问并回应道：事和局的区别在于，事可以分为现成在手之事和上手之事，前者是对象性的，而后者是一个过程，是进行中的东西，它和局是一回事。关于现象学的道路和它的操作特点，方教授指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曾抱怨，康德过快地进入了哲学的思辨，而根据胡塞尔的回忆，布伦塔诺则拒绝进入哲学思辨，而是在直观的源泉中畅饮。

紧接着，陈少明教授也对方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局本来只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方教授给出了一个有内涵的局的概念，并通过局的空间概念引申为作为社会关系的局，局的含义在发生变化。就局和势而言，中国哲学讲到势比较少，但历史学中经常讲势，态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概念。关于海德格尔讲的物，其实是宇宙秩序，它并不是人造的局，不会受经验的操控。

方教授表示感谢后也回应说：历史学讲的势和我们谈的确实相通，天下大势当然也是天下大局，局可以延伸到国际关系甚至政治哲学中；海德格尔对物的理解其实就是对存在的理解，但他的局限也在于此，物类在邵雍的先天易学中可以完成自身的推演，也就是能够给出对每个具体存在之物的理解。

在现场观众向方教授提问和互动后，本场历时三个小时的报告也在现成听众的热烈而欢快的掌声中圆满落幕。本局虽告以段落，但“局”势似乎已经跨出学科，当然，破“局”仍在进行之中，这也意味着新“局”永远可期！

讲座合照

（报道：张晋一 、张铜小玲；摄影：罗惠）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