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学派在先秦儒学发展中承上启下

作者：孙德华（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十六日甲寅

          耶稣2024年12月16日

春秋战国是政治上的大动乱时代，思想上却空前繁荣。在此期间，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各自的治世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儒家，而活跃在战国早期的子思学派正是儒家的一支，其生活年代正值孔孟之间。随着近年出土资料不断发现，对其研究正可弥补孔孟之间的学术缺环。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思之儒”为其中一派。子思学派的成员除子思外，尚有其子子上、子思弟子门人等。因此，子思学派在孔孟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先秦儒学传承中有着重要贡献。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思想观念或方法论。首先，在孔子以前，“中”和“庸”均单独使用。“中”和“庸”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中，或曰“日中”，或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但似乎与儒家所言之“中庸”并无直接关联。据学者研究，儒家“中庸”的源头出自清华简《保训》篇。《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命，是一篇久佚的先秦文献，其性质与《尚书》类似。篇中所论之“中”，即为儒家所言之“中道”或“中庸之道”。

其次，春秋时期，孔子最早把“中”“庸”合为一词使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深以为忧，主张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在《论语》中，孔子称“中庸”为“至德”，但并未做具体解释。只说“过”和“不及”、“狂者”和“狷者”、“乡原”皆非中庸。孟子说杨朱为我是“不及”，墨翟兼爱是“过之”，只有子莫“执中”最接近“中庸”。但“执中”无“权”，不懂得变通，也非中道，确为不刊之论。

最后，战国时期，子思作《中庸》篇，提高了“中庸”的地位。子思原有《子思》一书，可惜失传，但其《中庸》篇基本保留下来。在《中庸》篇中，子思反复申说“中庸”为“至德”，并假托孔子之口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又说“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汉人郑玄认为“中庸”是“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并训“庸”为用，金景芳先生认为这是“不可移易的确诂”。但《中庸》所谓“庸德”“庸言”，朱熹解作“常德”“常言”，更为通顺。子思特别强调“用中”，即在实际生活中掌握中庸之道这个方法论，根据实际采取适当的办法，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个方法论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不“取中”。显然，子思把“中庸”系统化理论化了，把儒家的“中庸”之道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子思学派之外，有三种“五行”说。首先，是《尚书》中的“五行”说。“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从其排列顺序来看，既不相生，也不相克。显然，这是殷周之际的一种五行说。

其次，是“五行”的相生相克说。其说最早见于《逸周书·周祝》，其文曰“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1）载，晋史墨用“火胜金”“水胜火”之说解释日食和占卜吉凶并预测战争胜负。《左传》文公七年（前620）有“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之说，从其排列顺序来看，显然是五行相克。《孙子兵法·虚实篇》则有“五行无常胜”，《墨子·经下》又说“五行勿常胜”。可见，春秋时期五行的相生相克说已较流行。

最后，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战国末期阴阳家的代表，著有《邹子》一书，可惜久佚。因其在稷下学宫长期执教，故在集合学宫文献的《管子》中保存了部分邹子学说，特别是《五行》《四时》两篇，集中反映了阴阳家的思想。“五行”在《管子·五行》中有完整的表述，而且是相生的顺序，它把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再用干支与五行依次相配。在《管子·四时》中，把五行与四时、五德、方位、时气、星辰、生物体征比附起来，成为政治服务的“五德终始”说。其说后来被秦始皇采纳，周为土德，秦为水德，水能淹土，故秦能灭周，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

子思学派提出了“五行”的第四种说法。子思学派的五行说与他人不同，荀子的批评正基于此，但具体何指，众说纷纭。杨倞、孔颖达说是仁、义、礼、智、信，郭沫若说是仁、义、礼、智、诚，谭介甫说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均未得要旨。1973年，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出土，这是一篇久佚的被认为属于子思学派的重要文献，庞朴先生以此为据，结合其他史料，以充分的论据证明子思的“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1998年郭店简《五行》篇公布，进一步证实了庞朴之说。有意思的是，简本《五行》有《经》无《说》，版本更早；帛书《五行》有《经》有《说》，版本更晚。有人认为子思作《经》，孟子作《说》，符合荀子“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之论。可见，子思学派的“五行”说是对“五行”的一种全新解读，大大丰富了“五行”说的内涵。

君臣关系是儒家“五伦”之一，为君讲“君道”，为臣讲“臣道”。孔子“臣道”观的核心遵从周礼，体现了孔子向往西周的保守政治观。“周道亲亲”，表面上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别亲疏，实际上说的是上下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是上，臣是下，为臣之道是以“忠”事上。《论语·颜渊》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正是政治等级关系。孟子承袭了孔子的“臣道”观，而稍有发展。《孟子·公孙丑下》言“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内父子而外君臣，父子重亲情，君臣讲互敬，强调的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上下等级政治关系。

子思学派的“臣道”观别具特色，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战国早期的变化。子思强调“诚敬”，为君要“诚敬”，为臣亦不例外。在《中庸》里，子思把“诚”分作“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两种，获得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在子思看来，孔子显然属于前者，即孔子的“诚”是先天的，可以“不思而得”。而“人道之诚”是普通人的，必须经后天努力才能获得。子思的“诚敬”论往往与“慎独”说联系在一起。“慎独”强调“内省”，孔子说“日三省吾身”，又说“内省不疚”，显然子思发展了孔子之说，而又对孟子有所启发。“诚敬”强调“情”，即真情，与“伪”相对。郭店简《性自命出》“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即是此意。《尊德义》说“忠者，臣德也”，认为“忠”是为臣的最基本的道德，这是对孔子之说的继承；《鲁穆公问子思》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之论，这是最具特色的“臣道”观，乃是对孔子之说的发展。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显然受此影响。在秦以后的封建专制时代，此说不被统治者接受，这是《子思》亡佚的一个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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