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孔庆镕的《忠恕堂记》

作者：张洪艳

来源：《走进孔子》，2024年第5期

忠恕堂位于孔府西路，是衍圣公日常重要的会客场所。其共有五间，悬山式屋顶，是孔府建筑群中唯一使用正规斗拱的建筑。堂内正上方所挂匾额“忠恕堂”，为清代衍圣公孔毓圻所书。此堂原名永寿，为什么后来改换堂名呢？孔子博物馆所藏的一套衍圣公孔庆镕的楷书《忠恕堂记》，解释了其中原委。同时，《忠恕堂记》还体现了孔氏后人对先祖孔子忠恕思想的理解与传承，展示了衍圣公的书法造诣。

孔府忠恕堂

一 衍圣公孔庆镕楷书《忠恕堂记》

清代衍圣公孔庆镕楷书所作的《忠恕堂记》，为纸本墨书，共有八幅。孔子博物馆珍藏着此记的两个版本，所记内容略有出入。一为卷轴，原挂于孔府忠恕堂之内，惜缺失一幅；一为八幅齐全者（即本文所写的版本），未装裱，但是为了保护字幅，裱在了厚纸板上。此版相较于卷轴，中间内容略有不通顺之处，应为最初的草稿，尺寸较大，纵168厘米，横64厘米。按照落款，此记应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其全文（参照卷轴内容略作修改）为：

忠恕堂记

宅之西偏有堂焉，为先公学诗学礼之处，前红萼轩乃先公读书处，其后安怀堂乃先公所燕居吟咏者也。堂始额曰永寿，至我六世祖恭悫公袭爵。恭悫公文章事迹辉耀人寰。先公仰承家学研穷圣道一贯之传，深有会于曾子之意，其时又因谨避皇上藩邸鸿号，遂敬易之曰忠恕堂。其意盖深远矣（原文为“其盖意深”，依卷轴更正；“远矣”二字阙，按卷轴内容补入）。乾隆壬寅之秋，先公承袭世爵，高宗纯皇帝有敬承祀事、读书饬行之训。逮甲辰庚戌岁两次翠华幸鲁。释奠礼成，先公率领族人及诸贤后裔各博士谢恩，叠蒙召见行在，恺切训戒，赐诗褒奖。先公恪遵圣训，事君能忠，事亲能孝，处兄弟以友爱，待宗族以敦睦，睦交游以敬，御下以仁，制事以义，非默契于先圣之道者，曷克臻此。先公之用以名斯堂者，非无故也。堂之前庭中，春种牡丹，秋种黄菊，以前有古松一株、海棠一树，并高二十余尺，皆先公之手植。当时公余之暇集海内诸名士集会于其间，游赏招饮，读画联吟，为国家鼓吹休明，洵一时之盛事。镕袭爵后，岁时修葺，补莳花木，不敢毁伤。昔召公憩舍甘棠，民犹以勿翦勿伐相戒，况葱葱郁郁为先公手泽之存。《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书》曰：“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堂构之责，不既重欤。己卯岁冬十月，恭逢皇上六旬万寿祝嘏入觐，蒙有忠孝存心之谕，暨赐宋板“四书五经”、《全唐文》、笔砚纸墨。回籍后即恭缮圣训悬于堂之西房，并供奉御赐书籍于堂之东房，所以重国恩、承先志也。后之登斯堂者，于以学诗，于以学礼，慎守忠恕之道，毋忘綍音，毋愆祖训，以绵世泽于勿替也，是所厚望焉尔。嘉庆庚辰仲春上浣庆镕谨撰。

清孔庆镕楷书《忠恕堂记》八幅

（孔子博物馆藏）

此段记文对忠恕堂的位置、功用、名称来源，以及衍圣公孔毓圻、孔宪培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忠恕堂在孔府偏西，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培学诗学礼的地方。堂前有红萼轩乃是孔宪培读书的地方，堂后的安怀堂则是孔宪培闲暇时吟咏休闲之所。忠恕堂原匾额名是永寿，孔庆镕的六世祖、孔子第六十七代孙孔毓圻袭封爵位以后所改。孔毓圻用心钻研儒家经义，既取《论语·里仁》“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义，又因与皇帝藩邸的鸿号冲突，故更堂名为忠恕堂。乾隆四十七年（1782）秋，孔宪培袭封衍圣公，乾隆皇帝训谕他要敬承祀事、好好读书。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两次到曲阜祭拜先师孔子，孔宪培率族人迎接。皇帝谆谆教导。孔宪培严遵圣训，行事作风皆符合圣人之教，并在堂前亲种海棠、松树，召集名人雅士宴会吟咏，盛况一时空前。

孔庆镕袭封衍圣公以后，对堂前花木继续精心呵护。嘉庆皇帝六十大寿即1819年冬，孔庆镕入朝庆贺，嘉庆皇帝除了谕令他要忠孝存心，还赐给笔墨纸砚和书籍。回到曲阜后，孔庆镕将嘉庆皇帝的训谕恭敬缮写后悬挂在忠恕堂的西房，东房则供奉御赐的书籍，以告诫后辈在此学诗学礼，谨慎遵守忠恕之道，不忘皇帝的教诲和祖先的训导。

另记中所述改堂名是孔毓圻为谨避皇上藩邸鸿号一说，大概是孔庆镕误写。孔毓圻生活于康熙、雍正两朝。康熙皇帝八岁继位，没有藩邸；雍正皇帝的藩邸为雍和宫，皆不符合。原本的堂名为永寿，故宫的内廷西六宫之一有名永寿宫者。故堂名应该是因与皇帝的内廷宫殿名字冲突才改的。

孔庆镕的楷书《忠恕堂记》写于1820年，是参加完嘉庆皇帝六十大寿的第二年所作。因此，孔庆镕写此记，既是为了纪念嘉庆皇帝的隆恩，也是为了怀念先人并训诫后人，故书法字体着墨浓重，字迹工整规范。文章布局有序，段落分布合理，疏密有致。

此篇记文，孔庆镕书写时并未用其最出名的隶书书体，而是选择了更为工整的楷书字体，同样有其别样的考量。书写此记时，孔庆镕33岁，按照古人的年龄推算，已经步入中年，到了孔子所谓“三十而立”的年纪。此时的他在修养、处世方面，都已经锻炼得很成熟。参加过嘉庆帝隆重的生日庆典后，孔庆镕对自身的定位与职责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用这种整齐一律的书体才更能体现出他对后世的严肃劝诫。

楷书还有楷模之意，名称就源于楷树的品性和风骨。传说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围在墓旁哭得十分伤心，尤其弟子子贡，更是悲痛无比，一根哀杖都支撑不了他的身体，只能拄着两根。葬礼结束以后，两只哀杖都深深插进了土中。别的弟子守墓三年以后就离开了，唯子贡在墓边又守了三年。守墓期间，两根哀杖居然生根发芽，是为子贡手植楷树。楷树树木、枝干皆挺直，楷书字体的笔画就如楷树枝干一般平直不弯曲。孔庆镕选择用此种字体书写《忠恕堂记》，必定也是费了一番心血思量。

二 衍圣公孔庆镕其人其事

孔庆镕（1787—1841），字陶甫，又字冶山，孔子第七十三代孙，乾隆五十九年（1794）袭封衍圣公爵位，嘉庆十四年（1809）被诰授光禄大夫。孔子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没有子嗣，便将胞弟孔宪增的儿子孔庆镕过继为嗣。

孔庆镕像

孔庆镕性格沉稳，从小由硕博名儒教授功课。虽然袭封衍圣公之时只有8岁，却十分老成。传说他6岁时就朝见过乾隆皇帝，表现十分得体。嘉庆元年（1796），孔庆镕9岁，嘉庆皇帝到太学祭祀先师孔子，孔庆镕奉旨进京陪祀，不只礼仪举止如成人一般周全，对皇帝的提问也是对答如流。

孔庆镕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受皇恩眷顾颇深，每次进京朝贺，都会得到非常丰厚的赏赐。嘉庆十四年（1809），孔庆镕进京为嘉庆帝祝寿，嘉庆皇帝不仅接见了孔庆镕，还训导他做事为人要依照儒家教导，对待孔氏族人也需严加约束。十年之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孔庆镕再次进京祝寿，嘉庆皇帝四次召见他，叮嘱他“你诗礼承家，好生承先圣世业，总要忠孝存心”。道光三年（1823），孔庆镕进京朝见道光皇帝，亦被嘱咐要用心看管林庙，祭祀孔子需虔诚尽心，祭品必须干净。每次觐见，皇帝除了亲自接见外，还赏赐了大量的书籍、布匹等。可以说孔庆镕是清代衍圣公中领受皇恩最深的。即使嘉庆皇帝时出现了由于失察而导致孔庙祭器被人私自倒卖之事，孔庆镕也没有受到处罚。

感激于清廷的厚恩，孔庆镕尽心竭力主持林庙祭祀，凡一应祭品都务必干净整洁。修整林庙时，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人积蓄资助。晚年时，虽然年老且患病行动不便，仍然坚持亲力亲为。

孔庆镕天资聪颖，12岁便能作诗，一生作诗200余首，编有《铁山园诗稿》。清代著名书法家、经学家孙星衍在给他的诗集作序时，对其诗作评价甚高：“其性情醇挚如杜陵，其风调潇洒如香山，其咏古赋物工雅如皮陆，笔意所到，若秋水生波，春云出岫，又若皓月行空，泉源泻地，刘勰所谓‘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者，当于斯集见之。”诗歌之外，孔庆镕对书法、绘画的研习也很用功，他的行书和隶书分别学于王羲之和孔宙。为学习书法，孔庆镕曾寻遍天下的古今碑帖，刻苦练习，终有所成。尤其隶书成就最高，号称冠绝一时。于绘画上，他一开始爱好画蝴蝶，所绘蝴蝶十分逼真；后来则改画兰草，其画被赞仿佛可以真的闻到兰的香气。其著作有《忠恕堂集》《春华集》《铁山园画集》等。

三 衍圣公对“忠恕之道”的传承

在《论语·里仁》中有一段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可谓领悟了孔子思想的真谛。虽然《论语》中没有专门对“忠”作出解释，但是从“为人谋而不忠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等语句中，可以看出忠是忠诚、忠心之意。关于“恕”，《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贡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在孔子看来是可以作为终生的行为准则的，可知其在孔子心目中具有非常高的境界，看似简单，却并不易行。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许多文人雅士喜欢将自己的书房等处命名为忠恕堂，但是孔府的忠恕堂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它不仅彰显了对儒家忠恕思想的继承，也是孔氏家族一脉相传之家训的呈现。

衍圣公孔毓圻将永寿堂改名为忠恕堂，并非随意为之，也不只是为了避讳。孔庆镕的《忠恕堂记》不仅讲了改名的缘由，更彰显了传承孔子之道的深刻寓意。其中的忠主要是对朝廷、对皇帝尽忠。从康熙皇帝对孔毓圻、乾隆皇帝对孔宪培，一直到嘉庆皇帝对孔庆镕的训谕可以看出来，皇帝对衍圣公的要求是一致的：尽心祭祀先师孔子，努力研习儒家经典，上对朝廷尽忠，下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专制的传统社会，一言不慎，即会得咎。轻则降职，重则身家性命不保。即使尊崇如衍圣公，也难逃责罚，如衍圣公孔昭焕就曾因接驾乾隆皇帝不力而多次受罚。在这种背景下，衍圣公的首要职责就是忠于皇帝，遵从皇帝的训谕。因此，孔庆镕祝寿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皇帝的训谕恭敬书写悬挂起来，以示尊重、以表忠心。

“恕”，对衍圣公而言，是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也是作为圣人孔子嫡系后裔的自我约束。衍圣公备受尊崇，位高且富贵，不仅官居一品，班列文臣之首，还拥有朝廷赏赐的大量田产。安富尊荣的衍圣公更需要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切遵照皇帝的嘱托和祖上教导行事。

对于孔子忠恕之道的理解，作为其嫡系传人的衍圣公更为通透，他们不仅仅是更改了堂号那么简单，更是真正领悟了先人孔子忠恕之道的内涵，并进行了实践。孔庆镕于《忠恕堂记》中记载其父亲孔宪培“事君能忠，事亲能孝，处兄弟以友爱，待宗族以敦睦，睦交游以敬，御下以仁，制事以义”，这其实从多方面展现了孔宪培对忠恕之道的践行。《孔子世家谱》中亦记载，孔宪培“天性孝友，心地慈祥，敦宗睦族，雅重知交。且御下有恩，一如家人父子”。孔庆镕沐浴先辈遗风，自己也是一直遵照忠恕之道为人处世，两次进京为嘉庆皇帝祝寿，表达作为臣子的忠心；凡是遇到亲朋故旧有急之时，莫不伸手相助。为表达对先祖忠恕之道的传承之志，其著作直接命名为《忠恕堂集》。在《忠恕堂记》中，他也表达了对后世子孙传承、践行忠恕之道的期望，以确保孔氏家族福泽绵长，即所谓：“后之登斯堂者，于以学诗，于以学礼，慎守忠恕之道，毋忘綍音，毋愆祖训，以绵世泽于勿替也，是所厚望焉尔。”

《忠恕堂记》展现了衍圣公对先人孔子思想的继承，以及当时清廷统治者对衍圣公的厚待与看重。从另一角度看，《忠恕堂记》其实也是衍圣公对清朝统治者要求的回应：他们已经深刻理解了皇帝的良苦用心，必将按照朝廷的要求，恪守先师孔子的忠恕之道，对上忠诚，恪尽职责，对己自律，推己及人。故而，这篇《忠恕堂记》也是研究清代朝廷与衍圣公关系的难得的文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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